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在全國不同的省份形成了不同的“商幫”,像是“晉商”、“徽商”等等,在這其中,最為出名的,那應當就是“晉商”之中的喬家了。
喬家開家人喬貴發,從乾隆年間便開始來往于山西榆林和內蒙包頭之間做生意,由於經營有道,生意越做越大,到喬貴發死的時候,他的身價已經達到了上千萬兩白銀,而晉商喬家“復盛公”這塊招牌也是被徹底的打響了。
到了喬家第四個當家人,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時,“復盛公”已經成了一個規模非常大的商業金融集團,而也就是在喬致庸這一代,他花費重金修建了鼎鼎有名的喬家大院,一直流傳到了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喬家大院博物館。
喬致庸活了將近90歲,從嘉慶皇帝一直活到了清朝倒數第二個皇帝光緒皇帝,在這時,中國的大門已經隨著鴉片戰爭的炮火而被西方打開了,可以說世道越來越亂,各地紛紛起義,甚至還爆發了太平天國這種大規模的反抗滿清王朝的農民起義,但是在這樣的亂世之中,為什麼喬家大院能夠獨善其身,一直沒有被土匪打劫呢?
“天胡開局六不準”
喬貴發這個人,也並不是說天生的富豪之家,不是什麼富二代,而是一個貧窮的鄉下農民,在雍正皇帝死的這一年,喬貴發家的日子也徹底過不下去了,他拉了兩個老鄉,一起來到了內蒙,準備用這種近乎逃荒的方式,給自己討出來一條生路。
到了內蒙之後,喬貴發先是在“吳家當鋪”當夥計,在吳家,喬貴發一干就是十幾年,這十幾年的迎來送往,接人待物,讓喬貴發練出來了一套絕無僅有的識人本領,和一身見縫插針、見風使舵的眼力勁兒。
幹了十多年夥計之後,喬貴發手上也有了一些閒錢,而且他也明白,“給別人打工,永遠不如自己創業”,於是他便來到了包頭,用自己這十幾年來的積蓄開了一個草料場。
乾隆二十年這一年,風調雨順,是一個難見的豐收年,糧價大幅度下滑,人們紛紛賣糧換錢,而喬貴發秉承著“人棄我取”的經營方略,大筆買進了黃豆等糧食,而且在此時,喬貴發也明白,“初級農產品和深加工後的農產品,它的價值是不同”的,在這種思路下,喬貴發把買來的這些黃豆儲存了起來,到第二年都做成了豆腐。
果然,到了第2年,糧價驟漲,普通的米麵都很難得,黃豆、豆腐之類的食品更是被捧成了天價。
喬貴發便靠著這兩年之間的“一買、一加工、一賣”,賺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靠著這筆初始資金,喬貴發的生意涉及到了多個行業,從糧食、草料,到油房、菜園、客棧、當鋪錢莊,等等等等,並且成功地打出來了“復盛公”的牌子。
隨著自己經營有方,“復盛公”的名號傳遍了大江南北,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東到上海,西到蘭州,全都有“復盛公”的分號。
可以說,喬貴發給喬家的崛起打下了一個近乎“天胡”一般的開局。
一直到乾隆五十四年,喬貴發逝世時,他所遺留下來的財產達到了千萬兩白銀之多,而喬貴發的這種經營,不僅給自己賺夠了錢,也帶動了包頭、蘭州等西部欠發達城市的發展,讓滿清朝廷對其多有褒揚,官方認證為“晉商第一喬”,也就是“晉商第一橋”。
而且喬貴發也知道,自己的生意能夠做得這麼大,不僅僅只是會算經濟賬,不僅僅是在經營上勝人一籌,更多的是一種全方位的注意,喬家的規模已然是一個龐然大物,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一個小細節上都必須謹慎有加,於是在喬貴發臨死之前,給喬家子孫們留下了一個六不準的家規:
“不準納妾,不準賭博,不準嫖娼,不準吸毒,不準虐僕,不準酗酒。”
喬家子孫經商為其一,更要注意讀書,廣積農田,救濟鄉里,切不可為富不仁,要把“儒商之道”發揚光大。
就這樣,帶著自己的富豪成就,看著已經興旺發展的喬家,橋貴發閉上了眼,而這後來,喬家兩經傳承,就傳到了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手裡。
“投筆從商克妻命”
喬致庸本來是當不上喬家掌門人的,因為喬致庸自幼喪父喪母,家裡沒什麼人給他說話,而喬家給喬致庸定的路線就成了“學而優則仕”,讓他去讀書,考取功名,從而“朝裡有人好辦事”,喬家這一代的掌門人,本來應該是喬致庸的哥哥喬致廣。
但是無奈就在喬致庸十年“寒窗苦讀”,終於考上了一個秀才之後,喬致廣卻突然過世了,喬家頓時群龍無首,看著這樣的情況,喬致庸只得站了出來,接手了喬家的商業買賣,從此“投筆從商”。
自從喬致庸接手了喬家之後,他便仔細地研究了他爺爺喬貴發的發家之路,並且總結出來了“人棄我取、薄利多銷、誠信經營”的“指導方針”。
在經過了喬致庸幾年的經營之後,喬家資產再次擴張,尤其是在包頭,喬家“復盛公”的招牌在包頭城內風光無兩,甚至來往此地的人們都會說上一句:
“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
而且喬致庸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喬家的家訓,不能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而應該是一個講求仁義禮智信的“儒商”,再加上喬致庸本來就是一個秀才,這更加契合了他儒商的形象。
在經商之中,喬致庸常常告誡自己周圍的人和後代子孫們,“信義為本,利益其後,切不可見利忘義”。
在喬致庸一生當中,有過六任妻子,但是由於喬貴發留下的遺訓之中,第二條就是“不準納妾”,所以喬致庸這六任妻子,全部都是在他死了一位妻子之後,再續絃娶的,以至於當喬致庸第三任妻子楊氏死了之後,一般的女兒家就不敢嫁給他了,都說喬家如此興旺發達,那是因為喬致庸“克妻”,拿著他老婆的命換來的這份家業。
但是這也架不住喬家家大業大,很快喬致庸的第四任妻子周氏便進了喬家的大門,為喬家大奶奶的“前赴後繼”接上了力。
時間很快就到了19世紀的末期,在當時,中國已經逐漸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滿清王庭的統治之下,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顯得是那麼的孱弱,最終被西方殖民者們肆意地掠奪著中國的財富,大批白銀外流。
喬致庸此時也察覺到世道變了,於是便出重金,將自己家喬家堡的祖宅進行了擴建,將周圍的宅院街巷都買了下來,建成的建築就是“喬家大院”。
“福種琅嬛老佛爺”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老佛爺”西狩西安。
但是由於慈禧連夜出逃,一路之上走的匆忙,竟然沒帶得上什麼盤纏,這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是沿途的地方官員士紳們出錢,但是這些地方官員士紳們,此時也大多看出來了,大清快要玩完了,給老佛爺的“貢金”,也只不過是他們所掠奪來的民脂民膏的九牛一毛,這點錢哪夠“老佛爺”的用度呢。
來到山西之後,慈禧“老佛爺”終於拉下了臉,向山西富商借錢,而此時“晉商第一橋”的橋家,自然也是躲不過去的。
面對面前的這種情況,山西的那些商人們也不願意借錢給慈禧,主要就是覺得慈禧都已經被洋人打出北京城了,按照以前中國歷史的下一步規律,那就要改朝換代了,這筆錢借給慈禧,收回來收不回來還是小事,萬一改朝換代之後,給自己按上一個“前朝餘孽”的罪名,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而此時,喬家“復盛公”“大德豐票號”的一個名叫賈繼英的管事夥計,竟然一拍手,直接越俎代庖,答應了滿清朝廷十萬兩白銀的借款。
而喬致庸得知了這件事情之後,想了想,竟然也就這麼默認了,原因就是因為他對賈繼英的信任。
慈禧“老佛爺”拿到了十萬兩白銀之後,這該怎麼還呢?慈禧也根本就沒打算還,而是賜了喬家四個字“福種琅嬛”。
喬家有福,福在哪呢?在琅嬛裡種著呢,琅嬛是什麼?就是慈禧“老佛爺”,一瞬間,喬家和滿清朝廷的中央首腦就有了聯絡。
到了後來,滿清朝廷準備籌建中國的銀行,而第一個想到的勢力就是喬家,慈禧宣召賈繼英進京,籌辦“戶部銀行”,而後來,賈繼英果然是非“池中之物”,從此在中國金融業內一路騰飛,甚至擔任過閻錫山和孔祥熙的“理財顧問”。
喬家大院自此也是更加興旺發達了,但是在這時我們要知道,中國的的世道已經非常亂了,各地但凡是有點力氣,想活下去的青壯年們,大多選擇了佔山為王,而山西更是如此,那麼為什麼喬家大院一直沒有遭到土匪打劫呢?
“喬家大院立於今”
首先第一點,那就是喬家大院根本打不下來。
我們說是“喬家大院”,但它並不是說是一個院子,而更像是一整個“小區”。
喬致庸在擴建喬家大院時,是把整個街道衚衕都給買下來了,出了門,東西向的一條衚衕,南北的橫向大路,都是他家的。
而且喬家大院從設計上來說,設計的就是一個城堡式的建築群,大院外是高三四丈的封閉磚牆,最頂上還有類似城牆防衛兵那種的垛口,人們可以從這裡向外伸出弓箭或者是火槍,攻擊外來的敵人,周圍更是有著通道連線,保鏢護院們可以從房頂上來去自如,居高臨下觀察周圍的情況,這樣的防備別說是土匪了,就算是滿清朝廷的正規軍都不一定打得進來。
而且喬家大院裡面的食物飲水非常充足,把門關上,過個一年半載的都不叫事兒,就像董卓曾經建築過的郿塢,內中藏的糧食可供20年之用,外形是一個封閉狀的城池,有城有郭,這樣的建築怎麼可能被輕易攻破呢。
而且喬家的家丁護院也都不是吃素的,在當時,喬家的護院隊已經裝備上了非常先進的洋槍,而且內中還不乏有著身負“武功”的武林高手,“中西合璧”保衛喬家。
而且富貴人家召集“武林高手”,為自己家看家護院,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八卦宗師”董海川,在自立門戶之前,就曾經是肅親王王府的護院教頭。
那麼真的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嗎?
“最堅硬的堡壘,往往都是從內部攻破的”,喬家大院防備如此森嚴,輕易攻破顯然是不太可能,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找一個內奸,理應外合,讓他們給自己開啟喬家的大門,然而這樣的內奸幾乎也是根本找不到的。
因為如果是喬家人的話,那麼他們根本就沒有理由去做這樣“損人不利己”的事情,讓那些土匪進來,把自己家裡給搶個一乾二淨,自己最後又能落得個什麼下場呢?
而喬家的那些員工下人們,則也是不可能,因為喬家給的實在是太多了。
在當時,喬家一個票號掌櫃,就相當於“經理負責人”,只要參股的話,那麼每股的分紅每年就在萬兩銀子以上,而就算是喬家的那些下人們,也是每年每人都能拿到至少百八十兩銀子的工錢,而且在喬家,衣食住行都都不用自己操心,喬家全包了,發下來的這百八十兩銀子,幾乎全都都是“白賺的”。
而在當時,一個家有良田五百畝的地主,每年收入也不過三百多兩銀子左右,可以說,喬家給這些僱工僕人們發的錢是真不少,而且逢年過節,喬家都是發麵、發肉、發柴、髮油、發米,就算是短工,都會給一封“過節錢”,換到現在來說,就算實習生也給你一個“節日福利”。
並且要知道,喬貴發留下的那“六不準”的遺訓之中,第五條就是“不準虐僕”,從而喬家主人和下人之間的關係,也是比較融洽的,根本就不會出現主僕反目的情況。
而且喬家在喬家堡村,一直秉承著“儒商”的信念,仁義為先,從不為富不仁,橫行鄉里,甚至有些地痞無賴來喬家“打秋風”,也是每每都能滿載而歸。
在災年荒年,喬家也會開倉放糧,賑濟災民,誰人不稱頌喬家的好,喬家堡村,哪個沒受過喬家的恩惠?他們怎麼可能去做土匪的內應,來幫助土匪攻打喬家呢?
如今,山西祁縣“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依然屹立於此,為中國北方的民俗民居研究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而“喬家大院”,也被相關專家們稱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而喬家的發家歷史,喬家的經商經營、為人處事之道,也是一直流傳至今,給了我們現代人不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