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7日,西班牙上空,美國的一架B-52轟炸機與加油機意外相撞。隨著一聲轟鳴,空中騰地出現一個巨大的火球,兩架飛機隨即迅速地往下墜去。
西班牙民眾無不驚懼地看著這一幕,只嘆又要出現一場機毀人亡的悲劇。
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轟炸機上還載著四枚氫彈——
1945年,僅一枚原子彈就造成了廣島將近7萬人化為灰燼的悲劇,這四枚氫彈要是炸響,豈不是要將西歐夷為平地?
然而幾分鐘過去了,預料之中的爆炸並沒有發生,美國白宮中的官員大大鬆了口氣,立即派出搜查隊伍尋找氫彈的下落。
所幸,四枚氫彈中,有三枚都在降落傘的緩衝下,安穩地落到了巴洛麥利斯村中的稻田中,還有一枚則投進了地中海深處。
氫彈,又稱熱核彈,其恐怖的殺傷力是原子彈遠遠無法比擬的。
美國在西班牙上空鬧的這麼一出,被後世稱為帕利馬雷斯氫彈事故,列入了全球十大恐怖核事故之一。
5年後,我國在空投核試驗中也出現了一次緊急事故——
當時飛機上的投擲裝置出現故障,周總理親自指揮飛行員跳傘,那名飛行員卻“違令不從”,最終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一大奇蹟。
上世紀60年代,我國首顆原子彈、氫彈先後在新疆羅布泊上空成功爆響,科研人員隨即投入到了投擲氫彈的試驗中。
氫彈如彈藥,需要相應的“槍支”作為載體,才能讓其實現實戰價值。
槍者,導彈也。但導彈射程遠,從成本和風險上來說,在一般試驗中用導彈,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那麼,要實施空投核試驗的話,又該用何種戰機最為合適呢?
楊國祥,雲南玉溪人,1929年出生在一個彝族貧農之家。
父兄不堪國民黨反動派的侵擾,屢受迫害,因此楊國祥從小便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養成了獨立自強、愛憎分明的性子。
1948年,楊國祥加入黨的外圍組織,次年入黨,建國後在玉溪軍分割槽中擔任騾馬隊指導員。
人民空軍建立前夕,楊國祥從軍分割槽上千名指戰員中脫穎而出,體檢通過後便被送到了牡丹江航空學校中學習深造。
幾年後,楊國祥憑藉優異的軍事素質,被選任為強-5戰機主試飛行員。
在強-5戰機的研製工作中,楊國祥所作的突出貢獻有目共睹,他對強-5的效能和優勢十分清楚。
因此在核工業九院的科研人員向他徵求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建議,可以用強-5戰機為“槍”,完成本次試驗。
周總理對此次空投試驗很是重視,在兩個多月的調查論證中,他不止一次地向科研人員詢問可能影響試驗成敗的各種因素——
戰機在空中受氣候影響時該怎麼辦?萬一投彈失敗又有什麼應對措施?
在周總理的指示下,九院的科研人員召開了無數次學術討論會,力求保證這次試驗的萬無一失。
1971年12月30日下午,楊國祥嚴陣以待地坐在強-5中,等待著起飛命令。
13時整,一顆綠色訊號彈劃破天際,楊國祥深吸一口氣,拉下駕駛杆,增速、拉起、爬高,有條不紊地駕機朝核試驗場區飛去。
飛機離地越來越遠,當升到三千米高度時,楊國祥的耳機裡傳來塔臺指揮員的聲音:“2178,2178,情況怎麼樣了?”
楊國祥冷靜地回答:“一切正常。”
強-5的兩臺渦輪噴氣發動機以最大功率執行著,飛機很快便臨近了預定試驗區上空。
楊國祥按照計劃,解除了氫彈的第四道保險,隨即打開了時統開關,向地麵人員表示自己即將進行投彈。
他熟練地操作著駕駛杆,機頭隨之仰起,向高空衝去,當仰角達到45度時,楊國祥用力地按下了投彈按鈕——
情況並沒有按照預定計劃那樣發展,楊國祥一愣,怎麼還沒投?
他迅速在操作檯上掃視了一圈,確認方才操作無誤後,立即呼叫塔臺,請求應急投彈。
“如果出現彈投不掉的情況,怎麼辦?”
幾個月前,周總理在會議上反覆確認,當時航空專家張開帙信誓旦旦道:
“除正常投彈線路外,為了以防萬一,我們還鋪設了應急投彈線路和超應急投彈線路。”
“如果還是投不掉呢?”
周總理很是憂慮,新中國發展不易,核試驗是聚舉國之力搞出來的,他們不能辜負人民的重託,鬧出失誤。
“如果怎麼都投不掉,只能讓飛行員在預定投彈區跳傘,或是突破禁律,帶彈著陸。”
楊國祥在收到同意應急投彈的回覆後,立即重新校正航線,向核試驗區飛去。
他再一次拉起飛機,屏息凝神地啟動了應急投彈系統——
這一次,核炸彈仍然沒有甩投出去,楊國祥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依照耳機中塔臺的指示,再次掉轉機頭,進行了第三次投彈。
還是沒有成功,此時強-5的剩餘油量已經不多,再不足以支撐他進行第四次嘗試了。
遠在北京的周總理實時接收著來自現場指揮員的訊息,也是心焦不已。他向指揮員指示:“告訴飛行員,實在不行就跳傘!”
楊國祥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飛行員,自然知道此時選擇跳傘,是最能保全自身安全的辦法。但在這個生死關頭,楊國祥猶豫了——
他安全了,載著氫彈的戰機就會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炸燬在核試驗基地。
他怎麼能讓無數科研人員數十年來的心血付諸東流呢?國家財產不容有失,科研人員的心血更是不容踐踏!
楊國祥瞬間下定決心,他要帶彈著陸。
帶彈著陸也在原有的預定方案之中,只是這個史無前例的方案有著太多未知性。
塔臺的幾位指揮員在收到楊國祥的申請後,思量再三,最終同意了這一決定。
地面機場隨即拉響警報,核試驗基地所有人員都有序地進入到了防空洞中。塔臺指揮車上,只留下了宋佔元和唐志敏兩人負責指揮飛機著陸。
“楊國祥,我是宋佔元,我在塔臺上,機場天氣晴好,你一定要沉著冷靜,確認掛鉤鎖死,避免核彈脫鉤炸燬。”
“明白。”
楊國祥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冷靜、堅定。
此時他手下的每一個操作,都關乎著試驗基地中數萬名科技人員的性命——轉彎、降落、檢查襟翼、確認起落架。
地面所有人的心都高高懸起,直到楊國祥駕駛著飛機平穩落地的訊息傳來,眾人才長長地出了口氣。
楊國祥也不知自己是怎麼做到的,直到幾位領導在停機坪拍著他的肩,表揚他的英勇行為,他才堪堪緩過神來。
落地時間是13時45分。
在這短短半個多小時中,楊國祥在重大抉擇面前迸發出的魄力令人為之心折。
他只差一點就要成為新中國核事業史冊上的烈士,這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怎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事後,楊國祥榮立一等功,而這次核試驗意外的原因也很快有了結果——竟是彈架上的一個小螺絲多擰了一下。
找到原因後,研究人員迅速實施改進措施,重新分析了這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
1972年1月7日,楊國祥再次駕機駛向藍天,順利地投下核炸彈,圓滿完成了任務。
在我國的熱核科研史冊上,記載著太多英雄。他們中的大多數雖籍籍無名,但他們的擔當、血性和膽魄卻將永遠鐫刻在共和國的史冊上。
文/木中青
參考文獻:《科技潮》《雲南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