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
去年底出版的繆哲著《從靈光殿到武梁祠》
“如果說近年來，有誰的文字能看見陳寅恪的影子，那就是繆哲了。”這是《南方週末》對藝術史學者、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繆哲的評價。
而繆哲先生還不僅止於此，他可以稱為是一名遊刃有餘的文藝圈“斜槓中年”，除了藝術史學者的身份，他還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
“從1986年開始，我就煮字為生了。其間最久的，是做編輯，煮別人的字。後則於編輯之餘，間譯幾行書。嗣後弄學問，搞一些陳芝麻爛穀子。”他曾自謙道，“譯三流的書，做四流的學問。”如今，他的《塞耳彭自然史》《釣客清話》《甕葬》等譯著，被譽為“繆哲經典譯本”，經歷歲月打磨，多次再版，被越來越多的讀者所喜歡。
《釣客清話》初譯於1994年，去年新一版《釣客清話》的腰封上，有這樣一句話：風行300餘年，再版次數最多的英文圖書之一，對疲於現代生活之混亂、繁雜的人，這樣的書，是避難所。
翻譯的樂趣是什麼？繆哲是這麼形容的——“譯書的人，不為名，不為利，不過見了好書，情不能禁，必欲他人一讀而後喜。於是鋪紙吮毫，雕章琢句，兀兀數月、數年的時間，盡力於不同文、不同種、不同教、不同風，乃至作古數百年、不能請你登哈佛之學堂，遊巴黎之官廳的異鄉人，只為同文同種的同胞，與你有同樣的喜悅，同樣的收穫。”
在這個歲末年初，繆哲接受了記者的專訪。
釣魚終歸要去野外
錢江晚報：《釣客清話》是垂釣者的“聖經”，你說，“我有感於自己的生活，每以此書做我精神的備忘”，可見您也愛“風行的野調”是麼？
繆哲：《釣客清話》出版於1653年，這是英國進入現代的開始。當時一切都亂了：信仰、價值、行為方式，用沃爾頓的話講，到處是“風行的野調”。他寫這書，只是圖安靜而已。你看這書裡面，一派恬靜，一派牧歌的調子。我譯這書，是上世紀90年代初，剛好也是鉅變的當口。我的性格，是上世紀80年代養成的，對當時的鬧躁，也不適應，譯它，也是圖靜，加固一下老的信念而已。“風行的野調”？我從來不喜歡。
錢江晚報：不妨再說詳細點，您說釣魚在我國也是很古的，《詩經》中多有提及，主要是小民的娛樂，但您又說，釣魚是一種哲學，是什麼意思？
繆哲：漁釣是人類最早的生產方式之一，在哪兒都“古”，不僅中國。至於發展為娛樂，賦予它意義，這當然是文化的結果。《詩經》時代確實就有了，比如“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等等。所謂釣魚是哲學，是指賦予它意義。
釣魚終歸要去野外，終歸要安靜，終歸要與人類的“他者”——魚——遭遇。這就與“日常”分開了，需要特殊的行為方式。你把這方式提升為原則，奉行為“日常”的信念，這就是“哲學”。至於我本人，魚是不怎麼釣的。“心向往”而已，“不能至”。
翻譯必須有小得意
錢江晚報：關於翻譯，我們讀到的這套“繆哲經典譯本”中的翻譯，看起來都非常的古雅，比如十四行詩，你把它們翻譯成了具有中國古詩風味的，“天鵝戲清波/舟船紛攘攘/煌煌泰晤士/位居百川長”，這真是一種故意為之的“中西合璧”吧，您在翻譯過程中，是否很為這樣有靈感的譯筆而得意呢？
繆哲：我譯過四本書，除這次再版的三種外，還有柏克的一組文字（《美洲三書》）。四個作者，各有風格。布朗沉悶，但輝煌，沃爾頓恬靜，懷特輕聲細語，柏克唾液橫飛。我本科學中文，少有作家之志，老大無成，就以翻譯為寄託了。這樣文風上，有時候就“過火”，——你叫它“中西合璧”也好。翻譯必須有得意，否則太苦，撐不下去的。梁實秋譯莎翁，遇到“a pissing while”，靈機一發，落筆為“撒泡尿的工夫”。譯完擲筆，顧盼自雄。這是大得意。我才小，只有小的得意。
錢江晚報：您曾著文《誰實為之》，自述譯書之清苦，“沒有為發財的，名也不敢想”，您還說有時譯者的名字還“招人煩惹人厭”，怎樣一本書會讓您有要翻譯的衝動？
繆哲：不同的人，衝動當然不一樣。但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想和他人分享。我也差不多。除分享外，激起我衝動的，還有文風。文風是一種挑戰。倒不是挑戰我個人，而是漢語。外語中的經驗，與漢語所表達的，不都一致，不都能裝進既有的漢語。這就成了對漢語潛力的測試。假如裝進去之後，不僅結構未損，還有別樣的美，這就抓住翻譯的要義了：它豐富了語言，也豐富了經驗。我不做翻譯有很多年了，但每讀到好的文風，就和老兵聽見號角一樣，禁不住鼓動。前幾天疫情隔離，又去閒翻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語言的結構性很強，有“形”，必有“影”；有“響”，必有“聲”。譯成漢語，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這樣想著想著，就有些“情不能禁”。
繆哲，1986年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中西藝術史學者。著有《禍棗集》；譯有《甕葬》《釣客清話》《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書》《魯濱遜漂流記》等。
別太自戀，讓自己淹沒了人家
錢江晚報：您引用本·瓊生的話說：“世風腐敗之處，語言也隨之。語言的汙爛，是精神生病的標誌。”您是否是一個有語言潔癖的人？充斥當下人們眼球的網路語言，您是何看法？翻譯家在譯書行文時，向流行文化的趣味靠攏，是一種積極作為嗎？
繆哲：翻譯是苦差事。不僅苦，還沒錢；學校裡，又不計工分。竟還有人做，這就是孟子說的“仁人之心”啊！你去書店看，譯著的比例之大，是出乎意料的；書店越嚴肅，越是如此。可知沒有翻譯，我們智力的風景會大為不同。貢獻如此，所得如彼，再去批評，就太不講恕道了。現在很多翻譯，或許不好，但不好的道理，在機制，不在個人。機制順了，再批也不遲。至於用網路語言好還是不好，那與原著的風格有關。翻譯的本質，固然是讓“他”變成“我”，但具體做時，還是儘量保留“他”，別太自戀，讓自己淹沒了人家。
錢江晚報：作為藝術史學者，您去年底又有新著《從靈光殿到武梁祠》，您曾感嘆說藝術是難寫的。這麼說來，無論做藝術史研究還是做翻譯，都是一條有點逼仄的路，在這兩個門類浸淫數十年下來，您至今仍然樂在其中嗎？
繆哲：翻譯和做研究，是不同的事，但都很苦。翻譯的苦，是文風轉換。譯文不能太生，也不能太熟。“生”需要創造，創造總是不易的。藝術史研究的苦，是視覺向文字的轉換。視覺的東西，是不能思考的，得“文字化”以後，才想得下去。這就需要在不同的認知系統間，跳來跳去。就好比你用音樂，去表現對美食的味覺。這當然難了。
相比而言，我是更喜歡翻譯的。
一來它充滿小的樂趣，擺弄文字的樂趣——這是每時每刻的；研究的樂趣，只在突破的時候有。二來你翻譯的書，總是經典，總是一流頭腦寫的。研究呢，我腦子不夠，做不到一流，這樣做著做著，就很有無謂感。文科的東西，很像眉毛：眉毛不漂亮，有沒有什麼關係？
（原標題《新年首場錢報讀書會，就在今天下午，歡迎你來 “斜槓中年”繆哲的文字態度》。編輯陳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