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是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爭議不斷的名字,功過是非一直莫衷一是。
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是堅定的反美主義者,他在任期間對美態度強硬,抵制美國干涉伊拉克內政。
而美國又垂涎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為了奪取該地區資源的控制,而將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視為眼中釘。
故而在聯合國大會上,將一瓶酷似洗衣粉的粉劑作為美國對伊拉克情報調查的“成果”,以其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而帶領北約入侵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
並在不久後抓獲薩達姆,將其送往美軍在伊拉克設立的“特別法庭”,交由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當局審判。
從而在世人面前塑造出一種 “公正嚴明”的救世主形象,實質上在背後操縱著整個審判議程。
美國人為伊拉克帶來西式民主和法制而洋洋得意。
他們在這場自導自演的荒誕劇中暗地指派了一名法官並施以小恩小惠,許諾給予其人身保護,教唆其判處薩達姆絞刑。
然而美國人並沒有真正兌現他們對於保護該法官的承諾,以至於終於被伊拉克當地激進分子所抓獲並欺侮折磨而死,其慘烈程度難以名狀。
那麼他當時無情判處薩達姆以極刑背後的複雜原因是什麼?他又為什麼最終被美國人所拋棄?是誰最後殺掉了他?
波譎雲詭的一審風波
海灣戰爭爆發後,短短几個月,北約軍隊就將開進了首都巴格達。
薩達姆也被迫逃亡其他地區,幾個月後,美軍在提克里特抓獲了衣衫襤褸的薩達姆。
隨後,美軍成立了所謂“特別法庭”對薩達姆進行公開審判,還特意“欽點”庫爾德人擔任審判薩達姆的法官。
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來,在薩達姆執政前期,曾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色列,而以色列又是美國安插在中東地區的楔子。為了遏制伊拉克,美國在暗中支援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
同時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也曾暗中為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提供武裝支援,也正是在庫爾德人的支援下伊朗軍隊曾開進伊拉克北部地區。
因此薩達姆和庫爾德人之間矛盾尖銳,對抗激烈,造成了庫爾德人群體的一些傷亡。
90年代,英美等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以此為藉口通過了進軍伊拉克的決議。
薩達姆這些舉動終於被授人以柄。
一方面是庫爾德民族對於薩達姆政權歷史暴行的不滿,另一方面是美國人殺死薩達姆的強烈意願,同時以“法律審判”的名義為其披上一層公正合法的外衣,足見美國人的陰險毒辣之處。
最開始擔任法官的是里茲賈爾阿明,雖然作為庫爾德人對薩達姆有所不滿,但是他為人相對循規蹈矩,恪守法律原則。
於是在開庭時,善於雄辯的薩達姆便抓住阿明法官的這一特點加以利用。
就在阿明按照程式去詢問薩達姆的姓名、職務時,薩達姆就質問法庭的合法性,不理會法官的詢問。
當法官一再詢問時,薩達姆才擲地有聲地說:“如果你是一個伊拉克人,你就不會不知道我的名字,薩達姆·侯賽因,伊拉克共和國總統!”
並對法官接下來的問題不予理會,開始用阿拉伯語在攝像機鏡頭面前發表演講,公開宣稱法庭的非法性,直到法官讓他入座。
12月5日,薩達姆第三次站在了法庭上,向法官阿明喊話道:“當我發言時,你可以把我當你的兄長,你在伊拉克和本民族的兄長。我知道,你受到壓力,我感到很遺憾,但我這麼做並不是為了我自己,我是為了伊拉克,我是在保護你。”
就這樣,庭審在一片喧嚷之下草草結束。
當阿明宣佈第二天接著審理時,薩達姆向阿明大聲斥責:“我不會回來了,我不會再回到這個不公的法庭了,你們都見鬼去吧!這就是恐怖主義!”
果然在次日的庭審上,薩達姆沒有出席,僅有其他7名被告。
尷尬之下,法官不得不將下一次庭審推遲到12月21日。
幾經波折,法官最後因為證據不足而將薩達姆判處為監禁。
後來,伊拉克新政府“傳喚”他來到政府官邸談話,威脅他必須判處薩達姆死刑,否則將剝奪他的法官權利。
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在2006年年初主動提出辭職,因此一審的結果也趁機被伊拉克政府宣佈為無效審判。
充斥險惡用心的二審
2006年初,在前法官辭職之後,審判薩達姆的法庭迎來了第二位法官阿卜杜拉。
然而這位法官並沒有擔任多長時間,只是因為稱薩達姆為“薩達姆總統”,所以被檢察官所辭退,認為這會對薩達姆有所偏袒。
對此薩達姆還在法庭上質問檢察官:“伊拉克法庭應該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地方,所有法官都應該秉持人道主義精神,遵守職業道德,對任何案件保持中立。根據伊拉克共和國的法律,檢察官不具有辭退法官的權力,所以請你解釋一下,你是如何將阿卜杜拉法官辭退的?”
此外,對於美軍在伊拉克所犯下的醜聞,他還諷刺道:“我執政的時期,但凡有一人敢強姦婦女,他第二天就會被關押到監獄裡,無論他的社會地位、財富、家世如何。”
這些發言讓檢察官啞口無言,只得跳過這個發言再去詢問薩達姆其他的問題。
阿卜杜拉被勸退後,在美軍和伊拉克臨時政府的“精挑細選”之下,法庭上又來了第三位法官阿卜杜勒·拉赫曼。
之所以邀請這位法官,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深受美國和臨時政府的青睞。
他對於薩達姆有著極為強烈的怨恨,不僅多次打斷薩達姆的自我辯護,還進行粗暴地斥責、辱罵。
甚至當場將薩達姆律師團的一名成員驅逐出法庭,一度引發局面失控和混亂。
另外,他還暗中接受美國的賄賂,除了接納大筆的財物之外,還得到了美軍終身保護其人身安全的承諾。
作為交換,美軍要求他必須要判處薩達姆死刑,最好施以最殘酷的極刑,以對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構成心理上的震撼與威懾,或者說是要嚴重警告存在對抗美國心理的政治人物或者勢力。
拉赫曼最終屈服於威逼利誘,拋棄了身為法官的職業道德和原則,以傲慢和侮辱的方式對待庭上的薩達姆,從而迅速把法庭推向了判處死刑的終點。
法庭上,薩達姆還指出美國人曾經對自己施加非人的折磨與毆打。
儘管當時的白宮發言人對此嚴詞否認,拉赫曼也以沒有充分證據為由駁回了薩達姆的指控。
但隨著一系列照片和檔案公之於世,令人不寒而慄的真相也在漸漸浮出水面。
面對如此境遇,薩達姆的律師團曾提出強烈反對,指出這場審判充滿著偏見、粗暴、不公與惡意操縱,甚至威脅要退出審判程序。
然而拉赫曼因背後有美國的支援,對此也依舊置若罔聞、不為所動,並屢次朝薩達姆大吼大叫,夾雜有侮辱性詞彙,決意將薩達姆置於死地。
在去年年底伊拉克多名前政府高官的辯護律師在乘車時遭受武裝分子襲擊,死傷兩人,其中死者還是擔任了前伊拉克副總統的辯護律師。
第二年也就是在二審期間,薩達姆的主要辯護律師哈米斯·奧貝迪也被當地的武裝分子綁架並殺害。
薩達姆和幾位被告人為了表示反對而進行絕食抗議,並拒絕出庭受審,不過依然在此後被強行帶到法庭,並最終被判處死刑。
無論如何,這些巧合的事件都不禁令人浮想聯翩,背後的一系列利益交換與鬥爭也註定復險惡而殘酷。
直到死前,薩達姆依然在據理力爭,他告訴法官:“如果你們已經認定薩達姆·侯賽因殘酷地迫害過自己的人民,那麼你可以相信任何證人所說的話了。”
對於生產並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指控,他鎮定地回擊到:“你們可以找到一個叛徒讓他告訴我藏在哪裡,但是你們無法找到一個叛徒告訴你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哪裡。”
直到如今,這些所謂武器也並沒有找到,使人們對於美國以此為藉口所發動的戰爭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
在美國、拉赫曼法官和伊拉克新政府所操縱的判決下,薩達姆被執行絞刑的日期為2月30日,這一天是伊斯蘭教中傳統的“宰牲節”。
本來這一天是伊拉克人民宰殺牲口,大擺筵席,載歌載舞和張燈結綵的喜慶日子,還是伊斯蘭國家大赦天下的日子,按照慣例不適合執行絞刑。
美軍和臨時政府選擇此日,無疑是為了對薩達姆的人格構成侮辱,同時也有很多伊拉克人民將其看做是美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侮辱。
因此眾多伊拉克人在當時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對,看到拉赫曼身為伊拉克人卻做出這種違反民族傳統的決定,他們感到震驚而憤怒。
這也成為後來拉赫曼飽受詬病和被忌恨的一大重要原因。
恐懼中抵達死亡——拉赫曼的人生末尾
薩達姆死後,西方依舊將自己強大的宣傳機器火力全開,將薩達姆刻畫得惡行滔天,其死是罪有應得。
而將其扶持的伊拉克新政府宣揚為西式民主在中東開花結果的典範,拉赫曼本人也被大肆鼓吹,在西方世界被樹立起了一個光輝的人設。
儘管薩達姆在執政期間也曾經做出過令人震驚的鎮壓、報復行為,但是這場審判卻也並不是清白無邪的。
無論是就它的目的,還是程式而言,都充斥著骯髒的氣息,因此說不過是用一場罪惡來壓制了另一種罪惡而已,這種說法並不為過。
而阿卜杜勒·拉赫曼也在這過程中染指於金錢,屈從於權勢,他也自然問心有愧,沒有辦法清白地活在世上。
況且伊拉克並不會因為薩達姆的死而變得更加前景光明。
因為他的長期執政後所留下的社會基礎無法立刻瓦解,他的支持者勢力也依舊強大,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和滲透著伊拉克社會的方方面面。
作為薩達姆被處以極刑的始作俑者,拉赫曼需要擔心和恐懼的,也正是這些殘餘勢力的存在、報復。
薩達姆死後的伊拉克,似乎並沒有變得更加民主、自由。
相反,新成立的伊拉克政府勢力非常軟弱,根本無法實現全國範圍內的行政管轄。
很多地區尤其是基層的窮鄉僻壤都形成了權力真空,為薩達姆的殘餘勢力和境內外宗教極端勢力提供了生根發芽的溫床。
而民眾也對美軍等境外軍事力量的存在愈發反感,這些力量便利用民眾的這種心理招募極端恐怖分子,佔山為王,與中央分庭抗禮,並頻繁發動恐怖襲擊。
政局也愈發動盪,根本無法具備實施民主和開展經濟建設的客觀環境,唯有新政府在西方的拉扯之下勉強苟延殘喘。
他們不禁又回想起了過往薩達姆時代經濟相對繁榮,社會秩序相對安定,國民生活水平較高的時代。
似乎西方媒體鼓吹的薩達姆的獨裁專制,也顯得並不再可怕了。
有一名曾經參與推到薩達姆雕像的巴格達市民感嘆道:“以前我們只有一個獨裁者,現在我們卻有一百個獨裁者,伊拉克並沒有因為薩達姆的下臺而變得更好。”
境遇愈發糟糕的伊拉克人民對於新政府的不信任感不斷增強。
為了尋找一個情緒的發洩之處,他們把仇恨的目光望向了將薩達姆親自送上斷頭臺的阿卜杜勒·拉赫曼。
薩達姆死後,伊拉克民間對關於拉赫曼對薩達姆的指控一直飽受爭議、批判甚至是抨擊。
並且美軍不僅沒有對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工作發揮作用,反而是醜聞不斷,經常與伊拉克人民發生激烈衝突,也時常有美軍射殺群眾的傳聞。
因此民眾對美國人的怨氣也與日俱增,美軍在他們心中從救世主轉為了侵略者,拉赫曼也被看作是當初美國的傀儡和走狗而被民眾們視為眼中釘和國家的恥辱。
在大量美軍駐紮伊拉克時,他的人身安全尚有一定保障,謀殺者對此無從下手,只是向拉赫曼不斷髮送死亡威脅的信件。
然而當2011年後美軍逐步撤離伊拉克,對於拉赫曼的人身保護也逐步陷入名存實亡的狀態。
美軍也清楚此時的拉赫曼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更沒有了繼續保護其安全的必要。
因此拉赫曼淪為了棄子,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
其實拉赫曼也清楚,審判薩達姆的法庭其實就是美國軍事佔領的產物,它的規則由美國起草,結果由美國決定,死刑是必然的結果。
而他只是美國所找來的一個替罪羊和犧牲品罷了,違背美國人的決定和判處薩達姆死刑而為自己大量樹敵,他必須從中選擇一項。
於是他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或者閉門不出,去躲避當初跟隨薩達姆的遜尼派勢力的追殺,從毒藥、爆炸再到槍擊,各種形式的謀殺紛至沓來。
他甚至希望藉助旅遊簽證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但被無情拒絕。
2014年6月,69歲的拉赫曼準備喬裝打扮為舞蹈演員,並企圖逃往北部庫爾德地區時,不幸被遜尼派伊斯蘭國反政府武裝所擒獲,在經受百般折磨之後將其殺害了。
從寄希望於美國人,到慘死於自己的同胞手中,這位可憐的法官至死都沒有掌握過自己的命運。
不知在他臨死之前,是否有後悔過為美國人火中取栗。
總結
美國在一系列操縱下將薩達姆送上斷頭臺的過程,有人認為這是超級大國秉持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來欺壓弱國、干涉內政乃至顛覆政權的惡劣行徑。
或者說這也與西方強大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機器有不小的關聯。
當下世界依舊是西方主宰輿論陣地制高點的時代。
在薩達姆受審期間,西方為了操縱伊拉克的民意以將其引向對美國自身有利的方向,更是在審判中將薩達姆塑造成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的“暴君”,而將法官拉赫曼塑造為懲惡揚善、公正嚴明的光輝人設,是伊拉克暴政的掘墓人。
正如希特勒時期的戈培爾所說:“謊言只要重複一千遍那就會成為真理。”
那時的人們在西方紛至沓來的、帶有欺騙性的宣傳下深信不疑,於是歡呼著把薩達姆送上斷頭臺。
他們更不會知道,就現在的伊拉克來看,薩達姆時期似乎並不像西方所抹黑的那樣糟糕,反而是如今戰亂不斷、滿目瘡痍的伊拉克更像是人間地獄。
他們更不會相信,所謂懲惡揚善的拉赫曼法官,不過是西方用金錢、強權所驅使的牽線木偶罷了,若干年後他將會被自己的同胞所唾棄,在伊拉克人民群眾的口誅筆伐中痛苦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