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的一天，宋慶齡來到蔣介石的住處，問他鄧演達的去處，沒想到，蔣介石緩緩地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
早在11月29日，鄧演達就已經被蔣介石秘密殺害，蔣介石封鎖了訊息，一直不讓外界知道。
蔣介石
得知鄧演達被害，一向溫柔平和的宋慶齡變得怒不可遏，她伸手將面前的茶几掀翻，她的心如同茶几上的東西一樣，碎了一地。
12月19日，宋慶齡返回上海，發表了著名的“宋慶齡宣言”。宋慶齡指出：“中國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已成為不可掩蔽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為其黨內之領袖。”
面對鄧演達的離去，宋慶齡的悲痛之情久久不能散去。
宋慶齡
蔣介石後來曾說：“世上只有兩個人能取代我，其中一個已經被我殺了。”
這其一不必說，他是我們的毛主席。其二便是被殺害的鄧演達。
蔣介石生平心高氣傲，從來不將一般人放在眼裡。鄧演達何德何能，能讓蔣介石將他放在與毛主席同等的地位，並不惜代價對他痛下殺手呢？
鄧演達字擇生，他生於1895年，是廣東省惠陽人。他的人生只有短短36載，但卻是傳奇無比。
鄧演達這個名字多多少少有些陌生，可他的一生與中國的革命浪潮一直是緊密相連的。正是在這些經驗的累積下，最終才能成為讓大名鼎鼎的蔣介石都有所畏懼的人物。
鄧演達
1909年，鄧演達考入了廣東陸軍小學，在此期間，他還秘密地加入了同盟會，為他以後參加革命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兩年後，鄧演達從陸軍小學畢業。也正是在這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國內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懷著滿腔熱血保家衛國理想的鄧演達和眾多革命人士一起，奔赴潮汕參加起義。不久之後，他又參加了廣東北伐軍進行北伐。
鄧演達
此後，鄧演達除了在社會上參加各類革命活動，還輾轉各地，在多所軍事學校就讀。
在軍校學習期間，鄧演達學習到了許多軍事知識，鍛煉出了非常優秀的軍事才能，也交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好友。
可以說，軍校的學習經驗為他日後加入黃埔軍校，成為該校的教練部副主任與總隊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軍校畢業後，鄧演達從來沒有放棄自己心中的革命理想。1920年初，經過孫中山粵軍總司令部參議何子淵的引薦，鄧演達終於進入了孫中山的福建漳州援閩粵軍，並擔任營長一職。
何子淵
同年8月，援閩粵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鄧演達率領著憲兵隊，擔任督戰隊隊長，屢次向上級獻計獻策，立下許多功勞，受到鄧仲元的大讚。
進一步接近孫中山後，鄧演達完全被孫中山的人格與智慧所折服，下定決心誓死追隨他。此後多年的時間裡，兩人說是上下級，不如說是知己友人。
後來，陳炯民忽然叛變，孫中山迫於局勢只得從廣東轉移到上海，這也成為了鄧演達人生的重要轉折。
孫中山
彼時鄧演達受到第一師革命軍官的推派，秘密地前往上海與孫中山會面。
回到廣東後，鄧演達遵照孫中山的指示，秘密的聯絡滇、粵、桂三軍，並組織西路討伐叛軍，在此次作戰過程中，鄧演達則擔任前敵總指揮。
這一次，鄧演達仍舊不負所托，帶領著各個軍隊衝鋒陷陣，最終，他帶領著各部重新佔領廣州，歡呼著迎接孫中山返回廣州。
這時，孫中山開始更加註意起了這個年紀輕輕卻能力不凡的鄧演達。
孫中山
時間轉而到了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並且安排了鄧演達出任陸軍第一師第三團的團長。
幾年的相處下來，鄧演達與孫中山愈發熟悉，二人的默契度也越來越高。
在那個風雲飄搖的年代，信任與忠誠是一種稀缺品。不久之後，大元帥府所管轄的滇軍出現了叛徒，為了保護孫中山與費心建立起來的元帥府，鄧演達急急忙忙趕回了廣州。
此時，孫中山已經完全明瞭鄧演達的一片赤誠，他知道，眼前這個小夥子雖然看起來年輕，卻和他一樣，擁有著為國拋頭顱、灑熱血的決心。
因此，孫中山決定，一定要將這位年輕人引領到更加廣闊的革命舞臺上來。
孫中山先生與他的擁護者們
在一個看起來十分普通的日子裡，大元帥府舉行了一場莊重的儀式。只見衛隊整整齊齊地排列開來，孫中山邁著大步向鄧演達走去，滿懷笑意，他當場宣佈：“我決定授予你少將參軍之職務···”
孫中山話音剛落，宋慶齡便走上前來，將手裡一份珍貴的禮物交給了鄧演達：“擇生，這時孫先生親筆題贈給你的照片和書贈你的對聯。”
對聯被站在一旁的陳友仁緩緩展開，只見上面寫著：“養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14個大字。
如今看來，這14個字，原是孫中山對鄧演達的一種勉勵，誰曾想到，竟也無形中成為了鄧演達生命的寫照或總結。
鄧演達
1924年，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同年，孫中山正式決定開始籌辦黃埔軍校。6月1日，受世人期待的黃埔軍校正式開始行課，任李濟琛為副主任，鄧演達為團長職務，團長職務在校長之下。
為了專心搞好軍校工作，鄧演達辭去了原本在1師3團的團長職務。
鄧演達在黃埔軍校期間，不僅交給了學生們實用的軍事知識，更教育他們要愛國、愛百姓，不應貪圖小利做有損家國的事情。
李濟深
更值得一提的是，彼時黃埔軍校既有國民黨的學生，也有共產黨的學生，很多時候，後者難免遭到打壓欺負，甚至被人暗自套路。
然而鄧演達卻從不這樣，他為人向來正直，秉持著嚴肅的軍人作風，從來不會對不同的學生差別對待，從這裡便可以看出他與其他之流的差異。
在學生之中，鄧演達更是廣受好評，學生們不僅傾佩他一身才氣與勇敢，更佩服他為人處事中的剛正不阿。
對於很多人來說，鄧演達在黃埔軍校任教期間，他的地位要比擔任校長一職的蔣介石還要高。
蔣介石
就這樣，憑藉著鄧演達的踏實肯幹與正直真誠，無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校內亦或是校外，他都擁有較高的認可度。
其實鄧演達與蔣介石在最開始共事的時候並無什麼矛盾，兩人也就是上下級的關係，共同為了國民黨與黃埔軍校而努力。
而且在北伐戰爭期間，蔣介石還曾重用過鄧演達，可見蔣介石和孫中山一樣，也很重視鄧演達這位人才，而鄧演達當時也是願意為蔣介石效勞的。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開始出現了裂隙，並且由於立場的轉變，兩人的關係最終走向了破裂，蔣介石亦由愛才過渡到了毀才。
蔣介石
最開始讓鄧、蔣二人之間產生裂隙的，恐怕要歸因於那場遷都之爭。
由於北伐戰爭的影響，蔣介石打算遷都武漢。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經過討論，確定了遷都決議，並且安排鄧演達先趕赴武漢進行準備工作。
到了12月中旬，國民黨臨時決定要在遷都之前於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心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短期內執行最高職權，以保障政府日常工作。
與此同時，鄧演達被選為了臨時聯席會議宣傳委員會的主席。誰也沒想到，這引來了蔣介石的高度警惕。
鄧演達
鄧演達作為國民黨左派力量，雖然對黨與國家的忠誠毋庸置疑，可無法不讓他擔憂。
這時，蔣介石忽然想到，倘若真的遷都到了武漢，那麼自己的勢力極有可能受到牽制，此後的行動很可能會被約束，而這也是要強的蔣介石最不願意見到的。
於是，為了保險起見，蔣介石不顧武漢方面的遷都進度，提議遷都到江西南昌。
或許有人會有這樣的疑惑，為什麼會選擇南昌呢？原來，在此地有蔣介石最信任的部隊，選擇南昌對他來說可謂“利益最大化”。
1927年1月3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武漢方面派出了鄧演達與宋子文參會。
宋子文
蔣介石想要與參會者商議，能夠撤回遷都武漢的決議，改為遷都南昌。
聽到蔣介石的陳述，鄧演達直接否決了他的提議，並且毫不留情地指責蔣介石截留途徑南昌的國民黨委員以及國民政府委員的不正當行為。
蔣介石或許早已預料到鄧演達會提出反對，可是此時他早已下定決心，於是還是宣言：“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在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未開會前暫住南昌。”
一方面是早已開始準備遷都武漢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蔣介石反悔，執意遷都南昌，兩方之間，無法說服彼此，眼看著一場遷都之爭即將爆發。
據悉，此時蔣介石也因為這件事難以入眠，他曾在日記中如此記錄：“心神煩悶，幾難成眠。"
蔣介石
時間到了1月，武漢方面邀請蔣介石到武漢來進行商議，蔣介石不久後便赴約。
然而，蔣介石前後共兩次參加武漢之宴，卻都沒能得到他想要的結果。席間，大多數聲音都在反對蔣介石臨時搬遷到南昌的決議。
聽聞在座各位的反對聲，蔣介石心中很是惱火。據悉，當時鄧演達反對的態度尤其強烈，言論更是激烈，難免讓蔣介石心中生出不滿。
儘管鄧演達也明白，自己的言論會讓蔣介石產生不滿情緒，可在家國面前，他不願考量個人情緒。
此後，鄧演達曾私下和陳銘樞講出了心聲：“蔣介石違背總理遺教，反對總理三大政策，倒行逆施，個人獨裁，他不來武漢我反對他，他來武漢我也反對他。”
陳銘樞
鄧演達身上，有著最純粹、最樸素的正義，他不思量個人利益，只願意站在家國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奈何像鄧演達如此超脫之人太少，因此難免積下仇怨。
然而，當時蔣介石並沒有將矛頭直接指向鄧演達，他與鄧演達共事多年，雖然鄧演達態度堅硬，可他知道鄧演達無非是為了黨考慮，於是並沒有過多記恨於他，反而認為鮑羅廷是遷都的絆腳石。
對於一般人來說，看到事情矛頭不在自己身上，多多少少會選擇隱身，可鄧演達再次站了出來，並明確反對蔣介石驅逐鮑羅廷。
這時，蔣介石心中的怒火越來越多，在日記裡更是寫下了“跋扈殊甚”四字。可見到了這時，蔣介石對鄧演達的過分直率與坦誠依舊有很多不滿，這也讓兩人之間產生了很大的間隙。
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
接下來發生的事，讓兩人之間的間隙變成了無法彌合的裂谷。
2月份，武漢方面為了遏制蔣介石的個人軍事獨裁計劃，大張旗鼓地掀起了一陣黨權運動，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便是鄧演達。
自2月17日開始的9天時間裡，鄧演達在《漢口民國日報》中發表了《現在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
在這篇文章中，鄧演達思路清新，更難得的是，他很少帶上個人情緒，全文都在討論如何正確地讓黨帶領大家走下去。
在文章中，鄧演達明確指出，要樹立黨的權威，軍事指揮必須服從黨的指導。
鄧演達
之後，《日報》又刊登了一篇由鄧演達主持制定的《中國國民黨黨務宣傳大綱》，在這篇大綱中，鄧演達不懼蔣介石的壓力，嚴肅而明確的指出了蔣介石的六大罪狀。
它們分別是：第一是違背總章，第二是把持中央，第三是操縱黨務，第四是妄用職權，第五是袒護反動，第六是反對決議。以致負有指導全國黨務重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能行使職權。
鄧演達還是一貫的邏輯清晰，目的明確，這些言辭犀利，很難不讓人拍手稱道。
不得不說，鄧演達的身上，有著異於常人的勇敢與毅力，他不怕比自己有權、有地位的蔣介石，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出來指出他的錯誤，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因此遭遇不測。
當然，或許鄧演達心中早就為自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他也並不因此而畏懼。
鄧演達
就這樣，鄧演達開始呼籲各位仁人志士一起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一時之間，支援著眾多。
另一邊，蔣介石意識到如果再不行動，自己便會被逼到完全被動的境地，於是他主動給鄧演達寫了一封信件。
在信中，蔣介石並沒有將自己對鄧演達的不滿表現出來，反而還是一幅十分溫和的態度：“十年來患難相從，一本革命精神進行到底，值茲北伐之際，中道糾紛，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瀾，共謀團結。”
蔣介石不僅不怪罪於鄧演達，反而提議讓鄧演達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
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拋開別的不談，蔣介石具有長遠的戰略目光，儘管鄧演達多次站出來反對他，可他看重鄧演達身上的才華，不願與鄧為敵。
蔣介石
只是鄧演達又豈會被蔣介石的三言兩語所誘惑，面對蔣介石的高職誘惑，鄧演達完全不為所動，反而回信說道：“對校長別無他意，惟照他那樣的領導革命，永久不會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張貫徹三大政策的執行，與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劃清界限，嚴整革命陣容，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如校長能做到這點，我仍當受他的領導，當與不當參謀長，無關輕重得失。”
一來二去之間，兩者雖然並沒有在信中直言“決裂”，可實際上，兩人已經站在了不同的陣營。
1937年4月，蔣介石最終決定“出擊”，召開了反共“清黨”的會議，在此次會議裡，鄧演達被列為丙類分子，成為了打擊的物件。
鄧演達
顯然，蔣介石明白，此時軟的行不通，只能硬來了。
不久之後，在上海地區便爆發了令世人震驚的412“清黨事件”。
面對這樣的惡行，鄧演達不顧身邊人的勸阻，再次站了出來，斥責蔣介石是替帝國主義效勞的“千古罪人”。
鄧演達聯合幾十位愛國人士，公開發表了《討蔣通電》，嚴厲斥責蔣介石危害國家、百姓的惡行。
面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鄧演達四處奔波，做過了許多的工作，最後卻無力迴天，只能看著革命的果實一點一點在蔣介石的手中腐蝕掉。
眼看著自己出不上一點力，鄧演達的情緒也越來越差，最終，他寫下了一封《告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顯然，他需要有新的東西來支撐他繼續走下去。
鄧演達
辭官之後的鄧演達選擇出國深造，雖然受到了太多的挫折，可他心中的革命熱情卻並沒有消退，他期待用更多的知識武裝自己，戰勝敵人。
鄧演達出國深造的第一站是蘇聯的俄羅斯，之後他又去到了德國柏林，在國外研習的時間裡，鄧演達不僅充實了自己的學識，也讓他重拾起了與蔣介石鬥爭的勇氣。
懷著滿腔熱情與知識，鄧演達秘密歸國。可沒想到，一段時間後，鄧演達歸國的訊息便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裡。
得知鄧演達重新歸來，蔣介石的心又重新提了起來，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畏懼之情的人，這個世界上實在少之又少，而鄧演達一直都是那其中之一。
蔣介石
一開始，蔣介石以為鄧演達會顧慮當時事態的發展，選擇隱姓埋名。可沒想到，不久之後，鄧演達再次捲土重來，想要憑一己之力改變現狀。
1930年5月，鄧演達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明確地提出了要推翻蔣介石政權，建設平民政權的目標。
這一次回國，鄧演達的覺悟與眼光更是有所提升，他告訴身邊的同仁，必須要著眼於擊垮蔣介石的軍隊，只有搞軍事運動，才有可能推翻蔣介石的統治。
顯然，這一次，鄧、蔣二人已經是徹底決裂。如果說一前蔣介石還在尋找拉攏鄧演達的可能性，打從心裡愛護他這個人才。如今，蔣介石只想除掉這個禍患。
蔣介石
蔣介石發出30萬的懸賞令，下令逮捕鄧演達。看到這樣的狀況，鄧演達身邊的朋友們都開始為他擔心起來，紛紛提議讓他先去香港逃避一段時間，等風頭過去再回來。
可鄧演達一直記得孫中山先生送給他的一句話：養成樂死之志氣，革去貪生之性根。關鍵的時刻，他又豈能因為怕死而逃離呢？
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在上海愚園路為幹部訓練班作結業講話，由於叛徒告密，最終，鄧演達在上海租界被巡捕抓走，落入了蔣介石的手裡。
8月21日，蔣介石下令將鄧演達從上海押到了南京。抓到鄧演達後，蔣介石並沒有當即處理掉這個對他來說具有極大威脅的“禍患”，反而讓他陷入了一陣又一陣的糾結之中。
蔣介石
倘若能夠將鄧演達化敵為友，對蔣介石來說，可謂有如神助。
為此，蔣介石曾親自去見過鄧演達，希望他能放棄抵抗，加入自己的陣營，可仍舊遭到了鄧演達的嚴詞拒絕：“我要為中華民族維護正氣。”
最終，蔣介石死了勸降的心，決定將鄧演達處死。
11月29日，在南京城的麒麟門外沙子崗，這位懷著滿身正氣、愛國愛民的偉大革命戰士，悄然的倒下了。
鄧演達先生墓
一代人離開，一代人又走了過來。在歷史的程序中，有無數人和鄧演達一樣，在生死存亡之際，面臨英勇就義或投降背叛的選擇，有不少貪生之流選擇背叛人民與家國，卻有更多的人，和鄧演達一樣，在生死的威脅之下，仍舊選擇了正義。
鄧演達已經長逝，那些曾經與他對抗的人也已經長逝，不同的是，鄧演達的氣節、正義，過了千秋萬代，都還會被人記得，為人所頌揚，而那些黑惡勢力、不顧國民安危的人，定將受到子孫後代的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