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給毛主席當了25年秘書,他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毛主席有兩件事是很難下決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鮮的問題,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國民黨決裂的問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宣佈投降,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就在全國民眾慶祝這一偉大時刻時,戰爭的陰雲很快再次籠罩在神州大地上空,蔣介石調兵遣將,為向中共發起進攻進行著各種準備。
日本投降前一天,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在莫斯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蔣介石以犧牲國家利益來換取斯大林的支援。與此同時,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下令在中國和印度的所有美軍飛機出動,幫助國民黨全力運送軍隊,搶佔重要城市。
為了能統一中國,蔣介石除了在軍事上的各種準備外,他決定以“邀請”毛主席來重慶談判的方式,進而爭取在輿論上的主動權。蔣介石跟幕僚連續開會,並於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連續3次給延安致電,“邀請”毛主席來重慶“共定大計。”
報紙上關於蔣介石給毛主席發來電報的報道
這三封電報的內容如下:
第一封: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鑑: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蔣中正未寒。
第二封: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鑑: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在受降程式未盡明瞭。查此次受降辦法,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之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日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在馳電奉邀,務肯惠諾為感。蔣中正哿
第三封: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鑑: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中正梗。
仔細閱讀這三封電報,口吻一次比一次熱烈,到第三封電報時蔣介石連專機都準備好了,恨不得毛主席立即來重慶。顯然,蔣介石這故意為之,他認為毛主席根本不敢來重慶。要知道當時不僅重慶方面,連延安老百姓都知道蔣介石這是設下鴻門宴,請君入甕。
事實上,自從接到蔣介石第一封電報後,延安方面就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毛主席是否去重慶展開討論。起初中央內部不同意,毛主席回電表示先讓周恩來去重慶。蔣介石一收到回電,欣喜若狂,他據此斷定毛主席不敢來重慶。
於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第二、第三封“邀請”電報,強烈“渴望”與毛主席當面會談。如果毛主席不來重慶,蔣介石就順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內戰”的罪名扣在中共和毛主席頭上。鮮為人知的是,蔣介石甚至把毛主席的出路都想好了,給他安排一個省當省長。
面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態勢,毛主席作何應對?當赫爾利告知毛主席蔣介石準備讓他擔任新疆省長時,他又作何感想?面對蔣介石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勢,毛主席從民族大義出發,為了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實現,他毅然決定接受蔣介石的“邀請”,遠赴重慶。
毛主席為何堅持要去重慶呢?對這個問題,毛主席本人最有發言權。在赴重慶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解釋了去重慶的原因。毛主席說:
“我去重慶的問題,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飛同志商談,決定答覆魏德邁的電報,去。這樣,我們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去重慶,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簽字之手在我。談判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只有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達到妥協。”
某種程度上來說,談判就是雙方互相妥協。毛主席也清楚去重慶談判肯定是需要有一定的妥協讓步,並定了底線。毛主席說:“我們準備讓步的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這要看談判的情況,在有利條件下是可以考慮讓步的。隴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們佔優勢。東北我們也要佔優勢,行政大員是國民黨派,我們去幹部,那裡一定有文章可做。”
如果這些讓步蔣介石還是不買賬,那怎麼辦呢?毛主席並不擔心,他做了最壞的打算,他說:“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我去了重慶,領導核心還在延安。延安不要輕易搬家。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上面這些話都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一字未改,可見他是冒著極大風險去重慶的。決心已下後,毛主席立即給蔣介石回電:
“特急,重慶蔣介石先生勳鑑: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毛澤東敬。”
毛主席也給魏德邁發去一封電報:
“鄙人承蔣委員長三電相邀,赫爾利大使兩次表示願望來延,此種誠意,極為心感。茲特奉達,歡迎赫爾利大使來延面敘,鄙人及周恩來將軍可以偕赫爾利大使同機飛渝,往應蔣委員長之約,以期早日協商一切大計。”
毛主席真的要來重慶,這直接打了蔣介石一個措手不及,他根本沒料到毛主席敢來。1945年8月28日下午3時許,毛主席、周恩來等人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蔣介石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專機抵達重慶九龍坡機場。蔣介石沒有安排歡迎儀式,現場只有一些報社記者。
毛主席頭戴拿破崙帽、身穿中山裝,一下飛機他就向現場人群揮手致意。在機場,毛主席對中外記者作了簡短的講話:
“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毛主席的到來,整個山城轟動了,詩人柳亞子賦詩一首,盛讚毛主席這是“彌天大勇。”反觀蔣介石,他此時個人威望如日中天,加上得到美蘇支援,有恃無恐。短暫驚愕之後,蔣介石指示幕僚們開會研究應對策略。
會議臨時確定了與中共談判的三條方針:一是、不允許與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是、不得延長、分期或區域性解決,必須現在解決整個一切問題;三是、談判目的是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對於這三條談判方針,蔣介石頗為自信,喜歡寫日記的他在8月30日晚上日記裡寫道:“毛澤東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顯然,蔣介石根本沒有把中共、毛主席放在眼裡,這樣的姿態註定國共談判不會順利。
毛主席抵達重慶當天晚上,蔣介石在林園官邸為毛主席、周恩來、王若飛舉行了一場小型歡迎宴會,宋美齡、赫爾利、魏德邁以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張群、陳誠、吳國楨、王世傑、周至柔、蔣經國等人作陪。
這是毛主席和蔣介石時隔十幾年後再見,上次兩人見面是在廣州,當時蔣介石已經掌控了國民黨的軍政大權,而毛主席則是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這一次見面必將載入歷史,外界密切關注兩人的一舉一動。
宴會現場氣氛熱烈,毛主席和蔣介石先後作了簡短致辭,之後雙方端起酒杯祝彼此健康。晚宴過後,蔣介石邀請下榻林園,毛主席同意了。自從毛主席來到重慶後,中共方面作了萬全準備,全力保證他的安全。
國民黨方面也沒閒著,戴笠命令軍統特務們24小時監視毛主席的一舉一動。2007年曝光的《參政員毛澤東在渝市之動態》中,時任國民政府憲兵司令部司令張鎮詳細記載了毛主席、周恩來、王若飛等人從8月28日至9月30日在重慶每天的活動情況。
毛主席、蔣介石和赫爾利
記錄的節點詳細到天、時、分,甚至連毛主席乘坐的小汽車車牌號都有記錄。比如8月30日這天有這樣的記錄,“下午4時45分,周恩來乘2189號汽車至桂園;4時55分,張部長陪同周乘車赴曾家巖主席官邸。”“下午4時50分,毛澤東仍在紅巖嘴辦事處。”“下午5時15分,毛澤東乘國渝2385號汽車至桂園。”
從這些記錄中可以看出,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為了和平能儘快實現,他們完全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正式談判從8月29日上午開始,地點設在林園三號樓,上午周恩來、王若飛跟張治中商談談判的內容和流程。
下午,毛主席跟蔣介石會談。雙方分歧較大,蔣介石表示願意聽取中共意見,可不承認有內戰的威脅。毛主席則針鋒相對,指出國民黨軍隊四處出擊,以事實為依據,反駁蔣介石的觀點,雙方會談無果而終。
眼看談判很可能破裂,中共方面作出了重大讓步,於9月3日向國民黨方面提交了談判要點,共計11點,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雙方停止武裝衝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
毛主席、周恩來等人很清楚,這次談判核心就是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問題。根據官方資料,關於解放區政權問題,中共推薦人員擔任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委員,及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副市長。
至於人民軍隊的問題,中共方面一退再退,從原先提出保留48個師到43個師,到最後20個師。不僅如此,中共還提出願意把在浙江、廣東、海南島等南方區域的軍隊陸續撤離。蔣介石看了中共提出的條件後,“腦筋深受刺激”,他只同意中共保留12個師。
據胡喬木回憶,毛主席在重慶的40多天時間裡,他跟蔣介石會面有11次,大多都是公開的,但幾次重要會談都是秘密進行的。胡喬木說:“蔣介石開出了價碼:承認解放區事實上是絕對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軍令政令統一之後,各縣的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酌情留任,省一級人員乃至省主席可以考慮邀請中共人士擔任。”
就在國共雙方談判陷入僵局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站出來“調停。”赫爾利當時有五項任務:一是、防止國民黨政府潰敗;二是、支援蔣介石在中國的統帥地位;三是、協調國民黨政府跟美軍在華指揮官的關係;四是、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生產;五是、儘快統一中國軍隊。
赫爾利為了儘快回國交差,他極力想促成國共雙方儘快完成談判。於是,赫爾利決定跟毛主席談一談。赫爾利對毛主席說:“蔣委員長同意你們部隊保留20個師,並還準備安排你去當一個省的省長。”
毛主席和赫爾利
毛主席一聽,沉默很久後問是哪一個省,赫爾利回答是西北的新疆。新疆作為抗戰時期戰略大後方,又跟蘇聯接壤,當時國共雙方人員乘飛機去莫斯科,飛機都會在烏魯木齊短暫停留,但是這裡遠離政治中心。
蔣介石這樣做顯然是希望毛主席距離政治中心越遠越好,赫爾利也表示贊成。對於讓毛主席擔任新疆省長的想法,蔣介石在當年9月2日的日記中明確記載:
“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應予以妥協,並投其所好,准予整編十二師部隊,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之人(指毛主席),以一省(指新疆)之主席,使其滿足一時,以觀後效,乃決心予之。”
對於蔣介石的安排,毛主席沒有明確回應,只是對著赫爾利微微一笑,那一刻他一定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在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寫了一首詩—《七律·憶重慶談判》:
有田有地吾為主,無法無天是為民。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屎不黃金。
炸橋挖路為團結,奪地爭城是鬥爭。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首詩是毛主席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最好回應,盡顯高明。談判繼續進行,蔣介石越來越焦躁,之所以不願談判破裂,根本原因還是為了發動戰爭爭取時間。蔣介石在給國軍各戰區長官密令中,披露了跟中共談判的原因:
“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制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將寇軍完全受降後,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中共方面態度是:不承認,也不破裂,問題複雜,還要討論。1945年10月10日,中共和國民黨在重慶桂園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毛主席要離開重慶了,蔣介石準備跟他再談一次。
10月11日早晨,毛主席和蔣介石最後一次會談。蔣介石表示在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問題上沒有讓步的可能,毛主席則表示周恩來、王若飛會留在重慶,歡迎跟他們繼續進行談判。上午9點半毛主席乘專機離開,下午1點30分順利回到延安。
毛主席回到延安
上飛機前,毛主席再一次對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講話,呼籲國共雙方為和平而努力,他說:“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很遺憾,1946年6月,蔣介石公開撕毀《雙十協定》,內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