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東北抗聯的隊伍裡，有很多女兵。
除了大家知道的趙一曼和“投江”的“八女”這個戰鬥集體之外，那些默默無聞，甚至沒有活著看到抗戰勝利的女戰士就更多了。
1959年周保中曾說：
婦女同志的堅忍奮發，吃苦耐勞，經得起殘酷考驗的表現，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擊戰爭處於挫折和艱難的歲月裡，我們的游擊戰士，除了作戰傷亡外，還有餓死的，凍死的。在基幹部隊裡也有個別人逃亡叛變的，每個戰士的身上負荷是很重的，除了攜帶槍械彈藥外，還得背上自己的給養、預備服裝、小帳篷、小火爐、鍬、鎬、斧、鋸和炊具等等。婦女同志除上述東西以外，還要攜帶藥包、尺、剪、補衣碎布和針線。如果男同志揹包重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的話，女隊員就要多加上五斤到十斤。因此，在窮年累月不斷的行軍作戰中，就是鐵漢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婦女卻沒有一個害怕苦累的，更沒有逃亡叛變的。
東北抗聯老戰士胡真一講過這樣的故事：
1936年3月份，我參加了抗聯。
那時候沒開伙，吃住在老百姓家裡。百姓有好東西就拿出來給我們吃，他們說抗聯是窮人的隊伍，你們打日本，我們當幫手，一塊兒打日本鬼子。房東家很窮，窗戶沒窗紙，睡南北大炕。游擊隊裡紀律嚴格，老百姓睡炕上，我們睡炕沿下，鋪一些草就那樣睡。
炕上總會比炕下暖和，我就想上炕睡個暖和覺。我愣頭愣腦，梳個小子頭，臉黑瓷瓷的，房東家都以為我是一個愣頭青呢。沒想到我把事情鬧大了，影響了新媳婦家與抗聯部隊的關係，事情是這樣的：
那是個大冷天，手腳凍得像貓咬似的。聽說一家娶親，新媳婦被接到了刁翎興龍溝。我可真有福，被分配到娶媳婦這戶人家裡住。我心裡樂開了花。我去洞房看新媳婦，新媳婦見我的樣子眼生。我摸了摸炕頭，覺得很熱鬧，把著新媳婦的肩膀上了炕，坐在新媳婦身旁暖身子。新媳婦惱臉子，我就下了炕出去了。新媳婦對新郎說，一個長得瘦了吧唧的黑小子上炕碰她，這是什麼抗聯？調戲婦女，跟土匪一樣！
新郎到部隊領導那裡去告狀：什麼抗聯？調戲婦女！
領導動怒，抗聯部隊竟然有這種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違反紀律調戲婦女，一定要找出這個人。領導派陶副官去處理此事。
最後找到了我的頭上。我一出現，人家一下子認出了我，說是“他”。
陶副官聽了哈哈大笑，一下子把新郎笑懵懂了。你們手下的兵調戲婦女你還笑？
陶副官說：你仔細瞧瞧，是“他”嗎？新郎說不會看花眼的。
陶副官說：她是女的，不是男人。
新郎半信半疑地問：是女的，腦袋上怎麼沒留頭髮？
陶副官讓我到新媳婦那裡當面認錯。
我去新媳婦那裡認錯，新媳婦知道我是女的就呆了。我解釋說，站崗站凍腳了，一是看看新媳婦長啥樣，再就是想暖和一下。新媳婦解除了誤會，她問我：你這麼個歲數還是女孩，怎麼來當兵？我說：打日本鬼子呀！隨後，她還讓我上炕焐腳。
這一個笑話傳到了軍部，很多人見我就笑。領導批評我，女孩子要穩當些，不能像猴子似的蹦來蹦去的。被人告了一狀，我開始注意衣著了。後來我又隨部隊來到這個村子，還是住在這戶人家裡。我跟她叫嫂子，那個親熱勁兒，我現在都沒忘。
二
當戰鬥打響時，女戰士付出的更多，有時是丈夫，甚至是孩子。
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李在德給筆者講過她生第一個孩子時的情景：
1938年，我生下一個男孩兒。當時的環境惡劣，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吃，我又沒有奶水，只好眼巴巴地看著小生命自己掙扎，情況一天不如一天。第五天，兒子死了。我因產後受風，全身浮腫，也在死亡線上掙扎著。一對朝鮮族老夫婦急得沒有辦法，只是看著我流淚。我想起在六軍被服廠時，用老鴰眼樹皮煮水給傷員洗傷口，可以消毒，就讓他們找這種樹皮用水煮。我用這水擦洗身子，還真見效，浮腫慢慢消了，身體開始恢復了。
抗聯老戰士金伯文也講過她生第一個孩子的經歷，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情。她說：
農曆十一月初五的那天，在行軍中，我的腹痛漸漸加劇，部隊迫不得已停了下來。就這樣，我的第一個兒子在冰天雪地裡降生了。樸大姐替我接的生……這時一個同志脫下了自己的破棉衣，把孩子包起來，再圍上一條破軍毯，然後由樸大姐背在背上。我年輕，什麼都不懂，只覺得孩子生了下來，就像是一塊沉重的石頭落了地，身子頓時感到格外輕鬆，快活極了，馬上隨部隊開始了長途行軍。晚上，我們圍著火堆取暖。樸大姐把孩子從背上取下來，開啟一看，孩子安然地躺在裡面。是啊，這個小生命還活著。同志們都高興地圍過來，欣然地看著，笑著，忘記了白天的緊張和疲勞，都各自將自己平時儲存的一些補衣服用的舊布拿出來，給孩子當尿布。樸大姐拿著舊布，湊在篝火邊，一針一線地給孩子趕製了一件小棉衣。我十幾歲就離開了母親，在這種惡劣的環境生下這第一個孩子，若沒有樸大姐勝似母親般的照顧，我想這一關我是難過的，真是多虧了這位有經驗又能體貼人的好大姐（她於1963年左右病故於長春）。這時張忠福還給孩子取了個名字叫“肇華”，就這樣孩子開始隨我在深山老林裡與敵人周旋了。
1939年，20歲的金玉坤經組織介紹與第十一軍大隊長隋德勝結了婚。金玉坤懷孕後，仍堅持戰鬥，1940年4月14日她生下了一個女孩兒。隋德勝沒有時間看望金玉坤和孩子，只讓警衛員送給金玉坤200個雞蛋，這些雞蛋大部分都被金玉坤送給了傷病員。部隊首長根據戰鬥需要，動員金玉坤把孩子送到山外老百姓家撫養。金玉坤給孩子餵了最後一次奶，把孩子送給了一個老鄉。望著孩子稚嫩的面龐，金玉坤的眼淚奪眶而出。她從衣襟上撕下一塊布，在上面寫下一行字：“父，隋德勝；母，金玉坤。1940年4月14日生，乳名鳳蘭。”然後，她把布條系在孩子的內衣上，依依不捨地看著那位老鄉把孩子帶出了大森林……
多年前抗聯老戰士李敏曾給筆者講過，東北抗聯的女戰士是最能吃苦耐勞的，她們有著驚人的毅力。有一名女戰士叫許洪清，是七軍的，她有一雙解放腳，腳小，鞋大，由於長期行軍，腳都磨破了。儘管如此，她還堅持隨軍行動，而且還背個沒滿月的孩子。
在一次被敵人追擊的緊要關頭，她怕孩子哭，引來敵人，就給孩子的嘴裡灌上了大煙水，讓孩子迷迷糊糊地睡覺……
三
“八女投江”的故事可以說家喻戶曉。1938年10月，東北抗聯第二路軍西征部隊一部，於返回寧安途中，在林口縣烏斯渾河與日軍遭遇。戰鬥打響後，五軍婦女團指導員冷雲、班長楊貴珍、胡秀芝，第四軍被服廠廠長安順福，及戰士郭桂琴、黃桂清、李鳳善、王惠民八名女同志主動承擔掩護大部隊突圍任務，在彈盡糧絕時跳進烏斯渾河壯烈殉國。這一事蹟1949年以後被改編成多種文藝形式廣為流傳，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個記錄“八女投江”故事的是周保中。如果沒有周保中在日記中記錄下這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可能“八女投江”的故事就會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1938年11月4日，周保中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
我五軍關書範師長於西南遠征歸抵刁翎，半月前擬在三家方向渡過烏斯渾河，拂曉正渡之際，受日賊河東岸之伏兵襲擊。高麗民族解放有深久歷史之金石峰及婦女冷雲、楊貴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軀。寶清有我聯軍第五軍第三師八團一連激戰日賊及偽蒙軍之烈士山，烏斯渾河畔牡丹江岸將來應有烈女標芳。
1948年秋，女作家顏一煙準備以“八女投江”為題材寫一個電影劇本。她找到了馮仲雲，馮仲雲給她講了許多氣壯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故事。當她說準備寫“八女投江”時，馮仲雲立刻說：“太值得一寫了！”馮仲雲還給她開了介紹信，為她提供了許多采訪的方便條件。劇本初稿寫完後，顏一煙又請馮仲雲審閱，並就能否虛構等問題徵求馮仲雲的意見。馮仲雲看完劇本後非常肯定地說：“當然可以，藝術不是照相。你這樣寫，雖然對八位女英雄來說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對整個抗聯說來，就是真人真事，因為你表現了當時抗聯的真實。”
周保中的日記和馮仲雲的積極支援，以及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藝術創作才使得“八女投江”的故事越來越豐滿，越來越光彩照人。
冷雲等人犧牲後是留有屍體的。後來，胡真一回憶說：
河裡有柳樹，有的被水衝到下游，有的揹包掛在樹枝子上。人起不來了，八個人一個都沒出來。師裡派人去找，沒找到人。
就要封江了，部隊還要遠征，柴世榮提出部隊直接撤到穆稜。第二年春天開江了，這幾個人掛在樹上，八個人的屍體被樹毛子給掛住了。柴世榮決定把八個同志的屍體撈出來，挖坑把八個同志埋葬了，就在河邊挖坑把人埋了。柴世榮對我說，冷雲也死了，死得挺慘，在柳樹毛子裡撈出來的。他心情不好。
當時八女有墳，後來墳被水衝平了。
四
2007年10月31日，筆者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忠誠》劇組到黑龍江鶴崗採訪李桂蘭老人。
李桂蘭在1938年3月15日的一次戰鬥中被俘，在湯原縣監獄被關押了四個多月，後來被送到哈爾濱判處十年徒刑，直至1944年5月才出獄。李桂蘭在監獄裡受盡了折磨。老人講她曾被日本憲兵在手指上釘過竹籤。筆者拿起相機拍下了老人的手。可能由於當時情緒激動，手不穩，照片拍虛了。現在從發虛的照片上還能看出老人的每個手指甲都是變形的、發黑的。
2012年7月，筆者到哈爾濱採訪，見到了李桂蘭老人的女兒劉穎大姐，她給了筆者一份敵偽檔案。檔案的前幾頁赫然寫著“三江省警務廳長”桂定治郎、“治安部警隊司長”澀谷三郎的名字。
檔案上清晰地記錄著：
嫌犯李桂蘭，於當地約學習六個月漢文，二十歲時移居三江省蘿北縣鴨蛋河宋太梨及依蘭縣宏克力南溝等地，務農。昭和十年三月前後，經反日會青年高吉良勸誘，加入湯原縣太平川反日會，向婦女宣傳反日思想。為了進行婦女反日會組織的活動，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湯原縣窪區委婦女部幹事、依蘭縣委（或區委）婦女部負責人，開展婦女工作。昭和十一年十二月，由於與黨員小周的戀愛關係，被撤下來，轉至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被服廠，從事抗日軍服的製作、縫補、洗滌等工作。昭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與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第四師政治主任吳一光結婚後，屢受共產黨教育，抗日意識愈發強烈。審訊中，雖為婦女，卻嚴守黨規，頑固拒不交代。性格狡猾陰險，毫無悔改之意，無同情餘地。
李桂蘭判處死刑。
……
抗聯老戰士吳玉清說：
說起打仗，和吃飯一樣平常，大仗小仗記不清有多少次了，第一次拿起馬蓋子槍，心裡很害怕。我才十幾歲的小孩子，一個姑娘，怎麼能不怕啊！可是呀，真的打起來，看到鬼子的兇樣，看到身邊戰友倒下了，流血了，你就會勇敢起來，什麼也不怕了，什麼都敢幹了。1940年，在尖山子一帶，我們和鬼子交上了火，這仗打了一天，敵人多，但我們控制有利地形，所以打得難分難解。撤退的時候，我的戰友于秘書被子彈擊中腿部，倒在地下。我急忙拿個綁腿把他綁在我身上，拼命地揹著他跑。跑了一路，他的鮮血灑了一路，再往前走幾里，就要到密營了，他卻死在我的肩上了。我把他放在雪地裡，問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會兒呢？說著說著大哭起來。我的淚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凍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著他的屍體哭。
那時的三八婦女節，各軍的女戰士在抗聯密營中也過，不過是唱唱歌跳跳舞。像抗聯七軍還專門給婦女寫過歌，名字叫《婦女要解放》，後來這首歌在其他部隊也傳唱過。
這首歌歌詞很長，後由三軍女戰士邢德範憶唱，由文藝工作者記譜整理，使我們知道當年抗聯女戰士還有自己的歌。
那時的女戰士正值青春年少，在部隊中也學習文化，戀愛的時候也和現在一樣寫寫情書。那時紙張缺乏，男女之間就用樺樹皮代替紙張寫情書。反映抗聯生活的歌劇《星星之火》中就有一個唱段叫《樺樹皮，是我哥哥寫來的信》。
2007年5月20日，筆者同抗聯老戰士李敏一同到黑龍江鶴北林區她當年戰鬥過的地方考察。在那裡看到了很多樺樹林，她就撕下了一塊樹皮抄錄了《樺樹皮，是我哥哥寫來的信》的歌詞送給了筆者，筆者一直儲存到現在。
當時部隊是嚴禁士兵談戀愛的，但各部隊的處理方式不同。
當時婦女參加部隊的比較多，而且戰士們基本上都處在青春期和情竇初開的年齡，難免有心生愛慕，做出一些浪漫的事情來，各軍的處理方式不同。
五軍的處理方式是：“關於婦女參加軍隊工作，在目前已成了嚴重形勢，如再不徹底想辦法，對隊員工作精神上、戰鬥力上、思想轉變上恐都要走上相反的狀態。最好從今以後把我五軍婦女同志不管結婚與否，完全集中到軍部成立被服廠，她們的任務完全擔負被服廠及病院看護之責任，不需要在隊內。”
三軍的處理方式是將男女分開。2012年5月28日，筆者在依蘭迎蘭鎮問過抗聯三軍女戰士劉淑珍。她說：你上那個師他上那個師，你上那個團他上那個團，都那樣。也不說你們，要不趙司令這樣好呢！不說像別人我怎麼處理你們，人家不的。這樣給你撥拉開多好啊！處理他幹啥呀！
戰爭環境儘管很艱苦，但也不缺乏浪漫，這就是人性的光芒。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