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夫治世,二流大夫治人,三流大夫治病。”
1910年的漢口碼頭,一位不到三十歲年紀的瘦削年輕人,邁著輕快敏捷的步伐,跳下了輪船的甲板,向岸上走去。他的衣著外貌與身邊的老式中國士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他人還是身穿笨重的老棉襖,而他則身披美式大衣,整個人顯得神采奕奕。胡美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見了他,於是趕忙走上前去打招呼,隨即拉著他去參加博醫學會會議。他就是顏福慶,不久前剛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取得了自己的博士學位。後赴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獲得了熱帶病學學位證書。豐富的行醫經驗和深厚的耶魯背景,使他被雅禮協會選為赴中工作的醫師。
胡美對他的到來感到異常的欣喜,自己不僅有了一個得力的助手,而且一箇中國醫師可以增強普通民眾對西方醫學的信任感。何樂而不為呢?然而當他興致沖沖地向英國同仁們介紹顏醫生時,其他人則顯得十分冷淡和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現在時機還不成熟,美國社團將一箇中國人派做胡美的同事並且享受同等待遇,將會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他們一定會後悔的。胡美感到不悅,他認為顏福慶的到來會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幸運的是,在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胡美證明了他自己的觀點。他在書中記錄到:
正所謂,兄弟齊心,其利斷金。顏福慶和胡美,這倆來自不同文化的青年才俊用理解和合作,在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漢口的醫學會議開了沒多久便休會了,顏福慶和胡美兩人結伴回到了長沙。在路上,顏福慶對胡美說起了自己家族的往事。他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江灣鎮的一個貧寒家庭,但他們並不是江蘇本地人,而是福建人。若干年前,他的祖父因躲避太平天國起義的動亂,所以逃到了江蘇省。在那裡,一位中國牧師為他們全家提供了庇護。顏福慶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喪父,從7歲起由伯父、聖公會虹口救主堂牧師顏永京撫養。在伯父的資助下,得以就讀於上海聖約翰中學和聖約翰大學醫學院,1903年畢業後,隨即入其舅舅吳虹玉創辦的同仁醫院當實習醫師。這裡有必要提一下顏福慶的舅舅吳虹玉。顏的舅舅和顏的父親都是曾經在美國接受過神學課程的牧師,都參加過南北戰爭,兩人也因此結識。回國後顏父娶了吳虹玉的妹妹,兩家人從此成了親家。胡美聽到這段往事後,驚呼“你擁有多麼偉大的遺產啊,那是兩個大陸的故事。”
抵達長沙不久後,顏醫生隨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前文我們提到,顏醫生回來的時候是1910年,那時候距離清王朝的覆滅還有不到兩年的時間,距離辛亥革命也就是一年多的時間了。時局的動盪,使得整個長沙城也躁動了起來,革命的力量開始風起雲湧。社會產生了新生的力量,但同時惡劣的公共衛生狀況也成為了困擾胡美等人的難題。傷害、霍亂、天花、肺結核、麻疹,一直折磨著湖湘地區的百姓。為了能使情況有所緩解,胡美在書中記道: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1911年冬,滿洲地區爆發了大規模肺炎,死亡率接近100%。英國醫生伍連德和幾位外國醫生合作,在華北、東北拼命抵抗病毒南下,但於事無補,黑死病沿著京漢鐵路向湖北擴散。很快顏醫生被調往湖北參加防疫,強調衛生防疫和普及醫學知識成為了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一到漢口,顏福慶先與當地政府取得聯絡,勸說官員和全體市民支援他的行動計劃。他要確保病毒不會沿著鐵路擴散到整個中國中部地區。隨即哈金森疫苗被全面推廣,接種的人都獲得了免疫能力。在城市的各個角落都放置捕鼠裝置,以一百隻為單位獎勵抓捕老鼠者。此外,京漢鐵路沿線所有的車站,都設定了觀察員,以確保發現感染者後可以立馬隔離。在隨後的幾個月內,顏福慶領導著民眾取得了階段性抗疫的勝利。對此,胡美在他的書裡讚賞到:
在雅禮醫院取得成功後,顏福慶於1927年受聘任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但不及一年便辭職南下。1928年7月,抵達上海故鄉的他建立吳淞衛生公所。此後又在楓林橋新址,建造上海醫學院新校址和中山醫院。1933年,富商葉子衡捐出自己位於江灣的私家花園,並興建澄衷肺病療養院(上海第一肺科醫院前身),顏福慶兼任首任院長。1938年,顏福慶被調至武漢,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次年辭職回到上海。就當人們以為顏醫生可以帶著一生榮譽安度晚年的時候,那悲慘的十年爆發了。時年已經84歲的顏福慶,被人屢次侮辱,被關進牛棚,反思自己的過錯。1970年11月29日,顏福慶因嚴重肺氣腫、呼吸困難被家人送往他親手創辦的上海中山醫院就診,但院方冷酷拒絕收治,不久顏病逝,享年88歲。
這位傳奇的中國近代防疫第一人,竟以如此的悲劇收場,令人不甚唏噓。若他在天有靈,看見華夏兒女在抗擊新冠時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泉下有知,肯會感到欣慰的。他的後輩張文宏醫生,接過了防疫的接力棒,與百姓同心協力,勢必在未來戰勝新冠這個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