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以及中美、中日關係正常化程序的開始，中國外交獲得新的活力和廣闊的活動天地。
70年代前期，毛澤東對國際形勢逐漸形成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估計。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闡述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認為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屬於第一世界，蘇美以外的西方發達國家和東歐國家屬於第二世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屬於第三世界。
4月6日至1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10日，在會上全面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和中國的對外政策。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思想對指導中國的外交工作，堅持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努力建立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和其他型別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包括同美國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都發揮過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國外交突破性大發展的時期，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0多個。我國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拓展了中國外交活動的舞臺，也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礎。
1975，大刀闊斧的整頓
1975年初，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援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整頓。
根據毛澤東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鄧小平明確、堅定地提出要進行整頓的指導思想。他強調：全國各個方面工作都要整頓。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文教、科技、軍隊都要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關鍵是領導班子。經過整頓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要搞好安定團結，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加強黨的領導，發揚黨的優良作風。他還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觀點，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學技術工作。
整頓鐵路部門是鄧小平在經濟領域扭轉混亂局面的突破口。黨中央於1975年3月5日作出決定，著重解決鐵路運輸問題，並派出工作組，會同有關地方黨委，對一些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工作組在一些單位堅決調整領導班子，恢復和健全規章制度。鐵路的整頓，帶動了整個工業首先是鋼鐵工業的整頓。經過幾個月整頓，經濟形勢日益好轉。
這期間，黨中央在組織工作中採取一些重要舉措，進一步落實幹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幹部儘快恢復工作。軍隊整頓在解決“腫、散、驕、奢、惰”，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落實幹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進展。文藝工作方面重新強調黨的“雙百”方針，解除對一些優秀作品發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別是《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是在工業、科技領域系統地提出糾正“左”傾錯誤、恢復和確立正確政策的重要檔案，在一些問題上很有遠見地提出了改革工業、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為後來這兩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經過全面整頓，形勢明顯好轉。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和大多數產品產量指標按照“四五”計劃基本完成。
1976，十月的勝利
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活動，許多老一輩革命家深感憂慮。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四人幫”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10月14日，黨中央公佈粉碎“四人幫”的訊息，人們奔走相告，興高采烈。
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黨和國家的工作開始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1977，高考制度恢復
教育領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巨大的衝擊，教育領域的撥亂反正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強烈要求。
1977年8月4日至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充分聽取與會同志意見後，講了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他指出，無論是從事科研工作的，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勞動者。因此，要尊重勞動，尊重人才。
9月6日，鄧小平就高校招生問題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提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全國高校招生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通過了這一意見。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這一意見，正式決定從當年起，恢復高考，採取自願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國約有570多萬年齡參差不齊的青年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高校共招收新生27.3萬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萬多人）。
1978年2月，被錄取的新生意氣風發地走進了大學校園。1978年上半年，又有610萬考生參加考試。兩屆學生分別被稱為77級、78級大學生。加上79級，統稱為“新三屆”。
高考制度的恢復，不僅僅使大批被“文化大革命”耽誤的青年透過公平競爭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價值觀和社會風尚重新在社會上形成，國家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大批人才開始得到有計劃的培養。
1978，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兩年間，黨和國家工作有所前進，一些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開始，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復和發展。人們急切地期待著黨和國家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對“四人幫”設定的禁區“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於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
這篇文章在廣大幹部群眾中激起強烈反響，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場深刻而廣泛的思想解放運動，成為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衝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會決定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這次全會開始，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幕拉開，鄧小平理論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而載入光輝史冊。
1979，《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實現祖國統一，始終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歷來堅定不移，旗幟鮮明。
20世紀70年代後期，臺灣問題被提上黨和國家重要議事日程。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此後，黨中央進一步從全域性高度統籌考慮祖國統一問題。
1981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談話，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1982年1月，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他進一步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六條方針。這六條方針，進一步充實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一國兩制”構想最早是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的，但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澳門迴歸祖國問題上，並取得成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初步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構想既體現了實現祖國統一、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性，又充分考慮到香港、澳門等地的歷史和現實，是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創造性方針。
參考文獻：《中國共產黨簡史》《文獻中的百年黨史》《中國共產黨歷史通覽》
圖片來源：新華社
出品：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