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留下奇怪遺言，1993年中央部長通知其女：你爹身份可以公開了
1962年9月25日，時任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的閻又文，在任上病逝，年僅48歲。
對於父親的離世，閻家子女充滿了悲痛。但悲痛之餘，他們內心卻充滿了困惑，這困惑一方面是來自閻又文去世前留下的“奇怪”遺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閻又文去世後的碑文內容。
閻又文去世前曾留下遺言，囑咐妻兒：“有事找組織”。
倘若是根正苗紅的我軍將領說出這話，閻又文子女也能理解，但他們都知道自己的父親並不是。閻又文不僅曾是國軍將領，而且還曾撰文罵過毛主席。雖然建國前他跟隨傅作義將軍一同起義，建國後也被委以重任，但還是有很多人對他抱有看法。
所以，面對閻又文的“奇怪”遺言，閻又文子女一度困惑不已。
閻又文去世後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是墓碑上的碑文卻很“奇怪”，寫著：
閻又文同志……中國共產黨員……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其他我黨同志的碑文上，不僅會標明參加革命和入黨的時間，也會寫清楚歷任職務。但是閻又文的碑文，不僅沒有交代入黨時間，建國前的職務也以一句“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一筆帶過。
這自然也讓閻又文的子女很困惑。因為他們只知道父親入黨時間是在1958年，而且父親建國前是國軍將領，唯一為革命做的工作就是跟隨傅作義將軍起義。這顯然和碑文的內容有出入。
不過困惑歸困惑，當時閻家子女也沒有太過於糾結於這些。直到他們參加工作後，閻家子女才生出了強烈的想法：一定要弄清父親的真實身份。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們都遇到了同一個問題：政審。
閻家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每到參軍、入黨、提幹這些緊要關口，總會在政審環節被卡住，而每一次，他們收到的回覆都大同小異：閻又文同志政治歷史問題不清楚。
對此，閻家子女是真的想不通，自己的父親就是一個國軍起義將領，這有什麼不清楚的？難道其中還有什麼隱情不成？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閻家子女曾專門找到統戰部，因為他們知道，像父親這樣的國軍起義將領，檔案都歸統戰部管理。然而，讓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統戰部查詢後名冊中壓根就沒有閻又文的名字，他們被告知：“閻又文不是統戰物件，是共產黨。”
這樣的結果，無疑更加深了閻家子女對父親身份的疑惑。
此後，他們又先後找到閻又文曾任職的水利部、農業部、中組部，希望能夠找到答案。但他們能夠查到的內容，僅限於解放後閻又文的情況，關於解放前依舊是迷霧重重。
這樣的困惑一直縈繞在閻家子女的心中，直到1993年，一場不經意的談話才讓閻又文的真實身份浮出水面。
1993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的劉光人，參加公安系統的春節聯誼會。
劉光人和閻家頗有淵源。建國前，他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表面上的身份是《平明日報》的記者，當時閻又文擔任華北“剿總”新聞處處長，兩人頗有交集，但並不知曉彼此的真實身份。建國後，閻又文的次女閻綏蘭曾在劉光人手下任職。
所以，劉光人對於閻家的情況也是頗為了解，知道閻家子女的心結。
正好那場聯誼會上，劉光人遇到了時任外交學院副院長的王玉，王玉在建國前也是我黨地下工作人員。兩人在聊天的過程中，劉光人不經意間說起了閻又文和閻家子女的情況。
誰知劉光人剛說起這件事，王玉就顯得特別激動。當得知閻家子女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坎坷後，王玉心中充滿了歉疚，因為他是知道閻又文真實身份的。不過對於閻又文的真實身份能否解密，他不能擅自做主，所以他只能託付劉光人幫他找到閻家子女，而他則向領導請示閻又文身份解密的事情。
這次交談之後，王玉找到了曾擔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的中央領導羅青長請示，而羅青長也很肯定地告知王玉：他（閻又文）的身份可以解密了。
幾天後，在羅青長的安排下，王玉親自帶著閻家子女來到羅青長家中。在羅青長的講述中，閻家子女終於知道了父親不為人知的過往。
1914年，閻又文出生在山西省榮河縣。
當時的國家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普通老百姓生活得苦不堪言，閻家也不例外。但就是在那樣艱難的情況下，閻又文的父母硬是堅持供他讀書，希望能給他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而閻又文字身也很懂事，他並沒有一味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而是邊刻苦讀書邊打工貼補家用。
終於，在1933年，他憑藉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山西大學法學院。
那個年代，大學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畢業以後很容易就能找個好工作，富貴有望，這也是閻又文父母所希望的。
不過，富貴顯然不是閻又文所求。在成長過程中目睹了這個國家的劇變，眼看著侵略者的鐵蹄荼毒中華大地，這些都讓閻又文想要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所以大學期間，受到進步思想薰陶的閻又文，毅然決然加入了進步團體，開始參加各種進步活動。
1937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此時的閻又文剛剛畢業，擺在他面前的選擇有兩個：一、遠離是非之地，找份好工作去過人上人的生活；二、投身到革命洪流當中。
面對這兩個選擇，一腔熱血的閻又文沒有多思量，毅然決然選擇了投身革命洪流，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奔赴了革命聖地延安。
在延安，閻又文參加了第二期情報偵察干部訓練班，這個訓練班主要就是為我黨培養情報偵察精英。
從訓練班畢業以後，閻又文被派往國民黨西北軍馬鴻逵部隊從事地下工作，這也算是閻又文初出茅廬後的“牛刀小試”。因為已經經過系統訓練，所以閻又文很快就在馬鴻逵部隊站穩了腳跟。
不過很快，閻又文又接到了組織安排的新任務：加入傅作義所在的部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出力。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安排，是因為當時國共已經達成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傅作義雖然是國軍將領，但和我黨我軍關係甚好，是他親自向毛主席提出請求，讓我黨派工作人員前往他的部隊幫助一同抗戰。
對於傅作義這樣的要求，我黨自然是欣然答應。
於是，特地派出了很多同志到傅作義部隊協助。這些同志大多身份都是公開的，畢竟合作的前提就是坦誠。不過我黨也汲取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知道國民黨人士對於我黨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所以除了明面上的人，也必須在隱蔽戰線安排人手。
因為閻又文既是高材生，又是傅作義的老鄉，再加上他剛參加情報工作不久，身份隱秘。所以，他就當仁不讓地成了潛伏在傅作義身邊的最佳人選。
到了傅作義部隊後不久，閻又文就在中共中央特派員潘紀文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了我黨。不過由於閻又文從事的是地下工作，所以他的加入是秘密進行的，這也是後來很多人都對他的真實身份不知情的原因。
不得不說，我黨提前安排閻又文潛伏是十分明智的。因為很快，國民黨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蔣介石甚至直接密電傅作義清共，想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那樣對我黨同志下手。
好在傅作義還算明事理，知道在他軍中的我黨同志是他自己請去的。所以，最終傅作義並沒有對軍中的我黨同志下手，只是將他們“禮送出境”。
當然，那些“禮送出境”的，都是明面上的我黨同志，像閻又文這樣的地下黨員，傅作義並不知情，依舊留在隊伍當中。
但即便如此，當時的閻又文也有點不知所措。因為事出突然，傅作義部隊中的我黨地下組織，沒來得及給閻又文留下指示就撤走了，這也導致閻又文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絡。
當時擺在閻又文面前的選擇有兩個，一個就是繼續潛伏，等待組織主動聯絡他；另一個就是離開傅作義部隊，自己設法聯絡組織。閻又文思量再三，決定還是繼續潛伏，因為他牢記著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就這樣，閻又文一直待在傅作義部隊，一邊輔佐傅作義抗戰，一邊等待著組織聯絡他。這一等就是7年。
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我黨已經開始察覺到國民黨反動派想要挑起內戰的態度。於是，組織上專門安排了一位地下工作者重新聯絡閻又文，這個地下工作者正是王玉，也就是本文開頭那個領著閻家子女走進羅青長老部長家中的人。
我黨對於閻又文這條情報線十分重視，畢竟當時的閻又文已經成為了傅作義的“左膀右臂”，畢竟當時的傅作義在國民黨中位高權重。所以在王玉出發前，組織上專門叮囑他：只能和閻又文建立單線聯絡，不允許和任何地方組織有牽扯。
這也導致閻又文這條情報線上，知道他身份的只有聯絡人王玉、上級羅青長和代理社會部部長李克農，以及極少數我黨高層領導。這也是後來閻又文身份那麼難以查證的原因。
再次聯絡上組織以後，閻又文明面上依舊是傅作義身邊的“大紅人”，但是暗地裡，關於國民黨軍隊的各種政治軍事情報以及傅作義的動向，都透過他傳回了我黨手中，讓我黨在解放戰爭中掌握了不少主動權。
在此期間，傅作義還曾授意閻又文寫過一篇給毛主席的公開信，要求是“長自己（國民黨）的志氣，滅共黨的威風”。
這當時可難倒了閻又文，因為國軍將領只是他的表面身份，內心深處他依舊是我黨同志。讓他來寫“滅我黨威風”的文章，他怎麼可能寫得出來。
無奈之下，閻又文只能向上級請示。但這種大事，上級顯然也做不了主，只能繼續向上請示。
就這樣，這件事一直請示到了毛主席、周總理跟前。最終，毛主席和周總理商議後，認為這封信必須寫，而且在信裡要罵得狠，要達到“在公開信發表後，使傅作義和他的官兵們得意忘形，瓦解他們的鬥志；使我們指戰員看後，激發對敵人的仇恨，在戰場上恨不得把敵人一口吃掉”的目的。
有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閻又文果斷洋洋灑灑寫了一封言辭犀利的公開信。
傅作義對這封信很滿意，覺得寫出了自己的心裡話。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同樣對這封信很滿意，因為這封信也達到了激發我軍將士士氣的目的。
直到北平解放以後，毛主席還對這封信記憶猶新。在接見傅作義的時候，閻又文隨行，毛主席還親口對閻又文說：“閻又文，你的文章寫得很好啊！”
只是當時在場的很多人，並不知曉閻又文的真實身份，也並不知道那封信是毛主席自己授意閻又文寫的。所以當時很多人還以為毛主席是在用反話諷刺閻又文，殊不知毛主席說的可是大實話。
而潛伏在傅作義身邊時，閻又文最大的功績當屬力勸傅作義起義，促進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解放軍完成了對北平的合圍。雖然北平解放已經可以預見，但是對於我黨來說，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是真的不想武力解放北平。這一方面是為了北平人民的生命安全考慮，另一方面北平是歷史古城，城裡的一磚一瓦都是文化底蘊。
所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勸傅作義起義，和平解放北平是最好的結果。我黨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也派人和傅作義談判。
但當時的傅作義顧慮重重，在戰、走、和之間搖擺不定。
每次遇到難以抉擇的事情，傅作義總是會習慣性地徵求下屬的意見，而當時閻又文就是傅作義最信任的手下。所以這件事傅作義也是第一個找到閻又文商議，閻又文透過對時局的詳細分析，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只有和（起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這樣的意見也確實對於傅作義做決定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在此期間，傅作義的心態也曾搖擺不定，而閻又文則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屢屢安排傅作義的老朋友和社會名流去做傅作義的思想工作。
最終，傅作義徹底下定了起義的決心，並於1949年1月22日在北平向全世界宣佈了《北平和平協議》。而當時宣讀這份協議的，正是以傅作義將軍的代表和華北“剿總”發言人出席的閻又文。
就這樣，閻又文又以國軍起義將領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組織的懷抱。
新中國成立後，很多以前的地下工作者都公開了真實身份，就像曾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但閻又文卻沒有公開身份，因為組織又給他安排了新的任務：繼續以起義將領的身份潛伏。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安排，是因為我黨也知道很多起義將領有思想負擔，如果不能卸掉很有可能會有隱患。而這些人的思想工作，我黨同志去做效果可能並不會太好，相反，讓閻又文這個起義將領去做，會讓他們更容易接受。
就這樣，閻又文一直保持著起義將領的身份，一邊為新中國的建設做著貢獻，一邊做著同為起義將領的老朋友的思想工作。
直到1958年，在水利部任職的閻又文，才在水利部的一次大會上被再次宣佈成為了共產黨員。不過當時並沒有宣佈閻又文具體是什麼時候入的黨。至於其中的原因，其實和閻又文墓碑上沒有寫具體入黨時間一樣。因為當時傅作義將軍還活著，組織擔心這件事會對傅作義將軍刺激太大。
當然，除了傅作義將軍始終不知道閻又文的真實身份，閻家子女對此同樣也不知情。於是在閻又文去世後才出現了本文開頭說的那些事情。
當1993年，羅青長老部長將閻又文的這段隱秘經歷告訴閻家子女後，他們這才終於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有著那樣不凡的經歷，而此時距離閻又文去世已經過去了31年。
為了解決閻家子女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羅青長老部長還專門給閻家子女工作的單位發去了公函，寫道：
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貢獻。
謹以此文，紀念閻又文和無數在隱蔽戰線上做出貢獻的先輩，這盛世如你們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