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回眸】
1937年至1947年，延安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革命的“神經中樞”和總後方，也是千千萬萬抗日愛國志士心中的革命聖地。然而，由於國民黨的政治隔離、新聞封鎖和輿論欺騙，敵後抗戰情形難以透露到外界。從1940年至1944年初，幾乎沒有一個西方人訪問延安。共產黨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不斷揭露國民黨陰謀，並多次表示歡迎外國記者前來參觀訪問。
“紅色中國”成為西方記者心中的“未知之地”。紅軍真的存在嗎，抑或只是“幾千名飢餓的土匪”？邊區是“封建割據”，還是“自由光明的樂土”？記者們前去“探秘”的呼聲不斷高漲。1944年2月，蔣介石迫於強大輿論壓力，出人意料地第一次批准了外國記者們訪問延安和邊區的請求。
1944年6月9日，由美聯社記者斯坦因、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路透社記者武道、塔斯社記者普金科、美國《天主教訊號》記者夏南漢神父等6名外國駐華記者，國統區9名中國記者、國民黨指派工作人員等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抵達延安，開始了馬不停蹄的參觀訪問。記者團在延安和陝甘寧地區逗留了數月，這也是抗戰時期中外記者對共產黨根據地僅有的一次集中、大規模的採訪活動。
規格高。在延安，記者們見到了中共所有高階領導人和延安各界負責人。毛澤東出席了歡迎記者團的招待會並回答了記者們連珠炮般的提問。周恩來主管記者團的接待工作，交際處負責具體工作，楊尚昆擔任處長。周恩來提出了交際處工作方針，就是著名的“宣傳出去，爭取過來”，這也成為我黨抗戰時期的總體對外方針。朱德、葉劍英等設宴款待，林彪、賀龍、博古、吳玉章等人悉數出席。記者們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這位“南京通緝名單上的第一號‘赤匪’”，不由紛紛拿他與蔣介石進行比較。在斯坦因筆下，毛澤東是“能幹的、老練的政治家，是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則有著“嚴肅、呆板、憂心忡忡的軍人性格”。愛潑斯坦則寫道，蔣介石“事必躬親”，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蔣介石喜歡“擺架子”，而毛澤東卻能和老百姓“隨意交談”。
談得深。毛澤東欣然接受了記者們的單獨採訪。他與斯坦因的一次交流創紀錄地持續了12個小時，從頭一天下午3點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3點。二人聊了共產主義、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工業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等。斯坦因回憶說：“直到凌晨3點，當我最終站起來離開的時候，我感到意識不清、四肢發麻、眼睛發脹。而毛澤東還像下午時那樣精力充沛，講話有條有理。”繼斯坦因之後，美國記者福爾曼、愛潑斯坦等也單獨與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記者們還利用一切機會拜訪朱德、周恩來等中共其他領導人，獲得了最權威的一手資訊。
觸動大。延安向記者團“全景式”開放，併為採訪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條件。記者團參觀訪問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工廠、農場、學校、醫院、報社等各行各業，全面瞭解根據地的真實情況。9月，記者團部分成員來到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割槽，連續數夜隨軍觀察八路軍夜襲日寇汾陽據點的全過程，“八路軍遊而不擊”的謊言被事實擊破。天亮時，戰士們押送俘虜回到村裡，村民們趕著豬羊，提著雞蛋紅棗，歡天喜地上前來慰問勇士，目睹這一幕的記者們都被深深打動。當翻譯告訴他們，老百姓在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時，他們也情不自禁舉起右臂跟著一起歡呼。福爾曼激動地說，“聽國民黨官員說八路軍六年不抗日了，這次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在作戰。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到過歐、亞、非許多戰場，像你們這樣軍民合作打敵人的情景，從來沒見過。”
接待好。交際處對記者團的食宿做了精心籌劃，把最好的窯洞和最美味的食物留給了他們。交際處副處長金城撰寫的《延安交際處回憶錄》裡對此有過細緻描述。記者們被安排在新市場南邊半山腰的窯洞裡，外國記者與中國記者分開住，每個窯洞住兩位記者，每層都有勤務員。記者團一日三餐是：早餐有雞蛋、牛油麵包、饅頭、紅豆小米稀飯；中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湯。平時主食是饅頭，也會預備適量的酒。中外記者們對此都很滿意。
寫得真。中共的主動“喂料”與記者們的所見所聞到相互印證，形成了批駁國民黨謠言的“證據鏈”。1944年7月，倫敦《泰晤士報》刊載了毛澤東接見記者團的談話。8月，《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等媒體紛紛刊登記者團發出的通訊。愛潑斯坦寫下了許多感受和細節，“毛澤東平易近人，說話從容不迫，不拿腔作調。”“周恩來總是談笑風生，他誠懇、有耐心、絕不敷衍了事，對於原則問題有著極嚴肅的態度。朱德總司令非常愛吃蔬菜，他自己開了一塊地，種植質優味美的番茄。”愛潑斯坦說：“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飢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
影響遠。延安和邊區之行雖然僅數月，但這段記憶長久地迴響在記者們的腦海裡。美國記者福爾曼寫下了轟動中外的著作《紅色中國報道》，也譯為《北行漫記》，被譽為《西行漫記》的姊妹篇。斯坦因出版了《新中國的長城》，愛潑斯坦完成《見證中國》等著作。記者們還描述了八路軍在醫藥、通訊等方面的困難，紛紛呼籲國際社會予以援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外籍“啦啦隊”。美國記者愛潑斯坦更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加入中國國籍，其後又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傾盡餘生之力。
西北記者團訪問延安是共產黨對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意義甚至可與埃德加·斯諾1936年赴保安相提並論。愛潑斯坦自豪地將記者團稱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1944年8月15日，毛澤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國共產黨人，由此進一步走向世界。
（作者：蔣書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