據世界銀行估計，截至2021年夏季，全球約有97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每天生活費不足1.9美元。而另有資料表明，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富人財富總額卻大幅增加。面對這些現象，英國牛津大學全球化與發展專業教授伊安·戈爾丁（Ian Goldin）近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官網發表文章稱，不平等正在讓世界不斷極化，而縮小貧富差距對於世界穩定和繁榮至關重要。
不平等侵蝕社會發展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全球的發生，“大流行”和“不平等”這兩個關鍵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國媒體的頭條新聞上。疫情對國家預算、供應鏈、教育和工作的干擾，阻滯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程序。戈爾丁認為，疫情暴露了全球財富不平等和窮人受到歧視的嚴重程度。在這種形勢下，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凸顯。為應對衛生危機，各國政府和企業採取了在此前看來不可能採取的行動。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這些舉措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世界各地的歧視和不平等現象。
在戈爾丁看來，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各國透過國內政策和國際協調來阻止因疫情可能引發的經濟和環境危機。他認為，疫情出現後，財富、種族、性別、年齡、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問題更趨嚴重。
戈爾丁說，在西方，不平等的加劇使民粹主義政客和經濟保護主義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援。一方面，窮人因儲蓄較少，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健康狀況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所以受危機影響最大。另一方面，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加劇了其他社會經濟挑戰，包括生產力發展停滯、犯罪增加、人們身心健康狀況不佳等。在這些效應的影響下，一些西方民眾對中間派政治力量感到失望，轉而支援民粹主義勢力，並將社會弊病歸咎於外國人和全球化。日益高漲的憤怒削弱了西方社會應對關鍵挑戰的能力。在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共識的缺席破壞了疫情期間限制出行、佩戴口罩、接種疫苗等措施的有效性，並導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受到政治化操弄。
國際抗疫合作也受到民粹主義的威脅，民粹主義削弱了各國政府與其他國家尋找共同解決方案的可能，導致國際社會難以攜手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如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網路犯罪和金融動盪等。如果任其發展，將加劇世界不穩定性，進而破壞經濟增長，讓財富和分配的不平等情況愈加惡化。
戈爾丁表示，疫情發生以來，歐洲的貧困人口增加了10%。在美國，由於疫情遲遲得不到控制，沒有足夠食物的家庭新增了200多萬戶。在英國和美國，此前存在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這些國家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位居世界前列。疫情期間，在一些西方國家，低收入人群承受著更加沉重的負擔，他們在風險更大的行業工作，在更擁擠的住宅里居住，獲得服務和糧食的機會更少，金融穩定性更差，因而在疫情面前更加脆弱。
此外，戈爾丁表示，在一些西方國家，沒有正式居留權的無證件移民更容易受到衝擊。因為他們無法獲得醫療或社會福利，儲蓄水平也低，如果失業一週以上，他們就會面臨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
探尋有效減少不平等的方法
在戈爾丁看來，減少不平等不僅需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促進經濟增長，還要求人們能夠平等獲得教育、衛生、能源、網際網路和其他領域的資源，並確保每個人獲得不低於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務。在此方面加大政府財政支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戈爾丁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英國對高收入者徵收了世界上最高的稅率，如果美國今天的收入分配與二戰後30年間相同，那麼美國底層90%人口的財富總額將比現在多47萬億美元。稅收可以為醫療、教育、住房、兒童、殘障人士以及其他社會保障領域的公共支出提供資金，透過調整稅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不平等。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英兩國都降低了稅收，隨著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在福利、公共教育和旨在減少不平等的投資方面的支出也在減少。隨著政府收入和再分配能力的下降，不平等程度隨之加劇。
近幾十年，英國和美國等英語國家與歐洲大陸之間在再分配領域的差距越來越大，後者始終堅持再分配承諾，這一點從用於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的稅收佔國民收入的比例上就可以明顯看出。在歐洲大陸，這一比例比英國和美國高出10%—20%，因此，在疫情發生前，歐洲大陸的不平等程度沒有顯著上升。
戈爾丁表示，如果不考慮稅收和政府支出，法國的不平等程度幾乎與美國和英國一樣高，愛爾蘭甚至更高。如果沒有再分配，愛爾蘭將是34個最富裕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然而實際上，透過採取有效的稅收和再分配政策，愛爾蘭和法國已將不平等程度降至遠低於英國的水平。美國曆屆聯邦政府均未能利用稅收和支出降低不平等程度，這意味著美國是所有富裕國家中不平等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即使在不那麼富裕的國家，政府的調節政策也能產生巨大影響。近年來，在歷屆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巴西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目前，較為有效的再分配調節模式已經被20多個國家採用，包括印度尼西亞、南非、土耳其和摩洛哥。即便如此，好的政策仍需要好的政府持續發力。不過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國家，政府更迭、社會政策的急劇逆轉嚴重破壞了減少不平等的努力。
戈爾丁認為，不平等不是抽象概念。如果要釋放社會潛力，並確保建立更有凝聚力和更可持續的世界，就必須解決不平等問題。在他看來，歷史的經驗說明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會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會影響到因國內和國際政治極化而更加脆弱的每一個人。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閆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