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來到了北京，住進了香山別墅。
有一天，周恩來的弟弟周同宇和妻子一起，來到了香山，看望多年未見的兄長周恩來，當時北平剛剛解放不久，很多國家的事務都要開始進行籌備，當時的周恩來忙前忙後，一直沒能有時間，接待自己的弟弟和弟媳，直到半夜有空，才見了他們。
周恩來在向弟弟周同宇談論了國家時局和家庭後，周恩來問周同宇：“你們今後是怎麼打算的？”
周同宇說：“我今年已經45歲了，雖然在二十年前離開過革命，但也一直嚮往著革命，做著黨的外圍工作，我現在只希望自己能從頭做起，正式參加革命工作。”
周恩來很嚴肅地對他說：“你已經脫離革命這麼多年了，你知道怎麼才能為革命工作嗎？我看你應該先去上華北大學，學習之後，由組織上安排你的工作崗位。”
周同宇和王士琴
周同宇的妻子王士琴也在一旁說：“同宇該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我是完全沒有意見的，只是我打心眼裡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可從1937年開始，孩子一個接著一個的生，我就只能留在家裡，再沒有機會工作。現在新中國將要成立了，我真的希望能有機會出來做點工作。”
周同宇聽到妻子這麼說，便也說道：“你不要想得不切實際，現在孩子還小，你當媽媽的不去管，誰來管？”
周恩來卻說：“士琴想出來工作，是好事情嘛！她的俄語很好，組建外貿部非常需要向她這樣的人！至於孩子嘛，不用發愁。”然後看了士琴一眼，接著說，“新的社會，就是要婦女解放，你們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孩子們都過來上學。我支援士琴出來工作。”
當時王士琴的眼中放出光芒，臉上也充滿了久違的喜氣。後來她聽周恩來說，當時的學校裡非常缺少俄語教師，便提出去當中學的俄語老師，周恩來也同意了。
周同宇的革命貢獻
周同宇的本名叫做周恩壽，後來在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開始大肆抓捕共產黨人，當時的周恩來身為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人物，為了讓弟弟不受影響，便讓弟弟以字代名，從此之後，周恩壽便更多的使用周同宇這個名字。
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壽
在1924年春天，周同宇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當年冬天，轉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當時受到黨組織的派遣，進入了北平的宏達學院進行學習，以學生的身份作為掩護，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婚，10月周同宇送鄧穎超去了廣州，後來經過黨組織的同意，周同宇在1926年1月進入黃埔軍校學習，成為了黃埔四期的政治課學員。在當年6月畢業後，便參加北伐戰爭，攻打武昌時身受重傷。對此，周恩來也經常說：“同宇為革命流過血，他這一點要比我強。”
1926年9月1日黎明，北伐的軍隊來到了武昌城下，北洋軍的大炮接二連三的從空中響過，不少傷兵也一個接著一個抬到了政治部。當時鄧演達和十幾位宣傳員卻始終不見身影，當時便決定讓郭沫若、胡公冕、周同宇三個人，到前線視察一番。當時的周同宇還是一位很敏捷的短小精幹的少年，那時做著小隊長。
郭沫若走在前面，周同宇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後面，走了沒有多遠， 走到了全無隱蔽的地面上了，轟隆一聲，一個大炮打了過來，這一炮正落在了三人背後的路上，爆發了。胡公冕立刻在後面立刻叫上了郭沫若：“有人受傷了，快轉來，快轉來！”
周同宇
等郭沫若向他說的方向看去，發現周同宇正躺在草墩下面呻吟，左腳的腳背流著血，好多人出來圍著他。
“恩壽也受傷了嗎？那邊的番薯地裡還躺著一個呢！”郭沫若說。
“我已經叫同來的伕役們去找擔架去了，同宇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回到部裡叫人來抬吧！”胡公冕說。
“用不著回去叫人！”郭沫若說，“我們就在這裡，找一扇門板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胡公冕也贊成郭沫若的說法，在農家裡找到了一張楊妃椅，便將這把椅子四腳朝天地翻了過來，在裡面敷上了很多稻草，這樣就成了一副擔架，將周同宇移進了擔架裡，兩人便將周同宇抬回了南湖。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慘案，當時23歲的周同宇正在和一個姑娘談戀愛，然而不知道為什麼，忽然有一天，那個姑娘沒有打招呼，就跟著一個男人去了四川。當時痴心的周同宇被這件事情打蒙了，便想去四川，找那個姑娘問個清楚。
當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組織工人的武裝起義，周同宇便向另一位負責的同志請了假，得到允許後便去了四川，到了四川才知道，那個姑娘已經移情別戀。不想再和周同宇交往。周同宇只好趕回武漢找組織，卻恰巧撞上了從上海趕到武漢的周恩來。
周恩來聽說周同宇去了四川，便覺得實在是荒唐至極，周恩來大發雷霆，斥責弟弟擅離職守。因為當時准許請假的領導不在，周同宇也怕連累這位領導，便沒有為自己申辯，周恩來誤認為他是擅離職守，便做出了撤職查辦，把他派到了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周同宇此時滿心委屈，也不禁動了氣，他說：“既然你認為我不配做革命軍人，那我還不做了！”一氣之下，周同宇跑出了北伐軍總部的大門，離開了周恩來和革命隊伍，離開了黨組織。
周同宇離開黨組織後，內心非常痛苦，一個二十多歲的共產黨員，在蔣介石製造四一二慘案時都沒有脫黨，卻僅僅因為自己兄長的不理解，而感情用事離開了黨，就像失去母親一樣痛苦，此後的他只想早日回到革命隊伍，回到黨的懷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周同宇趕到上海去尋找黨組織，奈何一直沒有找到，便又遺憾地回到了天津家裡。
這件事情，影響了周同宇一生的命運。直到幾十年之後，有人向周恩來提起了這件事情，周恩來知道真相後，也坦誠地說：“那時候我還年輕，火氣很大，是我對他幫助不夠。”表現了對自己弟弟的負疚和惋惜。
周恩來堅持讓周同宇退休
周同宇在華大培訓出來後，分配了工作，在鋼鐵工業局當了一個普通的幹部。
在1959年的一個星期天，周同宇回到家中，他的大女兒周秉德立刻就看出自己父親和往日不同，父親平常緊皺的眉頭那天是格外的舒展，滿臉的春風喜氣。
周秉德忍不住問父親：“爸爸，一定有什麼事情讓你高興！”
周同宇一家人
“到底是我的大女兒，一眼就看穿了爸爸的心！”周同宇呵呵笑著，“我剛想告訴你媽媽呢！我調動工作的命令已經下了，下週就去內務部上班了！”
“好呀！”王士琴聽到後，也是格外的高興，對秉德說，“你爸爸的身體不是很好，之前當那個倉庫的管理科科長又太忙了，他吃不消。現在調到了內務部機關，離家近一些，工作還輕鬆，這不好嗎？”
“內務部是幹什麼的？”秉德好奇地問，“爸爸你能去做什麼工作？”
“這是你陳賡伯伯出的點子！”周同宇一邊翻著報紙一邊解釋，“你知道，我和你陳賡伯伯是黃埔軍校的同學，是他找了內務部的曾山部長，對曾山說：周同宇對革命是用過貢獻的，現在身體又不太好，把它調到內務部，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工作吧！”
“爸爸，你不是在1927年就脫離革命了嗎？還有什麼貢獻可言？”周秉德說。
“你怎麼對爸爸說話呢？”王士琴提高了聲音，“不是隻有在黨內，才對革命有貢獻。1928年，你的伯父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在東北一路上，都是由你的父親一路掩護，才安全脫險，保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革命的貢獻難道不大嗎？”
周恩來的兩位弟弟，周恩浦和周恩壽
王士琴接著說：“當時在天津時，你爸爸開的那一間貨棧，也是葉劍英元帥給你爸爸撥的經費，你爸爸在那個時候，也配合地下黨，為解放區採購和運輸醫療器械。為此，你爸爸還被國民黨抓去關了牢房，可你爸爸只承認自己是周恩來的弟弟，沒有出賣過一個共產黨員，敵人抓不到證據，就把他又放了出來，出獄之後，又立刻和地下黨員接上了關係……”
當時，周恩來聽到這件事情後，立刻將曾山叫去談話，再三明確交代：“周同宇的工作，職務要安排得儘量低一些，工資級別也儘量低一些，因為他是我弟弟。”
其實，如果周恩來不進行干預，僅憑周同宇的資歷和能力，在內務部安排一個好一點的職務，幹一些輕鬆點的事情，也並不是什麼問題。但周恩來絕對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周同宇即便到了內務部，職務仍然是很一般。
20世紀60年代初期，周同宇的胃潰瘍越來越厲害了，經常在家中休息，已經不能正常上班。當然，在當時來說，像他這樣身體不好，帶薪療養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但在周恩來那裡，這卻成了一個問題。
1963年，在一次開完會後，周恩來留下了曾山部長，向他交代說：“我的弟弟身體非常不好，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請你讓他提前退休。”
曾山部長當時也只是口頭答應，但並沒有去辦理，因為按照正常情況，在退休之後，工資就再也沒有機會調整，許多在職時期的待遇也都會取消。所以一般人都不願意退休，很多人到了退休年齡，也仍然希望繼續推遲辦理退休手續，更何況周同宇還沒有到退休年齡。曾山認為周恩來的工作忙，過段時間就忘記了。
然而只要兩人的兄弟關係沒有改變，周恩來就不會忘記這件事情，他再次將曾山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裡，表情十分嚴肅，對曾山說：“曾山同志，我弟弟退休的事情已經交代你幾次了，為什麼還不辦理？”
“總理，最近比較忙……”
“你不要找理由！回去後立刻辦理，你再拖著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他是我的弟弟，怎麼可以拿著工資不上班呢？”
於是，在1963年6月，周同宇提前一年辦理了退休手續。當時周同宇家中六個孩子，除了已經工作的秉德和當飛行員的秉鈞，其他四個孩子都要上學，家中的負擔一下子重了起來。
有一天，周恩來見到了秉德，問她說：“秉德，你爸爸的退休手續辦了嗎？”
周秉德點了點頭，周恩來接著問：“我堅持讓他提前退休，你爸爸想得通嗎？”
“反正，爸爸的一貫態度都是這樣，一切都聽您的，您怎麼說，他就怎麼辦。但媽媽卻有點想法， 認為四個孩子在讀書，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候。”
“那對你爸爸退休的事，你想得通嗎？”周恩來接著問。
“當然想得通，爸爸是你的親弟弟，所以應該更嚴格，他不能堅持正常工作，就不應該從人民那裡拿全額的工資。爸爸的工資雖然少了，可這麼多年都是伯伯您供給我們學費嘛！如果沒有伯伯您的幫助，我們六姐弟早就向學校申請助學金了。”
“話不能這麼說。”周恩來搖搖頭，“你媽媽有看法也是正常的，她是一個很自尊自立的人。總拿我的錢，她心裡也不踏實。在你奶奶去世之後，我就承擔起了養育兩個弟弟的責任。如今我選擇了這條路，就只能向前，不能退卻。可你爸爸不同，他如果早點退休，也能渡過後半生，我對你奶奶也算有個交代了。”
周恩來稍作思考後，對周秉德說：“秉德，我會交代成元功他們，從這個月起，每個月從我的工資裡拿出200元，你拿去給爸爸媽媽。”
“伯伯，不要給這麼多！”
“你們家六個孩子，一人20元，就需要120元，剩下的給你父親買點補品，他的胃不好，體質太弱了。”
周秉德聽後，還是不敢答應下來。周恩來對她說：“怎麼？我這個伯伯的錢你們不要，難道要你的爸爸媽媽向組織伸手要錢嗎？這樣我心能安嗎？用我的錢，就可以少花人民的錢。不要給國家增添負擔好不好？”
周秉德聽了這話，除了點點頭，還能說什麼呢？
每次周秉德在西花廳拿到這筆錢，回家交給媽媽的時候，總會滿面笑容，此生有幸，能有這樣一位官職顯赫又充滿愛心的伯伯。
而周恩來當時的工資是404.80元，而鄧穎超的工資是342.70元。從1958年，到周恩來去世的1976年，工資的累積不足17萬元，而他們在這18年裡，拿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收入來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不願意親友因為困難向國家申請補助，是為了給國家減輕負擔。
終身不允許周同宇回淮安
周同宇作為周恩來的親生弟弟，他為了哥哥的工作，也心甘情願地做出自己感情上的一些犧牲， 甚至留下了很多無法補償的遺憾。
樹高千尺，葉落歸根。周同宇也是十分的懷念自己的家鄉，尤其到了老年，特別是在退休以後，他總是念叨自己15歲就離開的淮安老家，非常想回家去看看。解放後，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來提出要回家看看，但都遭到了拒絕。
有一天，在西花廳的海棠花盛開的日子裡，周同宇一家人被周恩來邀請到西花廳賞花，那天春風拂面，陽光燦爛，周恩來和周同宇兄弟二人在前庭的花間散佈。
周恩來淮安老家
“哥哥，我聽爾輝來信說，咱們淮安老家的房子太破舊了，再不修就要塌了，淮安縣委已經說了，要幫著把咱們房子修一次，把裡面幾乎人家先搬出來，要不我先回去一次，看看怎麼修？”周同宇說。
“不用了，我已經給淮安縣委講過了，院子裡的住戶不要搬遷，我們的房子要塌掉就讓它塌掉，不許翻蓋維修，更不許搞什麼紀念館。不要搞封建主義那一套，只要我活著，就不許搞。”周恩來的話十分堅決，毫無商量的餘地。
“我15歲離開老家，現在已經快40年了，哥哥您離開那裡也已經50年了，你難道不想家嗎？”周同宇的聲音有些顫抖了，他真的有些動情了。
“我也是人，怎能不想？但我一個是忙，一個是不願打擾地方的同志。”
“你是國家總理，回去有光宗耀祖的嫌疑，但我是平民百姓一個， 難道也不能回家看看嗎？”此時周同宇的聲音已經哽咽了。
“就因為你是我周恩來的弟弟！”周恩來的語氣十分堅定，“你想一想，如果你回去了，縣委能不派人接待你嗎？明擺著是給地方同志增加麻煩，你又何必去做呢？除非我哪天不再做這個總理了。”
周恩來淮安老家的臥室
周同宇也只能點點頭，話語中充滿著無奈和淒涼：“可能真的是老了，我總會想起老家，看來只有等我死了以後，把骨灰送過去，一了卻我的思鄉之情了。”
周恩來不再接話，周同宇也不再堅持，若說周同宇此生的遺憾，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沒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淮安老家再去看看。周恩來在世時，周恩來不允許他回去。周恩來去世後，周同宇的身體也不好，無法再回到淮安。
周同宇臨終之前，也動情的對王士琴說：“我死之後，你們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後院，小時候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去看看。”
可見周同宇臨終時，魂牽夢繞的依然是對故土的思念。
結語：
“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就是這樣的一句話，讓周同宇一生，都將國家的利益和兄長的囑託看得格外重要。就因為這句話，為了避嫌，甚至在很多方面，連普通公民的待遇也要失去。
乃至於我們在周同宇後代的身上，也能看到這兄弟二人對整個家族的影響，他們沉穩樸實地生活著，從不高看自己，他們以周恩來這樣的家人而自豪，卻又從不因此而傲慢。兄弟二人營造的家風，激勵他們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斷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