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假設秦始皇在讀了韓非子的《孤憤》、《五蠹》之後，按照此二篇所說的方法用人，行政，並黜退李斯、趙高之流而重用了韓非子，秦國的歷史乃至中國的歷史是否會來個乾坤大反轉？理想雖然看上去很美好，但從歷史看，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每每總是在關鍵的節點上，都會選擇最差的方案。所以說，我的假設就是白日做夢。
也許有人會懷疑，韓非子真的那麼有能耐嗎？用他就能改變秦國的歷史？
這就需要我們展開這段歷史的程序。韓非子原本是韓國公子，換句話說，是韓國的國王的兒子。其本人生來有口吃的毛病，在現代人看來，這是生理上的小毛病，可在當時的年代，這種人一般會被社會歧視，即使貴為韓國公子，在韓國王室的諸子中難受重視。但他很聰明，也愛學習，曾經與李斯一起拜在荀子門下學習，最終成了戰國末期的法家學說集大成者。
由於口吃，加上韓國公子的特殊身份，韓非無法以說客遊說而謀取功名，但他屢屢給韓王提出的國政建言，都被韓王無視，於是他就專心於著書立說。他當時寫了很多著作，不過，那個時代由於還沒有紙，更談不上有出版業。主要依靠士子們手抄到竹簡上散佈到列國各地。當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之後讚不絕口，特別是對《孤憤》和《五蠹》所述的理論尤為佩服，於是就對身邊人感嘆道：”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此處我們先簡略地看看《孤憤》和《五蠹》究竟講了些啥？會令秦始皇如此的激動感概相當於韓非子同遊？
韓非子在《孤憤》中主要講述了對君主身邊重臣的防範之道。孤憤，顧名思義就是孤獨與憤慨。在本篇中，主要是敘述了法家之士的其道得不到發揮的孤獨和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憤慨，也反映出了當時各國權奸當道，人才無法發揮所長的政治現實，其文用詞激越，筆端注入情感。該文要旨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在韓非看來因“智術能法之士”，其“遠見而明察”、“強毅而勁直”，他們將“燭重人之陰情”，“矯重人之奸行”，所以他們與“當塗之人”一定是“不可兩存之仇”。就如同他到秦國後的遭遇，驗證了他的理論，他被秦國當時的重臣李斯所嫉妒而被下獄。
二、他進而指出“當塗之人擅事要”，因而“外內為之用”，把君主給矇蔽了，再加上他們善於迎合君主，“即主心，同乎好惡”，所以他們受到了君主的信任和重用。而法術之士，不但沒有“信愛之親，習故之澤”而“處勢卑賤，無黨孤特”，而且還要“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闢之心”，因此法術之士一定鬥不過“當塗之人”，結果“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最終秦國的走向，正是由於秦始皇的身邊人趙高、李斯等為了私利，而壞了國政，再次驗證了韓非子的理論之正確性。
三、韓非子指出了一國君主，如果不能清除身邊的“重臣、權奸”之流，“奸邪之臣”就會用“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從而獲得眾人的賞識和重用，“不顯於官爵”，就“重於外權”，使得“主上愈卑，私門益尊”，所以君主也就不能不危亡。六國之所以被秦國所滅，這點就是要因之一。秦始皇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是，因此點他死後秦國也步了六國後塵。
四、韓非子在最後按照他的邏輯，提出瞭解決方案，因為君主使用“大臣太重”、對“左右太信”，並進一步就君臣之間的利害提醒君主“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臣有大罪而弗禁，此大失也。”故，他提出，君主要嚴防防臣下“譎主便私”，以避免“主失勢而臣得國”的惡果。秦亡於趙高之手就是由於秦始皇沒有做到這點。原本趙高是秦國負責執法的當紅官員，因犯法當處以死罪，由蒙毅審理，但秦始皇憐惜趙高法律才能。只是對其行腐刑，依舊重用。結果秦亡於其手。
那麼，韓非子在《五蠹》中又說了啥？
韓非子在此篇中，主要是以法家的思維與邏輯，闡述了歷史進化的規律，重點是宣揚論證他的法治觀點，提出了一句名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指出清除危害當時社會的五類蛀蟲(蠹)的必要性。五類群體是指: 1學者(某些儒士)、2言談者(說客或縱橫家)、3帶劍者(遊俠或劍客)、4患御者(逃兵役之人)、5商工之民(從事商業和手工業者)。韓非子認為這五類人就是社會蛀蟲，其中把那些冠冕堂皇的迂腐學者更是稱為“五蠹”之首。本篇結構宏偉，氣派闊大，是歷代公認的韓非子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所以，我才在本文開始，提出了假設秦始皇黜退身邊的重臣、權奸趙高、李斯之流，重用韓非子會如何的想法。
其實，李斯看到秦始皇對韓非子那麼賞識心存恐懼與嫉妒，在獻媚的同時可能計劃要除掉韓非子？就說這是他的同學韓非子寫的。於是，把韓非招到秦國就成了緊要的國事。我們從秦始皇把韓非從韓國召喚到秦國的方式，就可知當時的年代確實是靠“實力”說話。秦國派使臣到韓國，要求韓非出使到秦國，只能是韓非。如若不然，就派遣軍隊來“請”。實際上韓國非常清楚，如果不答應秦王的要求，就會用戰爭手段。
韓非的悲劇也將由此而起，這可能是韓非所沒有預料到的，他更沒有預想到害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學李斯。
對於李斯的為人和品行，我是沒有多少好感的。其實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斯的描寫，透過李斯觀察廁所之鼠見人與王宮倉庫之鼠的不同，發誓要成為一隻王宮之鼠的細節，就知道李斯是一個追逐名利的權奸。從某種意義上，是李斯把秦國匯入了覆滅之路，應驗了滅秦者楚人也的讖語？
前邊說那麼多，就是為了說明秦始皇是個飽讀詩書的人，他不是歷史古籍中頭腦簡單嗜好殺戮的暴君。雖然歷史有其執行的自然規律，使得秦始皇不到50歲就病死沙丘，但是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郡縣制度、大一統等等文化思想，是我們文化基因中無法擺脫的存在。
用現代人的思維仔細回溯一下歷史，就會發現中國的讀書人的沒有節操和“記仇”劣根性，士子們沒有公平公正的觀念，只是根據自己的個人喜好與遭遇來評價歷史人物並傳承給後人；司馬遷當年寫《史記》的時候，就已經指出，漢初眾多計程車子，無視秦國的成功，只是由於秦國國運過短，就簡單粗暴的冠秦以“多暴”，簡直如同用耳朵吃飯。尤其是把秦始皇定義為“暴君”，簡直就是歷史遺毒，如果我們現代在掌握了足夠多的證據面前，還相信古人的說法，豈不是司馬遷老夫子說是簡直如同用耳朵吃飯乎？
如果從合理角度的推理，就是因為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建議“焚書坑儒”，所以令天下書生對秦始皇深惡痛絕，而儒生唯一的反擊武器就是手中的筆。但以當時的歷史環境，六國史書中，對秦多以敵對態度描述，秦國焚六國史，也屬於可理解的行為；至於坑儒，不少史料認為所坑的是當坑的“江湖術士”。但是由於筆桿子在術士們的手中，秦始皇的歷史形象，就可想而知。
如果從細節上看，筆者堅持認為秦始皇是個非常博學多才的人，從他不惜用戰爭相威脅，把他所崇拜的韓非子從韓國邀請到秦國可知；還有，他上臺後為白起平反，並將白起的兒子封侯。一個喜歡讀書之人，不可能是粗暴之莽夫。
劉邦讀書不多，對儒生也心存鄙視。但他善於用人，特別是建國大業完成後對儒生的倚重，令士子們感覺很好。因此即使劉邦殘暴，在士子們口吐蓮花的筆下也就大不同。
總之，中國計程車子們多小人，由於文化受他們專制，國民受教育程度又不高，普通國民得到的對歷史人物的風評，都是別人想讓你知道的，至於是否公正，好像並沒有人打算真正的搞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