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親復仇是人類在氏族時代時就種下的感情和行為模式。因為那個時代人們生存必須依託於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所以家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對某一個人的傷害，被視為對全體家族的傷害；對某一次傷害的報復，也就不單隻針對加害者，而是針對加害者家族的全體成員。
這也是最原始的血親復仇方式。與其說它正義，不如說它殘酷。而且也將復仇的概念刻入了我們的基因之中。
古代大家族互相數百人參與的復仇並不稀奇
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突破氏族的限制組建國家後，家庭和氏族並沒有解體和消亡，而是成為了國家的基石。加之早期的國家，組織上還不夠嚴密，對於國家的管理也無法深入。所以雖然國家頒佈了律法來裁決人們之間的矛盾，但是血親復仇並不能被取消和代替。
例如西周時期，朝廷設有 “朝士”和“調人”兩個機構。如果自己的父兄為人所殺，到“朝士”登記仇人的姓名後，就可以自行殺死仇人報仇並無罪。為了防止“冤冤相報何時了”，朝廷透過“調人”這個機構，主動將仇人互相調開避仇，並制止雙方“一次復仇”後的反覆尋仇行為。
說明：調仇這個操作在當時並不是形式上的敷衍，而是很有效的一種措施。因為古代的交通能力很差，如果將互仇的兩家分別派往相隔很遠的地域，他們可能幾代之內都沒有機會再接觸。
到了春秋時期，國家的四分五裂，儒法禮教的大興，讓人們更加忠於自己的家族、氏族，而不是公室。所以血親復仇不但大興（也從血親擴大了主僕），還普遍地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
例如著名的趙氏孤兒、伍子胥攻入楚國鞭楚平王之屍以洩憤等等。而且儒家也給出了血親復仇的理論依據和原則。
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禮記·曲禮上》
不復仇，非子也。《春秋·公羊傳》
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春秋·公羊傳》
版畫 伍子胥掘墓鞭屍
大致的意思是，父仇、兄弟之仇、朋友之仇都要報復。尤其是父仇，不報就沒有資格為人子了。為了避免以復仇之名濫殺，儒家也約定了復仇的原則，那就是父親（兄弟、朋友一樣）如果是被冤殺，可以復仇；如果不是冤殺，則不能復仇（推刃之道）。
復仇的時候也只針對仇人本身，不能因為擔心仇家的人日後報復自己，就將其子、父兄等一舉剷除，這就是“復仇不除害”。
姑且不說儒家的這套規則有自相沖突的地方（例如“不復仇，非子也”和“推刃之道”），單單是“復仇不除害”就很難控制，首先仇人界定就很麻煩，很難說清楚仇人家誰誰有沒有參與到之前的加害之中。
其次人們天然的避禍心理，也會傾向於提前處理掉隱患。所以很多人在復仇的同時也會以復仇之名，行“除害”之實，以絕後患。
即便本無此意，在復仇的過程中也難免誤害發生。例如伍子胥的故事雖然勵志，但是他伐楚過程中，又有多少與他毫無利害關係的人死於他的復仇活動中？這些人的後代難道不能找伍子胥復仇麼？
“斬草除根”這個極其殘酷而且讓人痛恨的觀念，它的根源其實就來源於當時人們推崇的“血親復仇”。復仇的時候是可以痛快地斬草，但是被別人復仇的時候也逃脫不了成為“雜草”的命運。
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觀念很容易造成家族之間的互相仇殺，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冤冤相報何時了。而家族間的血腥對立，也不利於各公室王國整體的團結、凝聚力量。
所以法家非常反感儒家的這一套 – “儒以文亂法”。到了戰國時期，法家大興，各國透過變法開始強調報復行為都必須透過國家的刑罰進行實施。並嚴懲私下的復仇行為。在春秋盛極一時的復仇風氣，開始收斂。商鞅變法後，秦國“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就是這一現象的證明。
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韓非子
但是秦亡漢興之後，儒家也再次興起。血親復仇這個已被壓抑下去的社會行為也就跟著抬頭了，並且開始迅猛發展。
西漢雖然沒有正式的頒佈律法允許血親復仇，但是各地方官員在受理血親復仇案件時普遍會同情復仇者，進而對他們進行減刑、向朝廷申請豁免，甚至於上疏朝廷要求表彰。
而朝廷為了推崇儒學，加深孝道教育，也變相的縱容這種行為。甚至把廣受社會議論的復仇者，以“褒獎孝悌”之名，提拔為官員。但是漢室朝廷很快就感受到了弊端。
復仇之風的大興，讓一個古老職業“刺客”也煥發了新生。他們專為那些“力有不逮者”報血親之仇。其中的名人如郭解、劇孟甚至被記錄於正史之中。而且他們很快就集團化，像著名的“會任之家”就聚集了數千的“刺客”們。
這些集團除了在社會上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之外，也利用他們不對稱的武力優勢，影響朝堂上的官員。這對朝廷、皇帝來說，已然成為了一種威脅。
雖然他們屢遭朝廷打擊，但是這類集團是生長於“血親復仇”這片土壤，所以朝廷也無法徹底根除他們。
民間慢慢也被狂熱地“復仇”之風所綁架。一旦仇怨發生，復仇者便將復仇視為人生的唯一要務，以超出自身能力極限的毅力謀劃復仇。而且復仇的手段極其殘忍，甚至於以父母受辱為名，就殺人全家。
我們現在看漢代的人物傳記會發現一個現象，很多人年輕的時候“怒而殺人”，不少人還不止一次，但是跑到別的地方躲躲也就沒事兒了。這也是漢代這一社會現象的真實反映，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漢代那激昂向上的“尚武精神”也正源於此。筆者這裡不展開這個話題，大家各抒己見。
有人認為這種過度報復的現象是漢章帝頒佈《輕辱法》造成的。倒不如說是狂熱地“復仇”之風，逼迫朝廷出臺了《輕辱法》。因為社會已經認為血親復仇極其正當，一旦發生紛紛上疏要求朝廷減罪。
說明：《輕辱法》主要規定是，殺死侮辱父母的仇人，可以免死。如果官員判決復仇者死刑，也會受到懲罰。
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 描述了漢代七女為父復仇的故事
狂熱一旦形成，實際上就很難約束了。很多人開始利用血親復仇，殺人之後非但不認罪，反而堂而皇之地聲稱自己是在報父母受辱之仇。一旦如此朝廷也難以查證，往往都以減刑免罪了事。
更嚴重的是朝廷也不能成為復仇的障礙。西漢末年，琅邪海曲一個叫呂育的人因犯小錯被縣宰處死，其母呂氏散盡家財招募數千人，攻佔縣城並將縣宰當眾斬首。
這種嚴重冒犯朝廷威權的行為，讓東漢朝廷從漢和帝，開始打擊和壓制社會上的血親復仇，首先是廢除了《輕辱法》。東漢末年，曹操、曹丕父子更進一步的禁絕私仇，規定私自復仇者株連九族。
晉朝延續了這一法令，社會上狂熱的復仇之風，開始慢慢降溫。但是晉朝很快就覆滅，國家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亂之中。
雖然魏晉的法令並沒能根除血親復仇，但是壓制血親復仇的理念卻被後續皇朝繼承。首先血親復仇不再被朝廷作為“孝悌”予以表彰，其次血親復仇雖然查實後會被減罪，但是免罪的案例就非常罕見了。
既然血親復仇有那麼多弊端，例如所有人都知道，不少人以“復仇”之名行殺戮之實，為什麼漢朝以後的諸皇朝仍然不徹底取締呢？
原因是沒有任何政策可以完美地滿足所有情況，如果僅列舉反例就沒有任何政策還可以施行了，這不是更荒唐麼？
皇朝看重的是血親復仇背後的孝道。因為皇朝是建立在一個個家庭、家族之上的。皇朝自身是沒有能力來維持皇朝長久的統一和穩定。皇朝只能基於這些家庭、家族的穩定來獲取穩定，基於這些家庭、家族的互相認同來維持統一。
孝道這個觀念正好可以被所有的家庭、家族（包括互相敵視的家族）共同接受。而孝道又可以維護所有家庭、家族的團結和凝聚。所以皇朝就無法放棄孝道。（二千多年來諸皇朝基本都是以孝治天下）
因此朝廷只能妥協，並居中找平衡。朝廷出臺具體的法律對血親復仇加以限制，但也會在影響較大的具體個案、以及特殊情況下以孝道之名對復仇行為加以赦免。目的無外乎就是為自己獲取最大的利益。
關於復仇的插畫
現象是自唐開始血親復仇的判罰結果，經常出現很大差異。例如唐玄宗時張瑝和張琇兄弟（一個13歲，一個11歲）二人為父報仇，當街殺了侍御史楊萬頃。雖然民間廣泛支援這兄弟二人。
但是玄宗時期皇朝穩固，玄宗更多的是考慮不能助長此風，以免損害朝廷的威權，所以親自下詔以杖殺的酷刑處死二人。
幾十年後唐憲宗時期，皇帝開始需要贏得更廣泛的支援來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為父報仇的梁悅只被判了一百杖刑，然後流放了事。
明朝時律法明文規定血親復仇者要杖刑並流放，但是某些時候朝廷也會故意裝傻。崇禎初年處理閹黨時，黃宗羲在刑部大堂，當著眾官員的面差點把徐顯純刺死，而且事後又找人殺了之前看守他父親的兩個獄卒。
換在別的時候，這是挑釁朝廷威權的嚴重罪行。但是崇禎在內的朝廷不就裝作不知道故意放過了麼？原因自然不是欣賞黃的行為，無非是崇禎希望獲取廣泛的支援以便在打擊閹黨的鬥爭中更具優勢。
血親復仇已然脫離了本意，成了皇朝操弄權柄的一種手段了。
滿清作為最後一個皇朝，有個讓很多人忽視的地方。它標榜自己代明朝自立合法性的基礎是“血親復仇”，大家看看努爾哈赤的“七大恨”就明白了。這也是數千年來，血親復仇被拔高的最高處。
雖然大家也都明白，這只不過是滿清為自己找的藉口罷了，但是很多“血親復仇”本質上不也只是殺人的藉口麼？
既然立朝之本就是血親復仇，滿清自然也就更不能取締血親復仇了。所以滿清在血親復仇上基本延續了明朝的相關律令，原則上不允許，但是可以減刑，原則上也不判死刑（杖刑和流放）。不過滿清的朝廷和皇權在統治上比前朝更為穩固，所以他們也就相應的不需要討好民眾，收緊了“血親復仇”。
在具體使用上更加嚴苛，例如復仇後要主動投案；仇人如果已被抓獲,除非他逃獄否則不得報復；國法已處置的仇人，除非其刑滿釋放後主動上門挑釁，也不得報復等等。
而且對於復仇時間都有限制，例如自己的父母被害，只有當時當場報仇的才可能被免罪，除此之外，至少是杖刑。
嚴苛的法律從事實上讓血親復仇逐步降溫。但是清朝和之前的各皇朝在本質上也沒什麼區別，自然也無法讓社會完全摒棄血親復仇這一觀念。思維的慣性也延續到了滿清之後的民國。
施劍翹
例如1935年著名的“施劍翹案”，為父報仇的施劍翹不但被民間廣泛的同情、理解，聯名要求特赦的中央要員都有五十多人。施劍翹最終被無罪開釋。
施劍翹因其父施從濱曩年為孫傳芳所慘害，痛切父仇，乘機行刺……論其殺人行為固屬觸犯刑法，而以一女子發於孝思，奮不顧身，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特予赦免，以示矜恤。
從上面國民政府特赦令中，我們不難看出，血親復仇的觀念在民國還是深入人心的。
說明：1925年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在奉直大戰中被直系的孫傳芳俘虜，孫傳芳違反了內戰不殺俘虜的規定，處死了施從濱。年僅二十歲的施劍翹立志要手刃仇人，為父報仇。1935年，她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殺了孫傳芳。
隨後中國進入了激烈的動盪以及變化期，血親復仇這一氏族、儒家殘餘也被我們徹底的摒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