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國內、國外的情況十分複雜。面對複雜而嚴峻的形式，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有效地進行“三反”運動、遏制和消除蛻化腐敗的首要條件，是全黨重視和群眾動員。使一切貪汙浪費行為和官僚主義現象成為“過街老鼠”，陷入人人喊打的滅頂之災。毛澤東在全黨範圍內，再三強調，務必發動黨內外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到鬥爭中去。反覆號召全國人民和全體黨員幹部“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領導全黨，著重抓緊以下環節:
一.領導帶頭，上下一致。毛澤東在“三反”運動開始後，為全黨制定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方針，要求各級黨委主要領導同志，以身作則，站在運動前列，向群眾反覆宣傳“三反”鬥爭的重大意義和黨的方針政策，主動公開檢查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錯誤和其他不乾淨行為，並且採取多種措施，發揚民主，啟發鼓勵群眾向領導展開批評。從1951年11月下旬至年底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毛澤東為指導“三反”鬥爭親自批轉報告、寫的指示、批語和書信就有50多件。他在一系列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反貪汙浪費是全黨的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害現象”。要求大張旗鼓去進行，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汙犯。要“把三反斗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號召“各級領導同志都要學習賀龍同志那樣親自上前線”。同時，毛澤東指示全黨上下都要一致行動，限期開展鬥爭，注重督促檢查。上行下效，全國各級黨委和黨政軍機關都是雷厲風行的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及時向中央報告鬥爭情況，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上陣指揮鬥爭。
二.排除干擾，清除障礙。毛澤東在領導“三反”鬥爭中，敏銳地察覺到:鬥爭的阻力主要來自黨和政府的部分領導。他們由於種種原因，企圖阻撓“三反”運動的順利進行。有的對這場運動的嚴重意義缺乏認識，漠不關心，等閒視之，畏手畏腳，陷於被動；有的身上不乾淨，為掩飾錯誤，不惜製造藉口，消極怠工，甚至公然對抗運動，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發動群眾的嚴重障礙。黨和政府斷然宣佈:“如果有人執迷不悟，膽敢違抗中央指示，阻礙群眾運動，無論他的地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他的上級都應該堅決把他撤職”。“如果因為手上不乾淨所致，則不但應該撤職，還應受到法律制裁。”1951年12月，武漢市委揭露和懲處了一批壓制群眾批評的擔負重要職位的幹部。毛澤東同志知道後，大加讚賞，將武漢市委公開揭露和懲處一批領導幹部的報告批轉全黨，號召各大城市“一律發動這樣一個鬥爭”，並電示武漢市委責令支援和袒護壓制民主、打擊群眾的武漢市長向人民代表會議作自我批評，公開發表。而後，又經過政務院同意，將武漢市市長撤職。
三、抓大案要案的處理，警告其餘。建國以後，某些同志承受不住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蛻化變質，逐步由革命的功臣墮落成人民的敵人。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典型代表。毛澤東非常注重抓像劉青山、張子善一類的典型案件，希望透過展現若干驚心動魄的腐敗事實，振聾發聵，催人猛醒，促使人們自覺參加“三反”鬥爭。劉、張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參加革命的，經歷了長期戰爭的考驗。但是，建國以後，在兩年多的和平環境中，經不起資產階級思想和舊社會惡習的侵襲，逐漸蛻化變質。他們不擇手段地盜竊、貪汙各項款項，總數共達155.4餘萬元之多。毛澤東接到華北局關於天津地委嚴重貪汙浪費情況的報告後，非常重視，迅速批轉全黨，要求全黨“嚴重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斗爭開處理。”組織《人民日報》大張旗鼓地宣傳此案，公開審理宣判對劉、張二人的處理結果。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和在黨中央的有利推動下，黨內外群眾消除了顧慮，鼓舞了鬥志，紛紛行動起來。一個檢舉“三害”的高潮逐漸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