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和胡亥，到底誰才是秦始皇選的繼承者？

在我國古代二十餘個朝代之中，最令人“意難平”的朝代，應該就是我們千古一帝秦始皇開創的大秦帝國了。因為這個存世僅僅二十餘年的龐大帝國，才有了我們現在統一的文化思想，才使得我們中國不至於在後來的群雄割據中像羅馬帝國那樣分化成無數個小國。

也正是因為大秦帝國對我們中華文明造成的這樣深遠的影響，“二世而亡”的大秦就成為了大部分中國人心中的痛。以至於我們現在的一些話本小說之中，依然能夠看到有人對始皇帝“千秋萬代”的暢想。

我們也都清楚地知道，歷史上的大秦正是因為當時成為丞相的李斯和宦官趙高聯合，將始皇帝遺詔中由公子扶蘇繼位的決定改為了公子胡亥繼位。以至於胡亥在繼位之後依舊沿用重典嚴刑，導致了六國遺族紛紛起兵，最終由劉邦這個泗水亭長結束了秦末的亂世，開啟了四百來年的強漢。

而這個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那場發生在“沙丘”的繼任者人選被換一事。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正在東巡的始皇帝行走到了邢臺的沙丘地區，終究因為人算不如天算而病死在途中。在始皇帝死去之前，跟隨著始皇帝出巡的丞相李斯就被叫到了始皇帝的榻前。當然了，那位被後世罵了兩千多年的宦官趙高也在現場。

在這次召見之中，始皇帝親手把他擬好的詔書交到了丞相李斯的手中之後，就闔眼駕崩了。而始皇帝剛剛閉上眼，守在一旁的宦官趙高就跑到了李斯的面前，以權利和地位為誘惑，聯合李斯將詔書中的公子扶蘇換成了公子胡亥。

以上的情況是兩漢時期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所作《史記》，對這件事情的描述，雖然《史記》確實是一本非常好的歷史系鉅作，但是我們也無法否定的是，這本《史記》只之中有著太多太多的司馬遷的個人主觀感受和臆測。比如說《史記》中把皇帝和王侯分別以“本紀”和“世家”來說，司馬遷就以個人喜好將沒有成為帝王的項羽，按照帝王的待遇，給項羽寫了個“項羽本紀”。

所以在面對大秦未來走向的真實情況上來看，單單以《史記》中的記載來判定，恐怕多多少都會讓人覺得不太公平。那麼，在歷史上，真的是趙高和李斯這兩個人把始皇帝選定的繼承人給換掉了嗎？

這一點，恐怕要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上來分析了。始皇帝壯年的時候並沒有指定繼承人，而我們現在熱議的公子扶蘇和公子胡亥，在當時都沒有太子的名號。雖然說二世皇帝總歸會是在這兩個人之中角逐而出，但是隻要始皇帝一天不發話，那麼恐怕這兩位“公子”就一天不敢明目張膽的進行爭鬥。

而且在商君制定的去大秦律法來看，無論是平民百姓犯法，還是王公貴族犯法，基本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一視同仁”的。畢竟當年的秦惠文王嬴駟就因為觸犯秦法，被流放了幾年時間。

不過就從公子扶蘇和公子胡亥這兩個人的個人特點上面來講的話，公子扶蘇要比公子胡亥更加得人心一些。因為當時天下已經沒有太大的戰事，除了一個蒙恬還在北邊監督長城的修建事宜之外，整個大秦帝國境內，基本上已經看不到大型的戰事了。這個時候，身為繼任者之一的公子扶蘇自然意識到了治理國家的重要性。於是乎，公子扶蘇幾乎就在當時成為了儒家發揚他們治國理念的代表人物。

這麼重要的事情始皇帝怎麼可能會不知道呢？正所謂“打天下易，守天下難”。始皇帝也不可能不知道打和守之間的政策轉換，怎麼會像部分人猜測的那樣，想著繼續以嚴苛的大秦律令來限制全天下的所有人呢？

但是李斯和趙高等人不同，他們頂了天也只能是一個“列傳”中的人物，要是運氣好一點，就不能能混成一個“世家”。所以在他們的眼裡，抓住當時的權力以至於增加自己的權力就成為了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李斯其實不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是李斯放任公子扶蘇上了臺，那麼他這個丞相也就算是做到了頭。真要是下了臺，那別說“列傳”，恐怕也就只能在《史記》裡面打打零工，拿個“青史留名”就灰溜溜地回家養老。

於是乎，趙高這麼一攢拾，李斯也就順理成章地接了下來。可是讓李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等到公子胡亥成了二世皇帝之後，趙高轉眼就把他丟出去擋了災。然後自己“獨攬大權”“指鹿為馬”，硬生生地把秦朝帶成了一個二世而亡的短命帝國。所以趙高和李斯真的有可能篡改了秦始皇的詔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