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中美兩國政府釋出《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讓全世界“大吃一驚”。不過在這之前,自拜登上任以來,“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就一直被兩國的學者、政府官員和專家視為中美改善關係的主要領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一流行語的目的是想喚起一種希望: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正在積極地共同做一些事情,來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但是,有兩個最重要的部分通常沒有得到答案:如何定義“一些事情”和“共同”?中美兩國應當更好地對公眾界定這兩個領域,以便讓各自國家的公民更好地承擔起責任。
隨著2021年11月中美發表聯合宣告(拜登上任後的首次),兩國政府願意在哪些領域尋求某種程度的“合作”,或者至少繼續對話,終於得到了一些澄清。這份簡短的檔案將“合作”這個詞重複了七次,彷彿是要讓那些僅僅略讀檔案內容的人明白這一點。然而,約翰·克里和解振華幾個月談判的最終結果,仍然是一系列平淡無奇的協議,沒有闡明具體細節,只有一些容易實現的目標,比如,雙方同意在低風險的(且基本上未經大規模驗證的)碳捕集、碳利用、碳封存和直接空氣捕集方面進行合作。
不過,一個值得注意的潛在實質性進展是聯合宣告最後所寫的,雙方有意建立一個“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上月,解振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工作組的目的是使雙邊氣候變化合作機制化,讓聯合行動更加務實。解振華還提供了成立時間表,表示工作組計劃明年上半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而且有可能允許來自兩國的政府和非政府的專家參加。
但他依然沒有真正回答未來一年中美合作的實際狀況會是什麼樣子。在有些領域,人們感知到的或實際存在的政治風險已經超過合作帶來的共同社會收益,而對於這些應當被劃定出來的領域,雙方目前缺乏共識。隨即,某些技術方面的合作就被排除在了談判之外,比如雙方直接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產品;比如兩國相互競爭的國際開發計劃,或者是潛在的軍民兩用能力;比如能源儲存和電動車技術。但是,確實存在著一些領域,在那裡一致性可以帶來富有成效的對話和協議,進而也有望制定出可行的計劃。
● 一個關鍵領域是就碳排放和碳匯的構成達成共識。讓人廣泛瞭解國家碳排放及其節省的計算方法,加上更好的透明度和報告核查,會讓兩國在如何尋求創新解決方案方面有更堅實的基礎。
● 第二個最關鍵的領域是兩國承諾建立一個全球排放資料庫,允許雙方政府或約定的第三方對雙方各自提交的資料進行監督核查。雖然第三方確實應當參與這一過程(擬議的工作組可以為此提供必要的論壇),但雙方對此應當形成共識,同時要核查提交資料的準確性。更重要的是,這種透明化還可以更好地讓兩國公民問責自己的政府。
● 第三個最關鍵的方面是要認識到,氣候合作和氣候競爭從定義上講並不相互排斥。這意味著,對一個國家施壓要求其履行承諾,或認為其承諾不足,不應被完全視為對他國的不尊重。而更進一步的觀點是,競爭特別是來自兩國私營部門創新者的競爭,應被視為氣候方面的絕對積極因素。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最佳實踐教育,創造一個政策環境,允許在政治風險較低的領域實現這類淨收益,則兩國的地方和整個國家都會得到純粹的好處。
一個可以建立低風險合作的重合領域,是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上宣佈的新“藍碳清單專案”。“藍碳”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在過去幾年中得到了重視。根據NOAA的定義,它指的是利用全球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進行碳捕獲。海草、紅樹林、鹽沼和其他沿海生態系統能夠以比全球森林系統更有效的速度吸收碳,這使得保護它們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之一。
在這方面,近年來雙邊和多邊都有歷史性合作的領域。事實上,與中國的科學合作已經納入中國一些沿海地區的試點專案,國家制定了五年行動計劃,因為中國越來越認識到,藍碳生態系統是重要的碳匯,需要予以保護和進行經濟規劃。是的,有證據表明藍色碳匯正受到海底礦藏勘探與開採的嚴重破壞,這是必須要解決的。但也應該注意到,以往的合作讓中方產生了潛在的新想法,或許是值得探索的,比如建立藍碳漁業。
由於美國和中國都在開發各自的專案,以緩解本國境內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雙方有必要在推動全球標準化的同時,分享測量技術和環境影響評估的最佳做法。約翰·克里和解振華提議的工作組是建立這些雙邊合作機制的潛在有益論壇,不僅是為了“藍碳”,也是為了其他不那麼敏感的合作領域,例如,中國參加了由美國、英國、智利、哥斯大黎加和法國新近牽頭建立的“海洋保護區、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國際夥伴關係”,這將鼓勵中國為海洋保護區開發新的修復方法,提升溫室氣體排放的精準性。
不僅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任何國家之間的氣候變化合作都不是一紙聯合宣告或聯合宣言,而是透過政府機構以及NGO等第三方之間的對話,日復一日、鮮為人知、腳踏實地在幕後悄然進行。轟動一時、譁眾取寵的頭條往往讓人忘了這一事實,因為新聞短片關注的往往是兩國關係中更消極的東西,雖然也非常重要。就目前來說,很明顯,雙邊關係的現狀只允許兩國在無爭議的研究與技術方面進行有選擇的合作。
(馬特·傑拉奇 中美研究中心(ICAS)副研究員、海事專案主任,原文載“中美聚焦”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