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國民黨的“圍剿”，中央也立即執行了反“圍剿”的指令，不過在那個十分特殊的年代中，兩黨之間的差距已是肉眼可見，主要體現在兵力和裝備上。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以後，中央也被迫走向了長征之路，為了能保留希望的火種，這次要經歷的困難實在是太多。
除了途經多地要跨越險要的地勢，還要面對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所以，軍隊的條件一直都好不到哪去，這一直持續到長征結束都沒有緩解。
那麼，紅軍長征後，中共的軍費從何而來？據說當時師長的工資只有5元。
長征後，經費是最主要的難題
在長征之前，紅軍是被迫撤出原本根據地的，很多財物和硬通貨就間接地留在了當地，在荒涼的行軍路上，身上就算帶著紙幣，也找不到能夠消費的地方，那個時候，所謂的經費並沒有什麼用，活下來才是當務之急。
因此，野果、野草、野菜等都是幫助紅軍度過艱難的關鍵，也有一些動物皮製品被紅軍煮熟果腹，很長一段時間裡，紅軍都是在這種極為艱難的情況下度過的。
僅存的一些經費，在路過有人煙的地方時，會被拿出來和百姓交換食物或者藥品，有些時候沒有經費，就會拿一些稍微值錢點的東西去換，比如說馬鞍。
對於戰士們來說，支撐他們的重要動力便是希望和信仰。
這一路上，沒有消費、沒有軍餉、沒有給養，他們能在荒無人煙的地方度過如此漫長的時光，也是一項創世的記錄。
在路途上，紅軍也打了很多仗，物資也全都要靠繳獲，當土豪被打倒以後，田地便會分給當地窮苦的農民，而很多物資和補給便被紅軍所使用了。
1935年9月，紅軍抵達了漢書隴南市西北處的哈達鋪鎮，在這裡，有戰士們無意中發現了一張過期的《山西日報》，這也為長征未來最終的方向提供了參考。
聶榮臻後來還回憶道：“當時，毛主席召開了一場幹部會議，在會上宣佈，我們要去陝北，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
此時的目標，是北上抗日，日本人已經在瘋狂侵略東三省，他們早晚都會發動起全面戰爭。
路上不需要經費，可到了那邊穩固下來了，就一定會需要經費。
紅軍剛剛到達劉志丹根據地的時候，軍隊中的所有人都骨瘦如柴，據說，當時從長征中走出來的紅軍有三個分不清：
男和女分不清，個個都是長髮；槍支和棍子分不清，很多戰士們都把槍支當作柺杖來用了；衣著分不清，有的人即使身上是軍裝，可早已經到處都是洞，還有些戰士乾脆把獸皮直接裹在身上。
初到陝北，需要的是恢復元氣。
毛主席和周總理立即派人去盤點了中央紅軍的全部家底，這才發現，有七千多人的中央紅軍把錢加在一起也才僅僅只有一千多塊錢大洋，幾乎買不回來什麼東西。
當盤點的資訊傳來以後，周總理非常著急，這麼多人要吃飯要生活，部隊未來還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訓練，以後還要上戰場去打仗，經費是一支軍隊的基礎。
就算是搞生產，眼下的時間那麼緊迫，紅軍到底從哪裡去弄這麼多錢？
如果沒有錢，連日子都過不下去，經歷了兩年的行軍與苦戰，戰士們早已是疲憊不堪，就算是去種地，都已經趕不上了。
這也是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最頭疼的問題，想要發展，必須解決生存。
還好，毛主席等領導人漸漸想到了辦法。
據說師長工資只有5元的紅軍，如何挺過“寒冬”
最初的時候，毛主席先是想到了前幾天見過面的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他們以前是陝北的紅軍部隊，手上應該還能寬裕一些。
不到萬不得已，毛主席絕不會想到這個辦法。
他找來楊志成，並對他說：“這樣，我給你寫一個借條，你拿著這個借條去找徐海東，如果他那週轉的過來，肯定會幫助我們。”
說是稍微“寬裕”一些，也僅僅是和其他紅軍對比而言，大家都是在國民黨的“圍剿”下生存，本身都非常困難。
毛主席還是寫下了那張欠條：海東同志，請你借2500元給中央來解決紅軍吃飯、穿衣的問題，此致，敬禮！
這張借條上，留下了毛主席的名字和日期，被送到徐海東那邊。
徐海東剛剛拿到借條，並瞬間瞭解了中央紅軍目前的處境，他還非常自責，應該主動伸去援手才對。
因此，他立即將自己的供給部部長找了過來，詳細詢問了軍團的經費。
在得知還有七千塊大洋以後，徐海東毫不猶豫拿了五千元給中央紅軍，給自己的軍團留下了兩千大洋。
就在第二天，紅15軍團供給部的同志們不僅帶去了五千元大洋，還抽出了很多重要的物資和駁殼槍，更有誠意的是，徐海東還把自己最為精銳的騎兵團調給中央去使用，每個班還得出一把最好的機槍，幫助中央紅軍度過難關。
五千塊大洋不多，可放在那個節骨眼上，就是一筆天文數字。
無論是毛主席、周總理，還是張聞天等人，在事後回憶起這筆錢，都當作是雪中送炭，彭老總看到這些東西被送來以後感動不已，連連誇讚徐海東。
毛主席無論何時都沒有忘記徐海東的恩情，在抗日戰爭後半期，徐海東病倒了，後來也沒趕上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一直都擔任閒職，大部分時間都在休養，不過在1955年第一次授銜儀式的時候，他還是被授予了大將軍銜，僅次於粟裕。
有了徐海東這五千元大洋，最為艱難的那段日子算是熬住了，讓紅軍有了立足的根基。
但在立足和壯大勢力的這個階段，同樣還需要很多錢。
毛主席思來想去，現在各個軍團都需要資金，大家也需要發展，在陝北去快速找來經費，已經不再有可能。
最終，他想到了遠處的宋慶齡女士。
因此1936年3月，毛主席聯絡到了宋慶齡，希望能向宋子文借上一筆錢，那會的宋子文可是腰纏萬貫，也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
宋慶齡馬上知道紅軍肯定是遇到難處了，可毛主席不知道的是，宋慶齡已經和宋子文分道揚鑣了，兩家也很久沒有往來。
為了幫助紅軍，她拿出了孫中山先生逝世時的撫卹金，還將自己唯一的公寓“莫利愛路寓”給抵押了出去，湊出了5萬美元。
這五萬美元，徹底幫助紅軍度過了最危難的時刻，部隊養精蓄銳，開始了接下來的行動。
接著，國共合作，八路軍和新四軍能夠從國民黨方面領到一些經費，對於部隊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
抗日年間，蘇聯恢復了對於中共的支援。
比如在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裡，蘇聯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了一大筆援助，總計已經高達160多萬美元，這也減輕了中共的壓力。
而且，在全面抗戰期間，這筆錢絕對至關重要，特別是王稼祥在1938年回國的時候，一下就帶回了30萬美元的鉅款。
1940年，周總理前往莫斯科治療胳膊，闡述了國內鬥爭局勢，在會談的時候，周總理再次提到了中共現在亟需資金運作，希望再次得到蘇聯的支援。
不過當時斯大林也比較忙，並沒有細看周總理的預算表，便撥了30萬美元的援助交給了中共中央。
後來在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上，毛主席和莫斯科方面產生了一些分歧，莫斯科一氣之下乾脆不再向中共提供支援，不過，很快蘇德戰爭又爆發了，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慮，最終決定向中共撥款60萬美元。
從蘇聯拿到的這筆錢，不算是借的，因為共產國際對於中共的經費援助是無償的，中共如果能夠發展壯大，也充分滿足了蘇聯在國家戰略安全層面上的意義。
在那七八年的時間裡，中共總計收到了180多萬美元的援助。
而國內方面，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願意每個月支援二十到三十萬元作為支援共產黨抗日的經費補助，由楊虎城將軍間接發放，這段時期，張學良、楊虎城這兩位歷史功臣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在1937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裡，國民黨政府也提供了抗日經費。
等到番號正式確定後，八路軍和新四軍便可以正式領取軍餉了。
最初的時候，包括戰務費、醫藥費、補助費等一系列費用在內的工資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後來這個數字漸漸有了增加，不過每個月的總數沒有超過七十五萬，跟國民黨的正統部隊還是沒法比，摺合到每個人的手上，基本沒有什麼錢了。
為此，彭德懷在一次演講中還提到：“我們共產黨人都是不怕困難的，我們的老司令都已經五十多歲了，每個月也就領取一元。”
當然，除了毛主席借來的、蘇聯補助的加上國民黨掏的經費，還有一筆錢，來自於海內外的募捐。
在戰爭年代，中共都確立了死要求，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向普通群眾募捐，掏錢的也都是些大戶人家。
比如從1938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這五個多月的時間裡，海外及後方共同募捐而來的一百三十多萬元的法幣。
1937年到1941年，各個部隊捐上來的賬已經接近了九百萬元，不過很多基層部隊組織，他們的經費還是需要自己去解決。
除了這些以外，剩下便需要大家自給自足了。
特別是在1940年和1941年這兩年時間裡，國民黨始終都在出爾反爾製造摩擦，搞得大家經常吃不飽穿不暖，很多工作人員到了冬天幾乎連被子都沒有。
這段時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王震的359旅進入南泥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便從這個時候開始了，毛主席都誇讚道：“這是中國歷史上還未有過的奇蹟。”
這一招，才是讓延安軍民能夠養活自己的根本。
在大生產運動開展了三年以後，邊區開支中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成本實現了自給自足，王震的359旅已經完全實現了自給，還能拿出很大的一部分去支援中央。
除了緩解了燃眉之急，透過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讓廣大戰士們在實踐中看到了另一種可能，也在勞動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這些也都深刻影響到了解放戰爭的走向。
在這一些列方式之下，中共領導的抗日路線也終於堅持了下來，力量還在不斷壯大，到了抗戰結束的那一年，八路軍、新四軍的武裝力量一度超過了九十萬，抗日根據地的人口接近一個億，這也是後來能夠和國民黨交鋒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