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文化中，有一個“不怨天，不尤人” （《論語·憲問》）的人生信仰。這一人生信仰和信念，原是聖人孔子的一個重要觀點。後來傳承發展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以及“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荀子·榮辱》）的價值觀念。
這一人生信仰的價值意旨在於：人生之事為，好的結果和效驗非是無故而致，往往是因人之努力而達成。人生的禍福在於自招，事為的善惡無不是自己求之者。為人做事，當求諸己而盡本分，不可怨於天和責備於人。
堅定這一人生信仰，就要求諸己而不責諸外，堅持以修身為本，強化主體意識，發揮主人翁作用，弘揚自強不息精神，在“獨善其身”之基礎上力爭達致“兼善天下”的人生境界。
堅定這一真理信念，就要“下學而上達”，自知而知性，知性而知命、知道；就要弘道以盡己，盡其忠而至於命，致命遂志；就要主忠信，盡心竭力，達致仁至義盡，無憾無悔。
一、知命者，不怨於天
“知命者不怨天”，既為“上不怨天”的價值意旨，又內涵“怨天者無志”的價值意蘊。“不怨天”的價值內涵，是反身而求的求諸己，發揮自身的主體作用和主觀能動性，立志而盡己人生之能為。
（一）下學，自能上達天命之性。
聖人孔子之所以能“不怨天，不尤人”，就在於擁有“下學而上達”的人生修為之樂，自得其樂。“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在博學於文中，通達天命之性的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
這一“不怨天”的價值意旨，乃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思維。藉由“下學”而可上達天命，與天合德，豈可責怨於天？天命之性，可以自我求之，故沒有理由責怨於天。怨天者，必是不肯下“下學而上達”功夫的無志者。
人生或有不得志而窮困之時，但求諸己而上達天命，正道以行，合於人間正義，豈有怨尤？“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論語·顏淵》）我與天命合一，代天行命，內省不疚，故能不怨不憂。
“下學而上達”的人生工夫意旨，又體現為道的“費而隱”（《中庸》）上。“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知行之能為，人人可能，關鍵在於求諸己而付諸努力，而不可責怨於天。
人生之追求，愚可以與知，不肖而可以能行，修為其極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人生修為和能為，雖是“造端乎夫婦”，然可極致於“察乎天地”。有“上下察”，就是“下學而上達”。人人皆可“下學而上達”，豈可有“怨天”之情？
在《荀子》的思想中，天雖為自然之天，而非人的性命賦予之天，但其“不怨天”的價值內涵，與孔子的思想具有相合的思維，皆在揭示人生當求諸己而發揮自身主體作用的價值意旨。
（二）知命者，盡己職而不怨於天。
知命者，之所以“不怨天”，就在於明於天人之分，“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荀子·天論》），亦即是履行“能參”的人類職責。天有天的能為自然，人有人的能為本分。“能參”的價值意蘊，是與天地化育有並列之功為。
既然人有其特定的職為、職責，就不要與自然之天爭職，而要盡人事、行本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荀子·天論》）天有其時，地有其財，而人有其治。知命者盡其職，就在於求諸己而發揮“能參”的主體功能作用。
不與天爭職，就要行曲治，養曲適，做到生育之而不傷。既然是“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則人生很多事情不可責怨於天。
對於孔孟之道而言，不怨天而求諸己，就在於篤行“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的修為。藉由反身以求，修養自身，而達致令人親、使人治和讓人敬的賢能品格和良好形象。人若能為己立命，就可存心養性以事天，豈可浪費心力而怨天尤人。
（三）怨天者，就在於心中無有志。
“怨天”者，之所以“無志”，就在於不能明於天人之分，不敢承擔人職之本分，盡己的人事之當為。人生有志，就在於求諸己而為仁弘道、建功立業，盡人性的主體能為之本分。
有道修為的君子，之所以要立志而有志，就在於“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論》）。“不慕其在天者”，不訴諸天運的自然，方能“敬其在己者”。“敬其在己者”，便是求其在我者，做到“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盡人事之當然本分。
一個人要擔負自己當盡的本分、職能，就要思人而措天。“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反之，若是“錯人而思天”，則必失萬物之情，而不能輔助自然。明確人當盡之職責，擔負起人應盡之職能，就在於立志以行本分和盡人事所當為。
與此思維相通，孔孟思想也強調人要求諸己而盡己之修為，立志做好分內之事，“居易以俟命”（《中庸》）。君子之為類似射之行為，失諸正鵠則要反求諸身，看看自己射箭的準星和力道如何。下苦功夫掌握技巧，準而有力，必然能夠射中。
人生的立身處世，為仁由己，弘道在人，豈可責怨於外而推卸自身的責任。立志而志堅，必能自強不息，日進不輟，積德而成善，修業而立功。人若無志，存有僥倖之心，一旦遇到挫折必是怨天尤人。
二、自知者，不尤於人
“自知者不怨人”而“怨人者窮”的價值意旨，就在於揭示“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荀子·榮辱》）的思想真諦。自知而知人能為之本分，就當求諸己，而不責怨於人。事情之過失的責任，往往就在於自身。一味地責求於人，便是推卸責任，或是不敢勇於擔責，或是不懷好意敷衍塞責。
（一）自知者，不責怨於人。
人生的智慧，莫過於“知者自知”（《荀子·子道》）。自知者，知己性命本分而盡人事之職責，自能確知自己該擔之責任，履行分內的擔當和義務，而不會隨意地責怨於人。
自知己之職分，盡己之能為，盡心竭力而心無旁騖，固能在做人上無憾，在做事上無愧，達致一生無悔。盡了自己該為的本分，承擔了自己該擔的責任，有何心思、雜念去責怨於人。
自知者知勇於擔責，方能令人願意與己共度難關；自知者知不一味責怨於人，方能令人樂意與己和衷共濟；自知者，知愛人、敬人方能令人愛己、敬己，與己同心同德。
在揭示“自知者不怨人”的意旨上，可以用不同修為之知加以詮釋。士者之知，“知者使人知己”（《荀子·子道》），是以知而求立功名於世。使人知己，是求在外之為，必不能皆如人願。士君子的“知者知人”，乃在盡己本分而弘道，實為求諸己的堅定。
與以上不同，明君子的“知者自知”，是求諸己的自覺自證者。自知者，知己性命本分而盡人事之職責，自會藉由知人、愛人和用人以盡己之性。盡己之性，立人達人，必能為人所知。求在己者，不必求諸外，而人必知己。
（二）正己者，不責備於人。
在求諸己和求諸人上，不僅體現著君子與小人的趨舍之別，而且反映著是否有自知之明。“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衛靈公》）求諸己，必有自知之明，知修身為本；求諸人，必然陷入舍本逐末之惑，無以反省自身。
自知者，知做事之本在於做人，明曉做人方是做事的根本。一旦有了修身正己的明智修為，就能發揮人格感染力和道德影響力，達致不令而人自正的管理效驗。“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正人先要正己，己正則人自正。
自知者，知正人之本在於正己，求人之正不如求諸己而先正己。“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中庸》）正己而非強加於人，不求全責備於人，故能使人無怨。知求諸己而不責怨於人，便是“自知者不怨人”的價值意旨所在。
“自知者不怨人”的價值真諦，就在於求諸己而敬慎其所為：既不為“可非之行”（《文子·符言》），又不隨意憎於“人之非己”；既修行於“足譽之德”，又不刻意求於“人之譽己”。盡其在己之修為，而不必在乎外在的非譽。
自知者，知一切事為和問題的根本在於自身，故能責諸己，從改造和重塑自身的內因入手。既知問題和過咎“有諸己”，就能不非於人；既知修為或素養“無諸己”，就能不責人所立。在製法上言，能自知而求諸己，“先以自為檢式” （《文子·上義》），就能禁勝於身而令必行於人。
（三）怨人者，必導致窮殆。
君子之所以“不怨人”，就緣於“怨人者窮”的不良後果。怨人者，之所以陷入“窮”之境地，就緣於心中無志，不能強大自身而得道多助。一個心無志向之人，必是怨天尤人而不能反躬自省，無以自我完善、自我提升，奮發作為而成功。
人生無志，或是人生職為上的昏昧而不自覺，或是人進步發展上的怠惰和散漫。不能盡人職為而行本分，不能積德成善而神明自得，豈非自窮於人生？徒責怨於人，推諉責任而不能責諸己，就不能自強不息，及早遷善改過，畜道以待時。
在孔孟的思想中，怨天尤人，必然是自暴自棄者。“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離婁上》）責怨於人，則人進善言必不能聽，故為自暴；責怨於人，則不能反求諸己而有為，故為自棄。
“怨人”之窮，乃求全責備於人，或將主觀意志強加於人，必然失道寡助，不得人心。反之，修道則不失於人。“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管子·小稱》）愛人者人愛之，敬人者人敬之，寬宏謙讓者得人心。不爭於人，則人必不爭於己，彼此相安無事。
三、求諸己，盡己之性
“不怨天，不尤人”的人生信仰，實是確立求諸己而自強不息的人生信念和意志。對於人的一生來說，只有不怨天尤人，方能反求諸己，責己而怨己，發揮主觀能動性，盡己之能為，達致仁至義盡而得人心。
（一）責己而怨己，則遠怨寡尤。
在人之常情，遇到苦難和挫折往往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的不公平，埋怨人生的不公正。執著於怨天尤人，就會放棄反思自省的責任，進而找不回奮進的信心和勇氣。
真正的明智者，乃是直面困難和挫折的反求諸己者：自己努力找到戰勝困難和挫折的辦法和修為，著力打通贏得光明和未來的路徑。人生面對失誤和過失，也是如此，改過不吝而重塑自我。
一個人若能立足求諸己的主體精神，就必能於“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論語·為政》）中達致“寡尤”，於“多見闕殆，慎行其餘”中達致“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福祿內在其中。“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遠怨之道，就在厚責己而不怨人。
對於人生修為而言，若能誠心於內而不求於外，堅持積德行善而自強不息，必然獲得福報。“盡小者大，積微者箸，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者聲問遠”（《荀子·大略》）。有志而盡心竭力，則必盡小而成大，積微而成箸。德至則心廣體胖，行盡則名聲遠揚。
從人生責怨上言，責人不如責己，怨人不若怨己。“怨人不如怨己，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文子·上德》）。責己則敢於承擔，怨己則勇於擔當。求諸己，則一心向善，雖有過而人無怨。不能求諸己而隨波逐流，必然患得患失，無有安寧。
（二）儘性以事天，則功成名遂。
在人生修為上，若能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可藉由存心養性以盡人事，依靠窮理盡性以致其志。人生立德、立功和立名的功業、聲譽，無非是求諸己而盡心盡力、拼搏進取的結果。
在《老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有所作為，是“修之於身”以至於“修之於天下”的德真而能德溥，實現博大之真的人格理想和“以道蒞天下”的王道境界。
在《孟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主動作為，便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進而做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以立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既可修身養性，又可功成名遂，內聖而外王。或是獨善其身，或是兼善天下。
在《大學》的思想中，求諸己而積極努力，便是藉由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的修身功夫，達致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功業。在《中庸》的思想中，是以至誠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實現“與天地參”的人生境界。
在《荀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明確自身的責任擔當，就能發揮“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的“能參”作用。在《管子》的思想中，求諸己而有所作為，就在“法天合德，象地無親”中覆載化育，使天下人莫不各得其所。
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能“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申鑑·時事》），而讓民俗清正；就可“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而使妖偽息禁；就會“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而以神明應宜；就將“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而讓事業發達。
（三）得己而得民，則可王天下。
在治國、為政上，人能不怨天尤人而反求諸身，就能自得而得人，以道治國則得道，以仁為政則無敵於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自得其道者，則是“得道者多助”。以天下之多助攻親戚所畔之寡助，故能有“有不戰，戰必勝”的無敵。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以強，而非得人心、用人力則不能。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文子·符言》）。以柔弱之道德自得者，方能得人心、用人力。
反本而修諸己，便是不怨天尤人，而有所作為。為政者，只有反求諸己，方能使“戒心形於內”而讓“容貌動於外”，使“道德定於上”而讓百姓化於下，實現王天下的價值目標。
在得民心的反身自修上，“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管子·君臣下》）求諸己而“從其理”，就在立德行，盡己之誠。求諸己而“反其本”，就在責諸己，改過遷善。
在政治上善於責諸己，便在克己而節制情慾，去奢而務於本事。“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管子·禁藏》）責諸己而使邪妄之念“禁藏於胸脅之內”，防患未然，方能避禍於千里之外。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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