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蘇聯方面再次越境，出動裝甲車在我國東北邊境七里沁島上，衝撞壓死我邊民數人，訊息傳開後，無數國人對蘇聯方面的無理行徑倍感憤怒。
中央政府對不斷升級的中蘇邊界衝突制定了“剋制中堅守國土”的方針，要求我邊防部隊“不鬥則已，鬥則必勝。”
進入1969年後，中蘇關係一如既往地緊張。
1969年3月，蘇軍侵入離七里沁島不遠的我國珍寶島，襲擊了我國島上巡邏的邊防軍戰士。
圖|遠眺珍寶島
其實在五年之前，也就是在1964年舉行的中蘇邊界談判中，蘇方代表已同意：
江中的邊界和島嶼歸屬應按照主航道中心線劃分，即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線分界，非通航河流以河道中心線為界，並以此為依據大致劃分了河中島嶼的歸屬（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告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既然蘇聯政府已經承認珍寶島是中國領土，那麼蘇軍在珍寶島挑起事端的行為，完全是蘇聯意欲全面升級中蘇對抗的訊號。
圖|珍珠島反擊戰
中國邊防部隊在3月對蘇軍的入侵進行了三次反擊，擊退蘇軍捍衛了領土完整。
1969年8月，蘇軍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以三百人的兵力突襲我軍邊防巡邏隊，經過激烈戰鬥後，由於敵我人數過於懸殊，最終邊防巡邏隊成員全部犧牲。
這一年，蘇軍在中蘇邊境持續增兵佈陣，一百多萬大軍直逼中蘇國界線，部署在蒙古國的蘇軍離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部隊內還裝備了數十臺可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發射器。
8月20日，蘇聯駐美國大使受命詢問美國政府，如蘇聯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美國將作何反應，美國高層對此進行了緊急討論。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認為，即便中美處於嚴重對抗狀態，一個與蘇聯交惡的中國也有利於美國對付“頭號敵人”蘇聯，中國若被蘇聯的核彈打擊打垮，將會是美國的巨大損失。
圖|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舊照）
況且如果蘇聯的“核打擊”成功，其震懾效果將波及整個世界，讓其他國家不得不屈服於蘇聯，甚至連美國和西方陣營國家也不能倖免。
再有，如果我方採取“核報復”手段，則會加重核汙染，美國在亞洲的幾十萬駐軍都會受到嚴重威脅。
基於這些考慮，美國政府決定把蘇聯的企圖通知中國政府。但是中美結怨已久，美國擔心透過政府渠道轉告中國未必會被相信，反而可能被認為是美國方面的陰謀。
於是美國政府安排《華盛頓明星報》釋出了一條新聞：
“據可靠訊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圖|核彈爆炸場景舊照
我國政府收到訊息後，一方面在媒體上大力揭露蘇聯的陰謀，爭取國際輿論對蘇聯施壓，一方面加緊戰備，積極進行防禦核打擊的準備。
根據備戰需要，我國很多重要工業企業開始向偏僻的山區搬遷，主要生產方向也由民用轉變為軍工。
就這樣，由於“核打擊計劃”被提前曝光，在邊境地區屯兵百萬的蘇聯，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剋制住了對我國進行核攻擊和發動全面戰爭的衝動。
1969年9月2日，越南領袖胡志明去世，中蘇兩國隨後都派出代表出席葬禮。
圖|1969年9月，安臥於水晶棺中的胡志明（舊照）
在此期間，我方代表始終避免與蘇聯代表團團長、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接觸。
9日下午3時，越南外交部來到我方代表駐地，轉達了蘇聯方面的事項，即蘇聯方面希望在回國途中在北京停留，同時希望柯西金能與周總理見面。
李先念隨即透過大使館向中央報告，中央經過慎重考慮，同意了蘇聯方面的提議。
9月11日，周總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進行了會談，雙方在邊界問題上達成了諒解。
然而柯西金回國後，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卻執意要對我國保持強硬態度，不同意緩和雙方關係。
圖|1969年9月，柯西金與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機場交談（舊照）
9月16日，蘇聯在英國的新聞代言人透過倫敦一家報紙釋出訊息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
一時間，以核打擊為先導的中蘇大戰再次一觸即發。不過10月20日，中蘇中斷的邊界談判在北京重啟，大戰危機得以解除。
中蘇雙方能夠在核戰深淵前緊急剎車，主要是因為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國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對蘇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威懾；第二，我國積極備戰，並擁有核力量。
這兩個原因中，我國的核力量作用更為關鍵——畢竟早在1964年10月16日，我國自行製造的第一顆原子彈就在羅布泊爆炸成功。
圖|1964年10月16號下午3點，在新疆羅布泊地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那麼，美方又採取了什麼樣的威懾呢？面對蘇聯向世界透露的要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情況，美國採取了非常措施——動用之前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秘密破譯的密碼，釋出將對蘇聯本土134個城市及重要的軍事、交通、企業等目標進行核打擊的計劃。
10月1日晚，柯西金當面向勃列日涅夫做了彙報：
“剛才國家安全委員會報來兩個訊息，一個是中國的導彈基地已經進入臨戰狀態，所有的地面導引站都已開通，這一點我們衛星收到的訊號和拍攝的照片都已經證實。另一個是美國已經明確表示中國的利益與他們有關，而且已經擬定了同我們進行核戰的具體計劃。因為情況十萬火急，他們只是通報了訊息，正式報告還要稍晚些送來。”
這樣的情況，讓勃列日涅夫大感意外，立即打電話命令蘇聯駐美大使核實情況。
圖|勃列日涅夫發表講話（舊照）
蘇聯駐美大使很快就向克里姆林宮回覆：
“情況屬實，兩小時前我同基辛格會晤過，他明確表達了尼克松總統認為中國利益同美國利益密切相關，美國不會坐視不管。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他們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他們將首先參戰。基辛格還透露，總統已簽署了一份準備對我國130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核報復的密令。一旦我們有一枚中程導彈離開發射架，他們的報復計劃便告開始。”
勃列日涅夫沒想到，在中蘇對抗的關鍵時刻，和中國水火不容的美國居然會站在中國一邊，他只能悲嘆：“美國人出賣了我們。”
作為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之後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似乎都忘記了蘇聯始終是美國不改的頭號敵人，由此造成的戰略誤判，為蘇聯以後的解體埋下了伏筆。
圖|勃列日涅夫（左一）、卡斯特羅（左二）和赫魯曉夫（右二）
但是，美國對蘇聯只是在做最大限度的威懾，如果蘇聯真正對我國實施了核打擊，美國未必會和蘇聯“玉石俱焚”。
尼克松在部署對蘇聯進行核威懾時說得很清楚：“對於眼前這場中蘇一觸即發的戰爭，我們當然應當阻止。如果他們執意要打，那是他們的事情。”
蘇聯其實也清楚這一點，柯西金在給勃涅日涅夫彙報美國核攻擊計劃時，就指出對我國實施核打擊的最大風險還是在於我國的反擊：
“也許美國的所謂核報復計劃是恐嚇，但中國的反擊決心是堅決的。雖然他們的核彈頭不多，但我們不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就剝奪他們反擊的能力。更何況他們在4年前就進行過導彈負載核彈頭的爆炸試驗，其命中目標的精度是相當驚人的。而且他們有了防備，現在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們應該和中國談判。”
圖|柯西金出席會議（舊照）
我國在1966年10月進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就是在為可能遭遇的核打擊做準備。
“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美國媒體對我國核試驗的評論，道出了其中的關鍵問題。
除了增強核反擊能力，在這一形勢嚴峻的時刻，我國還進行了人口、物資大疏散。
10月，毛主席到了武漢，林彪去了蘇州，留守北京的領導人也多去了京西山區，市內只剩下周總理和黃永勝等數人。
多數老同志沿京廣線安置，以備戰時呼叫。
“萬一打起仗來，要找的時候，我還離不了這些人呢。”由此可見毛主席做好了戰爭的準備。
圖|毛主席正在看書（舊照）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北京的大學也開始遷移，中國科技大學就是從那時“戰備疏散”到安徽的，此後就留在了那裡。
北京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紛紛到外地投親靠友，連傢俱回收都被壓到了很低的價格。
有了充分的準備，蘇聯不可能憑核打擊就把我國打垮，在對我國進行核打擊後，蘇聯必定會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潭，真正獲利的只能是美國。
不過面對核戰爭的後果，美國也不想“火中取栗”，蘇聯如果一意孤行，只會帶來世界性的災難。
在中蘇處在戰爭邊緣的時候，美國看到了聯中抗蘇的機會。
圖|尼克松與基辛格正在談話（舊照）
早在8月初，尼克松即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找機會和我國在波蘭外交人員秘密接觸，傳遞美國想和我國改善關係的訊號。
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所以一再拖延，直到中蘇已經開始重新進行邊界談判後，尼克松安排給他的任務還毫無進展。
尼克松和基辛格心急火燎，生怕蘇聯先於美國和我國改善關係，快到12月的時候，基辛格已經忍無可忍，向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下達了最強硬的指令：“要麼你照辦，要麼我們派願意照辦的人來辦。”
圖|晚年的基辛格（近照）
斯托塞爾這才慌了起來，派人到我國駐波蘭外交人員可能出現的地方蹲守，可是接連幾天都沒有看到我國外交人員出現。
正在美方外交人員一籌莫展的時候，南斯拉夫駐波蘭大使館給美國大使館發來信函，邀請其出席在華沙科學文化宮舉行的南斯拉夫時裝展，斯托塞爾這才找到了機會。
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館，斯托塞爾婉拒了南斯拉夫方面安排的顯要位置，一直在展場門口守候我方外交人員的出現，南斯拉夫方面不知其意，陷入了迷茫。
圖|波蘭首都華沙的科學文化宮（舊照）
終於等到了我方外交人員出現，但來的兩個人裡面，美方只知道其中一個是翻譯，另一個從未謀面。斯托塞爾正與下屬商量要不要行動時，我方外交人員卻先發現了他們。
那時中美關係處於對立面，雙方外交人員也“劍拔弩張”，美方人員的舉動有些鬼鬼祟祟，自然引起了我方的警覺，便提前離席而去。
斯托塞爾見狀顧不得周全，急令下屬先追上去叫住我方外交人員，自己取了大衣隨後趕到。
我方外交人員不願和貿然出現的美方人員過多交談，只想儘快離開以免違反外事紀律。斯托塞爾情急之下，趕緊把資訊傳遞了出來：
“最近我在華盛頓見到了尼克松總統，總統說他要和中國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先生，我想告訴您，總統想與你們領導人舉行會談是十分認真的，因為我們希望和你們的國家改善關係。請把這一情況向您的上級報告，我們樂於聽到你們的迴音。”
至此，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總算完成了任務，不僅沒有丟掉職位，還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中有了一席之地。
其實我國在蘇聯的不顧後果的挑釁中，認識到蘇聯才是更危險的敵人，已經有了和美國改善關係的願望。
圖|周總理和朱老總等人觀看航空表演（舊照）
9月17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在呈報給周總理的《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就提到：
“蘇修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為“對華作戰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迄今美帝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
陳毅元帥還建議以蘇美之間的對抗為契機，來恢復和美國的關係，並提出了具體操作的建議：主動提出舉行更高級別的會談；臺灣問題在更高級別的會談中討論；為保密會談不在波蘭提供場地舉行，可以安排在中國大使館。
就這樣，中美雙方在1969年，因為蘇聯對中國的戰爭威脅開始相向而行，近十年後建立了外交關係。蘇聯的妄為使其終被世界兩大力量聯手對抗，從而逐漸走向了衰落，最終轟然解體。
圖|蘇聯解體，街頭充滿混亂（舊照）
回顧歷史，中蘇之間本來有過親如兄弟的關係，之所以會造成後來這樣的局面，主要歸咎於蘇聯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也和當時所處的特殊歷史時期有一定的關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我黨在革命鬥爭中所取得的成就，令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刮目相看。
但這時的斯大林還沒有完全認識到中國的力量。1949年12月，毛主席訪問蘇聯時，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大會。在毛主席借給他祝壽之機，赴莫斯科與蘇聯簽訂新中蘇友好協議時，斯大林還把毛主席“晾了”好一陣。
圖|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大會（舊照）
最後在美國有意放棄臺灣，與新中國交好的形勢下，蘇聯才和中國完成了協議的簽署。
中國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現，讓斯大林以及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體會到了中國巨大的價值，蘇聯也開始對中國進行真誠的援助。
這一時期，莫洛托夫還首先提出了“蘇聯和中國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概念，這個概念得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認可。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通常以易貨貿易方式進行，斯大林對協議的履行高度重視。
據斯大林任命的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回憶，1951年時，斯大林因蘇聯企業對華供貨拖欠，撤了十多名部長、副部長的職。
圖|正在批閱檔案的斯大林（舊照）
與此同時，我國也儘量幫助蘇聯解決困難，在蘇聯因外匯短缺而請求中國以外幣支付一部分貨款時，中國在自身嚴重缺乏外匯的情況下，仍舊用僑匯每年向蘇聯支付1億多美元外匯。
到中蘇關係接近破裂時，我國僑匯雖然非常緊缺，但也還是用黃金替代外匯向蘇聯支付部分貨款，以便蘇聯可以把黃金拿到國際市場換取外匯。
在中蘇交好的時候，我國給予了蘇聯顧問極大的信任，總顧問阿爾希波夫被邀請出席我國政府的會議。
斯大林得知後，指示阿爾希波夫以後不要出席我國政府的會議：“這會使中國同志難堪，一個受過壓迫的民族對這類事是非常敏感的。”
圖|蘇聯援華專家與我方技術人員正在交談（舊照）
斯大林在這方面還是很睿智的，在和毛主席直接打過交道後，就意識到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隨意對我黨的事務指手畫腳了。
那時在中國的蘇聯顧問都有一個小紅本證件，憑這個證件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暢通無阻。
曾有鞍鋼的蘇聯顧問在北京拿著小紅本進了中南海，提出要見毛主席，結果毛主席還真就接見了他們。
有這樣高的禮遇蘇聯顧問並沒有狂妄自大，一再對我方人員宣告，顧問就是助手，只能提建議，沒有任何權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同志。
圖|毛主席出席接見活動（舊照）
這和蘇聯顧問在其他蘇聯陣營國家中的風格完全不一樣，蘇聯是真正認識到了中蘇是兄弟國家，而中國不是蘇聯的小弟國家。
在斯大林時期，對華援助是不包括核援助的，而在赫魯曉夫上臺後，加大了對華援助的規模和深度，核援助也列入了援助專案。
這樣親密的關係，為何在短短几年就全面破裂，這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首先要指出，中蘇關係破裂和“聯合艦隊”、“長波電臺”無關。這兩件事蘇聯駐中國大使確實向我國提起過，毛主席對此也表達過自己的強烈反感。
但是在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時，雙方仍然發表聯合宣告，向世界證明了中蘇牢不可破的同盟關係。
圖|1958年7月31日，毛主席在機場迎接訪問中國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舊照）
總體來說，赫魯曉夫表現得很有誠意，也確實化解了兩國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分歧。
蘇聯想出一半資金投建我國的長波電臺，以換取十年的共同使用權，我國還大度地沒有要錢就讓蘇聯使用，畢竟是軍事同盟國，只要不涉及主權，提供點便利也是理所應當。
在筆者看來，真正造成中蘇關係破裂主要有三個原因：和平共處、停止核武器技術援助和批判斯大林。
“和平共處”是指赫魯曉夫提出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平共處。蘇聯遭受美國製裁，赫魯曉夫想為蘇聯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轉變策略也合情合理，但他卻沒有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做好協調。
圖|赫魯曉夫與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舊照）
我國抗美援朝捍衛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同時也為蘇聯解決了大問題。因為抗美援朝，我國和美國之間出現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而且我國和美國之間還因為臺灣地區存在矛盾。
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週期愛你，蘇聯的和平共處只能是蘇美之間的和平共處，作為中國的軍事同盟國，這樣的和平共處其實就意味著對中國的背叛，在這個問題上，中蘇無法達成共識。
蘇聯對我國停止核武器技術援助，可以看做是“和平共處”的衍生問題——赫魯曉夫為了和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平共處”，提出了禁止核武器生產和試驗的倡議，並因此終止了對我國的核武器技術的援助。
圖|核彈爆炸舊照
當然，赫魯曉夫可能也有以此為藉口阻撓我國擁有核武器的想法，不管出於什麼目的，這都讓中蘇兩國的親密關係受到嚴重影響。
蘇共二十大上，米高揚發表了批判批評斯大林的言論，接著赫魯曉夫又在蘇聯的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提出了更多的批判，這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了極大混亂。
我國方面向蘇聯指出：“斯大林不僅是你們的領袖，而且也是我們的領袖，他是我們意識形態的四個建立人之一，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呢？”
不可否認，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的許多思想對於當時的中國也是有指導意義的。那個年代，我國很多場合都掛著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畫像，蘇聯未通知我國就批判斯大林，讓我國措手不及，難免會造成思想混亂。
蘇聯出其不意的做法，顯然是對我國極大的不尊重。
圖|馬、恩、列、斯與毛主席的畫像
米高揚在蘇共二十大後專程到杭州向毛主席做解釋，但始終沒能得到毛主席的諒解。
米高揚事後回憶道：“我們和毛澤東同志談了一整夜，沒有睡覺，只有喝茶時才停頓一下。我怎麼也說服不了他。我可以說，一生中這是第一次未能完成中央和政治局的委託。”
蘇聯對其陣營的其他國家不會這麼“客氣”，只會強硬地要求和蘇聯保持一致，就像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就不得不比照斯大林做自我檢查。
但蘇聯還是想顧及中國同志的感受，不過就算之後做了一些彌補，裂痕已經難以完全修復。
圖|斯大林與赫魯曉夫在商討事務（舊照）
這些分歧本可以求同存異，但蘇聯卻因此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造成中蘇關係的真正破裂。
如同阿爾希波夫所說，“意識形態毀了國家關係”，造成這種局面和赫魯曉夫的魯莽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趕走赫魯曉夫上臺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主權有限論”，悍然入侵不聽蘇聯指揮的捷克，更讓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蘇聯提高了警惕。
此時，美國因越南戰爭的拖累，在蘇美爭霸中漸漸落於下風，蘇聯核彈頭數量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超過美國，經濟差距也和美國大大縮小。
圖|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舊照）
勃列日涅夫野心因此膨脹，加大了擴張步伐，對我國採取“高壓行動”也是他擴張立威所需。
我國在那段時期的外交活動，充滿了反修防修的意識形態色彩，蘇聯因此出現了戰略誤判，認為我方有可能對蘇聯進行軍事攻擊，進而乾脆採取了先下手為強的行動。
這就出現了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一樁樁越境挑釁與邊境還擊。
這段歷史恩怨，最終以蘇聯的解體塵埃落定。
回顧過往，不得不由衷感嘆新中國的立足之不易、發展之艱難，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中，新中國的“自力更生”很苦，很累，卻也很值得。
正是因為新中國從建國之初就堅持獨立自主，才能在1969年中蘇衝突後，面對蘇聯百萬大軍持核南下的威脅，依然奮起還擊，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也令蘇聯主動在最後一刻放棄，承認了中國的強大與凜然不可侵犯。
向為祖國獨立自由和繁榮富強做出貢獻的英雄和先驅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