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勇上將
前言
1982年，開國上將楊勇被醫生檢查出肝癌。一年後，癌症很快充滿了整個肝臟，楊勇身體裡只剩下百分之三的正常肝組織。
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楊勇並沒有害怕，他堅持完成自己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得知自己時日無多的時候，楊勇甚至對家人說：“不要再浪費藥了，還不如給我打一針，讓我安樂死。”
楊勇的女兒看著病重的父親，感慨地說：“爸爸是個快節奏的人，連死都是快節奏。”
楊成武、楊得志、楊勇
楊勇：還不如給我打一針，讓我安樂死
1982年，這天醫生查房之後，楊勇有些吃力地對一直陪伴在身邊的夫人林彬和兩個孩子說，現在我聽有關報道說：“有一種藥叫‘安樂死’，我已經到了這種程度，你們不說我也很清楚，反正無可救藥了，國家的經濟還很困難，藥品又那麼貴，就不要再浪費藥了，還不如給我打一針，讓我安樂死……”
那時，剛剛有人提出“安樂死”，楊勇和家人便探討了“安樂死”的問題。
幾天後，張震到醫院來看他，楊勇說：“我很疼，還不如早死好，70歲已經夠本了。”
大家聽後都強忍著淚水，不讓他繼續往下說。
“死神”無情地一天一天向楊勇逼近。
1977年楊勇和家人合影
醫院提出要給他增加營養，說給買點燕窩。那時燕窩一萬元1斤，比現在要便宜好多。但楊勇說什麼也不讓，搖著頭說，吃它幹什麼？吃它能治病？
當時管他的醫生眼淚都出來了。她治療過許多病人，卻沒有哪一個像楊勇這樣都什麼時候了，還捨不得吃，捨不得花錢。
12月26日，昔日的警衛幹事張金方得知楊勇病危，感到很突然，心一陣緊縮，和愛人李春巧從天津趕到北京。
楊勇躺在床上問，部隊工作這麼忙，你怎麼來了？
張金方說，再忙也要來看看你。
楊勇又問，你來了，團裡工作有人管嗎？
那時，張金方在團裡當政委。他強忍著眼淚說，你放心，團裡我已經安排好了。我來護理你，等你好轉了我再回去。
楊勇目視著眼前的張金方，吃力地點了點頭。
雖然張金方曾是楊勇的警衛員，但是楊勇和林彬早已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不是外人。平時楊勇家做件衣服褲子什麼的，有幾個孩子的，必然也會有張金方的。排行起來，張金方也算是孩子們中的老大了。
楊勇和林彬
這段時間，楊得志正在京西賓館開軍委會，林彬急火火地給他打電話：“你快來吧，再不來看不上了……”
總參謀長楊得志匆匆趕到醫院，其實，他已經幾次來醫院看望了。
楊勇拉著他的手說：“老楊哥，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為我分散精力。告訴醫生不要用藥了，不起作用，那是浪費，不要浪費國家和人民的錢了……”
聽到楊勇叫自己“老楊哥”，楊得志不禁想起1936年第一次與楊勇見面的情景。
那是毛主席率領紅軍東征回來，在陝北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期間，大家一起會餐，以茶代酒，祝賀東征勝利。那是他們最初的相識，楊勇坐在離楊得志不遠的一張桌上，互相敬酒。楊勇知道楊得志比他大兩歲，脫口就叫老楊哥。於是，這個稱呼就這樣一直叫下去了。
而現在，“老楊哥”還身體健康，“老楊弟”卻要告別了。
一想到此，楊得志不禁淚流滿面……
楊得志
楊勇不願撰寫回憶錄：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孫啟增永遠也忘不了楊勇。
他也是楊勇曾經的警衛員之一，同樣，楊勇也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家人看待。
楊勇病重的這段時間，人在醫院，孫啟增的心就在醫院。儘管楊勇多次囑咐孫啟增不要經常過來看他。
有一天，孫啟增又來到了楊勇的床前。
到醫院，看楊勇不下床，孫啟增就說：“這樣成天不下地走走，就是健康的人這樣也不行。你還是堅持下地走走。”
楊勇說：“現在下不了床，腳特別脹，鞋也穿不上了。”
小孫低下頭一看，發現楊勇的腳的確突然“胖”了許多。孫啟增說，那就把鞋剪開穿吧，反正是要下地走走好一些。
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楊勇還是每天不停地看檔案、看報紙，自己強忍著問這問那。
孫啟增對林彬說，不能看，再看就沒命了。可林彬只能難過地搖搖頭。
楊勇（左前）
到了年底，楊勇開始便血，一天拉血一二十次。沒過幾天，人就拉脫了形，嘴裡長滿了水泡。
小孫對林彬說，讓他講講自己的東西吧。大家也都勸他說，講講吧。
可楊勇就是不同意，說：“我該講得早就講過了，我現在沒有什麼可講的了。”
楊勇的老部下魏鳴森也到醫院來了，他對林彬說：“是不是有些事讓他說說，他的病也不一定會好，給後人留下點東西吧。”
魏鳴森把這番意思對躺在病床上的楊勇講了。楊勇搖頭，關於自己，他還是什麼也不說。
魏鳴森
1976年6月，法國三軍參謀長居伊•梅里將軍一行9人，在法國大使及武官的陪同下，圓滿結束在我國的訪問。回國時，他們在烏魯木齊停留一天，準備換乘法國專機回國。我方送行的是總參副總長何正文及外事局局長柴成文。
那時，楊勇還在新疆軍區任司令員，由於總參通知要熱情接待，他只好在機場餐廳宴請一次。
雙方交談得很愉快，梅里將軍對楊勇說：“您是有名的戰將，我們期望早日看到您的回憶錄。”楊勇則說，自己沒準備寫回憶錄。
梅里將軍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問道：“為什麼？您不寫回憶錄？”
“是的，我不準備寫。”
確實，楊勇壓根沒有準備寫回憶錄。
1962年楊勇和戰士們在一起
朝鮮金城反擊戰勝利後，秘書王韶華對楊勇說，人家都寫文章，您是不是也寫？
楊勇說：“誰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我不寫，死了以後蓋棺論定。”
不寫回憶錄是楊勇的一貫思想，他認為戰鬥的勝利是集體的勝利，每個人都有份，不要專門突出誰，更不能這楊勇那楊勇的。他說，我以為，每個人的歷史都是自己用行動寫成的，生前不應該寫回憶錄宣揚自己，是非功過，要在死後由別人去評定。
楊勇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他在審查戰史或回憶錄時，凡是提到他的名字，他都要刪去，他自己更是不寫自述性的東西。他一生中打了那麼多好仗，遠的不說，平型關；還有阻止日軍過黃河，保衛了陝甘寧；四天連下三城，再破魯西南重鎮；準海戰役堵住黃維兵團；渡江戰役；成都會戰；金城反擊戰……好多仗都是關係戰役全域性的勝仗。
因為楊勇從來不宣傳自己，也不讓別人宣傳自己，很多人不瞭解楊勇。但楊勇依然堅持不寫回憶錄的原則。
楊勇和朝鮮老鄉剝玉米
在拍攝抗美援朝戰爭的大型紀錄片《英雄贊》時，按說志願軍首長應該是個主角，但楊勇卻很少露面，他只是讓攝影師多拍部隊和朝鮮老鄉。
就這樣，楊勇一生都沒有留下多少照片。
1982年6月，貴州省政協、省軍區決定出版革命回憶錄《回顧貴州解放》一書，專門派人向楊勇約稿。楊勇認為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但他不同意寫自己。楊勇說：“解放大西南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是劉鄧賀首長的正確指揮，是全體指戰員英勇奮鬥和各族人民群眾大力支援的結果。我楊勇沒做什麼，就是做了點事，也是應該的，有什麼值得寫的？”
經過再三解釋，還透過潘淼等老戰友做工作，這不是宣傳個人，而是宣傳黨的領導，宣傳人民群眾在偉大斗爭中的歷史功勳，也是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供教材，楊勇才答應，抱病寫了《回顧貴州解放》一文。
這篇文章也成了楊勇將軍一生中最後一篇文章。
楊勇在北京軍區任司令員期間接見民兵
楊勇女兒感慨：爸爸連死都是快節奏
功勳卓著的楊勇上將走了，靜悄悄地走了。
這一天是1983年1月6日1時55分。他才70歲。
其實，楊勇到去世時還不到70歲，他實際上出生在1914年。
1982年9月13日，參加十二大的全體代表合影留念。秘書處規定年齡在70歲以上的代表和候補代表有座位，70歲以下的代表不管職務多高一律或站或坐在座椅前的地毯上。當時，楊勇和解放軍代表團的代表一起盤腿而坐。
可能是沿用農村虛一歲的記法，他的檔案上寫大了一歲，而且是陰曆，以後也就這樣記錄下去了。直到去世後，二兒子楊冀平提出異議，說年齡有誤，才把八寶山骨灰盒上楊勇的年齡改過來。
楊勇
在解放軍總醫院小禮堂遺體告別那天，原定是6000人。長長的送別行列從上午一直到下午兩點，已經超過一萬人。
那一天，鄧小平也來了。在人民大會堂，中央軍委主辦了追悼會。
由於參加追悼會的人數有限，很多敬愛楊勇的大人孩子都圍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在冬日的寒風中一直肅立至追悼會結束，這是最後一次為楊勇送行。
當時，中央軍委專門有通知，外地不要來北京參加告別。廣州軍區政委王猛還是買了張機票，直奔北京。老上級了，不見心裡過意不去，怎麼也要見最後一面。曾在新疆軍區擔任副司令員的譚友林也趕來了。
譚友林
在楊勇去世前10天，張振川和愛人湯小薇特意從石家莊來北京看望楊勇，但病房門口掛著謝絕探視的牌子。
那些天，來探視的人很多，有的只允許問候一兩句，有的甚至只能在門外悄悄看上一眼。張振川夫婦來時，楊勇正在吃中藥。夫人林彬和兒子冀平出來和他們說話。湯小薇說，看他們母子都很鎮靜，說楊勇的病情穩定一點了。張振川從門上的玻璃往裡看，楊勇坐在床上，正慢慢地喝湯水，就放下了心，估計問題不大，沒想到這竟然是最後一面了。
楊勇的女兒京京說：“爸爸是個快節奏的人，連死都是快節奏。”
當時，楊勇平靜地對家人說，醫生講我還能活30天到60天。
對醫生的話可信可不信，但楊勇明白他的身體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他給自己留下了充分餘地，說就取箇中間數，除去最後10天可能不清醒，再用5天處理私事，我還有30天可以交代工作。
楊勇把他生命的最後幾十天緊緊張張地做了安排。
宋任窮
宋任窮到醫院看他，他像往常一樣笑著說，醫生講，我還有兩個月的時間，現在已經過去一個月，我還有一個月。
他同宋任窮談起對一些工作的意見，完全不像一個垂危的病人。宋任窮一走出病房，淚水就模糊了雙眼。
楊勇和軍委秘書長耿飈談得最多。他還和總政副主任甘渭漢談了建設革命化、現代化軍隊的意見。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談工作，楊勇都示意家人離開，然後請人把門關嚴。這是他一直保持的老習慣，工作上的事情他從來不讓家人聽。平時在家約人來談工作，也是關緊房門。
工作起來，楊勇根本就忘記了是在病房，根本就忘記了他是個垂危的病人，好像在辦公室辦公一樣，平平常常，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林彬和孩子們在門外急得直跺腳，卻毫無辦法。
楊得志瞭解他，只要一有任務，他飯不吃覺不睡也要立即執行。
毛澤東與楊勇握手
一天中午，總參的一位負責同志到醫院來看楊勇。剛進病房就被值班的護士攔住了。
“首長剛剛才休息，今天一直與他談話，好像又是工作上的事，很累。您現在最好不要去打擾他。”
這位負責人聽後，不無心痛地轉身想定。可是剛一轉身，他又回來了。他對值班護士說：“我明天就要離開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今天我如果見不到老首長楊勇，可能一輩子再也見不上他了……”他說著說著，禁不住眼圈都紅了。
原來，這位總參的同志是楊勇的一位老部下，馬上就要到外地去工作了。臨行前，他要來看老首長一眼。
值班護士聽他這麼一說，心就軟了。但要求他儘快出來。
一見到尊敬的老首長，他就馬上過去緊緊握住楊勇的手，所有的話都堵在心裡，怎麼也說不出來。楊勇從這有力的一握中也體會出部下的真情。
良久，楊勇抬起身，吃力地對他說：“你的事我知道。無論在哪裡工作都要團結群眾，要服從組織領導，努力為黨工作！”
這位領導使勁地點了點頭，表示不忘老首長的指示和教誨。
1949年楊勇和孩子們在河南合影
除了自己過來看楊勇的人外，還有每天被他約到病房談工作的各部門負責同志。常常是前腳走，後腳來，幾乎沒有空下來的時間。楊勇提出自己多年來思考的對軍隊建設的意見，盡其所能解決部隊的問題，甚至沒有忘掉海島連隊的電機修理。
一天的工作完了，他還是以平常的習慣，要在走廊散一會兒步。
儘管病已經重得不能再重了，他還是保持著一生如此的軍人姿態，甚至希望大步流星走路，柺杖常常不知不覺就脫離了地面。而夫人林彬不得不一再提醒他，慢一點，歇一會兒。
楊勇停下來，為自己又忘記了慢點走而內疚，回頭衝林彬笑著。
每天上午，醫生來查房，楊勇都說：“我很好，感覺非常好，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用明亮的眼睛看著醫生，似乎沒有注意對方躲躲閃閃的目光。
病房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患的是晚期肝癌，可是從他依然的樂觀中，沒有一個人相信那個殘酷的事實，甚至連醫生也在懷疑，是不是檢查錯了？他的肝臟真的掉出臍了，變成兇惡無比的癌塊了嗎？他明明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嘛。
以後，林彬提起來就傷心，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楊勇。
楊勇夫人林彬
堅強，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一
楊勇住院那一段，林彬和兒女都陪在醫院裡，寸步不離。
頭半個月楊勇還能下地走一走，吃點東西。很快，他的病體就承受不住連續工作的辛勞，眼看著身體一天比一天衰退，後來什麼也吃不進去了。但是隻要自己能掙扎起來，他就堅持自己下床，不麻煩別人。
在得知病因後，楊勇提出三條，不做化療，不做放療，不做手術，聽其自然。他說那些是同歸於盡的辦法，什麼用也沒有，白白耗費公家的醫療費。
死神大踏步走來，楊勇終於臥床不起。再後來吃什麼藥都不管事了，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最後幾天，楊勇進入半昏迷狀態，但他還在替別人著想，儘量不讓別人為自己服務。他不僅自己配合治療，還多次對親屬說，要儘量減少醫護人員的負擔。
晚期肝癌在所有癌症中是發展最快的，也是最疼的。楊勇忍受著難以想像的痛苦，但他在家人和來探望的同志們面前卻平靜又平靜，不讓他們為他的痛苦擔憂，甚至不願意讓他們看出他的痛苦。
後排左二為楊勇
在最後那些天，楊勇的手上鼻子上身上到處都插著管子。但都到了這個份上，楊勇僅僅是渾身虛汗，就沒哼哼過。
堅強，可以說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一。
是工作牽著楊勇的心。工作使他進入到無比亢奮的狀態。他的工作沒交代完，其他一切諸如疼痛全都不能干擾他的工作，必須躲得遠遠的。就像指揮戰場上的千軍萬馬一樣，楊勇指揮著“死神”。什麼昏迷，什麼死亡，不讓你過來你就不能過來，我必須把我的工作幹完，不幹完你捆也捆不走我。
在生命垂危時，楊勇在積極配合治療的情況下，有條不紊地按計劃料理他手頭的工作。他在和“死神”爭分奪秒，卻沒有一絲慌亂和不安。
他贏了，徹頭徹尾地贏了。
在生命的最後兩天，楊勇常常一大段一大段地沉睡。楊得志接到訊息，再來看望時，他已經深度昏迷。
楊勇、楊成武、楊得志
楊勇的病房在醫院老南樓的五層，是個小單元，裡面有兩間病房，一間楊勇住，一間林彬住。孩子們和陪護的工作人員就在不用的樓梯間搭上地鋪。最後那天晚上，突然就不行了，林彬放聲大哭。家人和工作人員也都趕快起來了，流著淚守護在楊勇身邊。中央軍委也來了人。
大家都眼巴巴地望著監護器，盼望能出現奇蹟。
監護器裡心臟的波紋越來越平，眼看成了一條直線。
楊勇昏迷著，只剩一口細微的氣。
大家都恨自己沒有辦法阻止“死神”的腳步。
楊勇
楊勇就這麼睡著走了，彷彿睡得很熟。
屋裡靜得嚇人，沒有人敢驚醒熟睡的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