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
這是鼎盛時期的大明，主要是在初期軍力最彪悍的一段時間裡。但是，國土都是因時因事因情變化的。
在靖難之役之時，朱棣放棄了大寧都司、內遷了東勝衛。
大寧都指揮使司，後改名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主要防區為今天的河北北部、內蒙古東南部地區，以及遼寧、吉林、黑龍江西北部一帶。朱元璋設定大寧都司的目的是控制長城以北和大漠以南的緩衝地區。而放棄大寧以後，明朝的北部防線就只能退守到長城一線了。
東勝衛，最初設定在今托克托縣附近，主要目的是連線山西諸衛與寧夏諸衛、控遏河套地區。東勝衛內遷並不是說明朝徹底放棄了河套地區，但明朝在河套的控制力度肯定是減弱了。
宣宗時期，遷開平衛遷於獨石，
開平衛，治所在今天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及多倫縣附近的上都城，後來內遷至獨石堡(今河北赤城縣北獨石口)。
其實，開平內遷在靖難之役的時候就已經有所動作了，原因就是明朝在北方的統治力量不夠。後期，明朝的北方防禦重點就落在了宣府重鎮。
世宗時期，放棄哈密衛、河套地區。
哈密衛，位於今天新疆哈密，一直有“西域襟喉，中華拱衛”之稱。但是，這個地方從來都不太平，明朝與瓦剌、吐魯番汗國，一直就在這個地方爭鋒較量。因大禮儀之爭導致封疆之獄，甘肅巡撫陳九疇等四十餘人被處置，於是明朝在西北的力量就難以控制哈密了。而自東勝衛內遷後，明朝雖然未放棄河套，但對河套的控力量卻在一直下降。到了宣宗時期，河套想不放棄也不行了。
於是有：
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里，南北萬里。
西域問題、草原問題，明朝就是一直在收縮，收縮的底線就是長城。長城以北的遊牧地區，可以不要；但長城以南的農耕地區一寸不讓。
另外還有安南地區，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公元1427年，明宣宗朱瞻基就給徹底放棄了。原因很簡單，成本太高、得不償失。
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
蒙古人能打下來的地方，基本上都被明朝繼承了。蒙古人沒打下來的地方，明朝基本上也統治不了。所以，明朝雖然短暫控制了20多年，但無濟於事，最後還得放棄。
最要命的還是東北地區，原來能夠控制整個東北，後來收縮到遼河領域，最後只能以山海關為橋頭堡。自後金壯大以後，明朝在東北步步退卻，幾乎就沒有任何進取調整的可能。
所以，可以說明朝放棄了大片已經佔據的土地，卻一直沒有收復的動作。雖然有明成祖朱棣有過北伐，但是雷聲大、雨點小，動作很大、拓土不多。萬曆有所謂的三大徵，雖然軍事上很成功，但實際開拓國土的統治拓展，卻收效不大。
那麼，明朝為什麼不能效仿漢唐、開疆拓土呢？甚至，收復一下曾經佔據的土地也可以啊？
一個是立國邏輯：明朝是在蒙古大元的基礎上建立的國家。這個邏輯決定了明朝只要取代了大元獲得了正統，就可以大體上繼承元朝的政治資源。這個政治資源，顯而易見的就是國土。於是，大元能統治到哪裡，大明就能統治到哪裡。因此，明朝要比宋朝的繼承基礎好得多，宋朝的繼承基礎是五代十國的亂世，而明朝的繼承基礎則是大元的萬里國土。因為這個立國邏輯，所以明朝初立就擁有了遼闊疆域。
朱元璋時期的武功卓著只是軍事上的一方面，大元的政治基礎則是政治上更重要的一方面。沒有大元打下的基礎，明朝不可能在立國後就擁有萬里國土。
試想一下，劉邦的大漢，直到漢武帝時期才把統治疆域擴充套件到東北、草原、西域和西南夷；李淵的大唐，一直打到高宗時期，才真正成就了遼闊帝國。宋朝最慘，基本上就沒打出帝國來。
一個是治國邏輯：明朝基本上無意於草原。這個邏輯跟宋朝差不多。實際上，明朝的政治精英與宋朝的政治精英，差不多都是一夥人，也就是文人士大夫群體。所以，他們的執政思路也大體不差，不想秦皇漢武但見萬民安康。即然不想秦皇漢武，那麼自然也就不想關心長城以外的事情。
長城既是軍事分界線，也是文明分界線。之所以是文明分界線，就是因為長城還是氣候分界線，基本重合四百毫米等降水線。長城以南主要是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誕生了農耕文明；長城以北主要是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誕生了遊牧文明。對於統治者來說，跨文明統治的難度係數和統治成本，肯定是最高的。所以，放棄農耕文明、固守草原文明，基本上就是大明和大宋的治國邏輯。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治國邏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安史之亂這個遠因，自安史之亂後，中原文明自己搞自己都搞不清楚，直接搞出了一個五代十國，所以也就只能望草原興嘆了。另一個是近因，但也不算太近，主要是澶淵之盟後北宋徹底放棄了幽雲十六州，中原王朝基本上無需過問草原問題了。這兩個原因形成了後世中原王朝的一個路徑依賴：草原就是草原，他們自己玩；中原就是中原，咱們自己玩。
再一個是能力邏輯：明朝缺乏向草原輸出秩序的能力。這是治國邏輯的延續。既然大明的治國邏輯是專注中原，那麼自然也就無心草原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能夠北伐草原、遠征漠北，打得蒙古騎兵哭爹喊娘。但是，這兩個人卻無法在草原建立統治，原因就是大明有能力向草原輸出暴力，而且很暴力；但大明卻無力向草原輸出秩序，而輸出不了秩序自然無法建立統治。
大明為什麼沒有這個能力？不是大明沒有，而是歷代中原王朝幾乎都沒有。兩漢攻略匈奴，但是打完匈奴之後呢？也是放棄了草原，沒法在草原建立郡縣統治。大唐確實可以，但大唐繼承的是胡漢混一的北周政權。大唐有草原底色，所以李世民樂做天可汗。而大明皇帝卻做不到這一點，統治草原也只是羈縻治理，就是建立在武力脅迫和財富誘惑基礎上的朝貢體系。至於實際的統治，甚至收穫統治收益，幾乎不可能。
因為立國邏輯，所以中原文明的大明，繼承了蒙古大元的政治資源，在初期就把疆域拓展到了極限。
因為治國邏輯，所以中原文明的大明，無意草原文明而專注農耕文明，所以逐漸失去了草原國土和西域國土。
因為能力邏輯，所以中原文明的大明，無力向草原輸出秩序、建立不了統治，所以失去了的草原國土和西域國土，基本上也就收復不回來了。
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原王朝就必須要思考草原的事情了，草原不再是外交而是內政。因為地理界限已經擋不住草原胡人，帝國在擴大而且擴大到草原；胡人在內遷而且內遷到中原。但是，中原王朝的想象力卻一直侷限在農耕文明這個層面，所以既不會對草原講故事、也不會對草原供秩序。五胡亂華，就是草原問題或胡人問題的集中爆發
歷經十六國亂世和南北朝分裂，隋唐成就了統一，中原和草原、漢人與胡人的問題，正在嘗試解決方案。一個是中原皇帝的天可汗身份，是在對草原講故事；一個是和親、冊封和羈縻州府等手段，是在對草原供秩序。但是，安史之亂終結了這個嘗試過程。
到了大宋又到了大明，士大夫精英取代了貴族精英，儒家文化進入到了思辨層面，中原實現了文明升級，但是統治的雄心和統治的能力卻在降級。中原王朝無意於草原，也失去了對草原的興趣，於是向草原輸出秩序這件事，也就力不從心了。
但是，中原和草原這個矛盾，卻一直存在，而且貫穿幾千年中國史。王朝能解決則帝國萬里；王朝不能解決則帝國難堪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