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柳葉刀》（The Lancet）第一篇社論指出，有必要加強公眾和領導層的科學素養，並誠實透明地傳達科學的警告和限制。醫學期刊要發揮作用，透過促進科學對話，提供透明度和審查證據的手段，併為科學家辯護。信任並不等同於服從。信任是要靠贏取的。信任源自於一種時而脆弱又往往緊張的關係，但同時根植於開放的、承認不確定性且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2022年是新冠疫情肆虐的第3年，新年伊始就繼續向科學界及公眾施加壓力，有必要考慮科學和社會的狀況。英國惠康基金會（Wellcome）釋出的《2020年惠康全球觀察：Covid-19》（Global Monitor 2020: Covid-19）[1]調查報告的大標題是，全球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度在大流行期間有所提高。作為同類調查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該調查涵蓋了113個國家的11.9萬人，結果似乎表明，經過一年多與科學家更密切的接觸，且隨著第一批COVID-19疫苗被譽為科學上的勝利，科學的價值可能並沒有像共同敘事——資訊流行病蔓延、疫苗猶豫、抗議公共衛生措施以及民粹主義政客——所暗示的那樣受到嚴重的侵蝕。亦或者，這種解釋將科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描繪得過於美好和簡單化？
事實上，科學經常遭受攻擊。在《自然》雜誌[2]針對300名科學家的調查中，有幾十名研究人員分享了因談論COVID-19而受到死亡威脅、身體暴力或性暴力威脅的故事。反科學的言論因反疫苗遊說者協調一致的虛假資訊運動以及在許多國家政客們採取的直接行動而不斷升級。巴西科學家的一篇通訊文章概述了博索納羅（Bolsonaro）總統政府如何削減預算、攻擊科學自主性並敵視科學，從而危及該國未來的科學發展，並對教育、公共衛生和環境造成損害。依靠巴西人民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投票表決，預算削減問題也許會被扭轉，但其造成的損害可能是長期的。這種損害如何與全球對科學的信任度的提高相一致呢？
惠康基金會的資料還顯示，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存在巨大的地區差異。東亞（主要是中國）、拉丁美洲、東歐和東南亞國家的受訪者中，表示非常相信科學的比例大幅上升，該資料在俄羅斯、高加索地區和中亞沒有變化，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則有所下降。因此，認為公眾對科學普遍持有很高的信任度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現在已經很難釐清對政府的信任從何消失以及對科學的信任從何而來。惠康基金會發現，對科學家的信任與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密切相關。除了巴西這樣的例外，科學和政治往往不是對立的，而是緊密交織在一起。事實上，在一些對政府信任度高的國家，科學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工具，甚至是超級大國的願景，科學家被譽為民族英雄。例如，在中國，科研預算在整個疫情期間都在增長，被提拔到最高政治職位的首席科學家主導了國家的疫情應對措施。在一些對政府信任度不高的國家，政府們試圖透過“遵循科學”（followingthe science）這樣的口號，獲取公眾對科學家的信任（並克服公眾對政治家的不信任），即使他們本身並沒有這樣做。科學政策和政府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
然而，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政府對科學家的意見不夠重視或完全忽視。這是否反映了人們對以科學主導、循證政策的期望越來越高，目前尚不清楚。隨著反對如強制接種疫苗和新冠通行證等公共衛生措施的示威活動廣泛湧現，科學意見似乎常常與更廣泛的社會與個人自由相牴觸。然而，在大流行期間，公眾已經對科學證據和理解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從R值到疫苗開發。這種興趣並不總是因承認未知、不確定性和科學知識不斷髮展的本質而消蝕。以感染模型預測為例，它可能有助於制定政策。但是，當預測到災難性的感染數字，實際上並沒有達到時，公眾的信任就有可能被破壞。
有必要加強公眾和領導層的科學素養，並誠實透明地傳達科學的警告和限制。在政府、議會和公務員隊伍中擁有更多的科學家將會有所幫助。確保科學界的多樣性和包容性有助於削弱科學的精英形象，並改變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權力動態。醫學期刊也可以發揮作用，透過促進科學對話，提供透明度和審查證據的手段，併為科學家辯護。信任並不等同於服從。信任是要靠贏取的。信任源自於一種時而脆弱又往往緊張的關係，但同時根植於開放的、承認不確定性且相互尊重的基礎上。END
參考資料
[1] https://wellcome.org/reports/wellcome-global-monitor-covid-19/2020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741-x
題圖 Copyright 2022 Beata Zawrzel NurPhoto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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