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圖|1961年7月，周恩來與鄧穎超合影
1976年1月8日，河南焦作的周榮慶一家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電報。
周榮慶開啟電報，電報是在北京的七媽鄧穎超專程發來的，通知所有周家的親屬：
“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
妻子晉菊清一聽說是這個訊息，瞬間哭成個淚人，不管不顧，說什麼也要去北京一趟，被丈夫周榮慶死死地攔住。
“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們就得聽他們的話。”
周榮慶死死的把住門，回憶起與七伯的點點滴滴，淚水無聲的從眼角滑落下來……
“50元是給你媽用的，誰也不要用，自己花錢自己掙”
周總理一生為革命鞠躬盡瘁，沒有留下子女。
子侄後代中，大弟周恩溥有一個兒子周榮慶，小弟周恩壽有六個子女。
兄弟之中，周恩溥1945年初在山東被國民黨軍抓捕入獄，獄中受盡嚴刑拷打，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妻子王蘭芳為了給丈夫報仇，也追隨革命，到東北參加了游擊戰爭。小弟周恩壽戰爭年代參加革命，身體飽受傷病困擾，加之幼弟周恩壽本身是一個多子女的家庭，所以新中國建立以後，周總理就將幾個子侄全部都接來身邊照顧。
周榮慶是周總理所有子侄輩兒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周恩溥犧牲以後，母親王蘭芳將兒子周榮慶送回了淮安老家。
圖|周恩溥
周榮慶在戰爭年代，一直在淮安老家讀書，不湊巧的是，17歲那年碰上了國民黨軍抓壯丁，周榮慶相反設法從國民黨軍部隊中脫離出來以後，轉身加入瞭解放軍行列。
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周榮慶一直就在部隊中鍛鍊。
王蘭芳在北京暫住時，攜子周榮慶一起去看望周總理夫婦。因為在戰爭年代的創傷，王蘭芳已經無法再工作。
周總理夫婦考慮到這一情況，於是勸說王蘭芳：“你不要去工作了，以後由我們照顧你。”
王蘭芳聽從了周總理的勸說，提前退休後，依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為了照顧他們，周總理每個月從400元的工資中，拿出50元，為了這50元，還專門囑咐周榮慶：
“這五十元是給你媽用的，誰也不要用，自己花錢自己掙。”
當時周總理還撫養了許多的戰爭年代的遺孤，包括幼弟周恩壽一家，周總理也是從自己工資中每月拿出100元。
這一舉動，給周榮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周榮慶一直以來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戰爭年代就參軍，抗美援朝期間，周榮慶是北京志願軍醫院的一名宣傳幹事，是個正兒八經的幹部，可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告訴過別人，自己的伯父是周總理。
圖|焦作鳳凰山陵園內周恩溥烈士夫婦合葬墓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以後，軍醫院的人面臨轉業，周榮慶本來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但當時國家正提倡機關幹部下基層勞動鍛鍊，於是周總理勸他：“你到基層去吧，不要當官，當個工人最好。”
臨行前周總理還專門囑咐了一句：
“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
周總理一席話，周榮慶聽了進去，默默帶著一家人到了河南焦作，被安排在了河南一個衛校當宣傳幹事。後來又服從調劑安排，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鋼鐵廠、輪胎廠、群英機械廠。
值得一提的是，周榮慶幾次調動，均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員工。
周榮慶在九里山鋼鐵廠工作時，一直沒透露過自己的身份，大家也都不知道他是周總理的侄子。
可因為這個身份，周榮慶差點錯過和妻子晉菊清的姻緣。
在九里山鋼鐵廠工作期間，周榮慶結識了從焦作農村來的晉菊清，王蘭芳以及當時的廠領導都有意撮合兩人的婚事。
一開始晉菊清就只是知道，王蘭芳是個老革命，還覺得自己農民家庭出身配不上，後來談了一段時間的戀愛，廠裡有工人開始指指點點，晉菊清一開始很疑惑，後來才有熟人告訴她：
“周榮慶就是周總理的侄子，你不知道嗎？”
圖|鄧穎超與晉菊清合影
晉菊清驚得呆住了，氣得直接找到周榮慶，那時周榮慶正拎著漿糊桶在廠裡刷標語，一見晉菊清氣鼓鼓地來找他，還以為出了什麼事兒。
“你說，你真的是周恩來總理的侄子？”
面對晉菊清的質問，周榮慶不好再隱瞞，只好告訴他：“是的，周恩來是我七伯。”
晉菊清心裡很不是滋味，她埋怨周榮慶：“你為啥騙我？你要是早跟我說，我咋敢高攀你呢？俺父母是農民，咱倆太不般配了，今後就不談了。”
眼見一樁大好姻緣就要吹了，周榮慶趕緊攔住，他拉著晉菊清的手說：“我就是我，我大伯是我大伯，你不信去問我媽。”
周榮慶拉著晉菊清找到了母親王蘭芳，王蘭芳一聽倆人是為這事兒鬧矛盾，於是安慰晉菊清：“好孩子，你和榮慶談得好好的，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了呢？”
“俺怕。”晉菊清小聲著說了一句。
王蘭芳耐心地對晉菊清說：
“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
晉菊清回想起與周榮慶的點點滴滴，覺得周榮慶確實為人誠懇，沒有脾氣，再加上兩人相處了多半年，早已產生很深的感情，在王蘭芳的撮合下，1959年5月10日，30歲的周榮慶與20歲的晉菊清喜結連理。
圖|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與侄子侄女們合影
聽聞侄子和一個農家女成婚，周恩來夫婦十分高興，盛讚倆人“這很好嘛！勞動之家光榮！”，還專門寫信問候，鄧穎超專程為新婚夫婦送去了。
兩人婚後自始至終秉持著傳統，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的身份，始終在普通的崗位上發光發熱。
十條家規
儘管周榮慶是周總理的侄子，但是兩家似乎並不頻繁往來，倒不是周榮慶不敬愛長輩，而是周總理專門為子侄輩兒定了十條家規：
一、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只能出差順路時看他；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來者一律到食堂排隊買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錢，沒有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費；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六、不許動用公家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他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作為周總理子侄輩兒中年齡最大的一個，周榮慶夫婦一生始終遵循這十條家規。
有部分了解情況的同事見周榮慶樸實勤懇，開玩笑地說：“你看你伯父是總理，你咋不去找他，讓他給你弄個官噹噹。”
周榮慶一聽這話，搖了搖頭說道：“他是他，我是我，我才不找他呢？”
1968年5月1日，王蘭芳偶然間和媳婦晉菊清聊起了過往，感慨時忍不住說道：“我有些想你們七伯、七媽了。”
周總理在家族中排行第七，子侄一輩兒均稱呼周總理為七伯，稱鄧穎超為七媽。
婆媳兩人一商量，乾脆坐火車到北京去看望，因為周榮慶還有工作要忙，加上週總理之前曾經制定的十條家規，所以這一次他沒有前往。
因為沒有買到坐票，晉菊清臨時找來一張硬紙板，扶著婆婆坐在火車的過道里，自己帶著三個孩子站在婆婆身邊，婆媳兩人熬了一天一夜才趕到北京。
到了中南海西花廳，王蘭芳、晉菊清受到了周總理夫婦的熱情接待。
這也是時隔多年，周總理夫婦第一次見到了侄媳婦兒。
一見面，鄧穎超就高興地拉著晉菊清的手：“咱倆還是老鄉哩。”
晉菊清一問才知道，七媽其實是河南光山人，只是出身在廣西南寧，後來又在天津上的學。
說話間，鄧穎超把自己的鞋脫下來，讓晉菊清試試大小，沒想到穿上以後正合適，鄧穎超十分高興，還對人說：“咱們婆媳倆挺有緣分的。”
晉菊清不知道的是，鄧穎超是在悄悄量她鞋的尺碼，準備送她一雙鞋呢。
圖|鄧穎超與她的秘書以及晉菊清（左二）合影
一直到中午12點，周總理才從辦公室走了出來，一看一家人熱熱鬧鬧，心裡十分高興，抱著三個孩子不肯撒手，與王蘭芳聊了一會兒，周總理回頭囑咐晉菊清：
“你媽當年為革命流過血，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
午飯時，周總理問起孩子的名字，晉菊清告訴周總理：
“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趕上您訪問印度，取名週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當時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訪問越南，就取名週中越。”
周總理哈哈一笑，轉身對鄧穎超說：“這名字可起得不怎麼樣啊！”
“我給孩子改個名兒吧。”
“老大、老二、老三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紅、周志軍。”
周總理點點頭：“好，就叫這個名兒吧。”
不過除了周志勇兄弟倆人一直叫鄧穎超奶奶給取得名字外，家裡人覺得“周志紅”這個名字有些不妥，於是後來還是改回叫“小莉”。
總而言之，這次也是晉菊清難得的一次見到周總理夫婦，尤其是鄧穎超，她覺得鄧穎超和藹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
圖|鄧穎超
這次晉菊清會河南時，周總理夫婦又贈送了很多衣服和鞋子，周總理還送給晉菊清一塊手錶。
後來周榮慶一家還幾次到過北京，周總理侄兒孫周志勇對當年到西花廳一事，仍然有著深刻的記憶。
周志勇記得，那時去中南海西花廳，並不常見到周總理，但基本上每次都能見到大奶奶鄧穎超，大奶奶對他們這些侄兒孫輩十分寵愛，經常將日常一些捨不得吃的東西，拿出來給他們用。
“一去就給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種，還有從中南海湖裡撈出來的魚和蝦，還有從西花廳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
一次鄧穎超給周志勇煮了玉米，卻發現他並不怎麼感興趣，周志勇跟大奶奶說：“姥姥家的田野裡遍地都是。”
鄧穎超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的侄兒孫子就是生活在種玉米的地方。
遺憾的是，1983年周志勇結婚，專程到北京看望大奶奶，照了許多照片，但沒想到的是，膠捲後來一不小心曝光了，沒有儲存下來照片。
周榮慶自從到了河南以後，便很少去北京，作為周家人，周榮慶也很少為私事去勞煩周總理夫婦。
有一次是因為母親王蘭芳病重，要去北京治病，考慮到北京路途遙遠，不得已的情況下，周榮慶才給總理打了個電話，周總理秘書親自安排了一輛汽車，把王蘭芳送到了新鄉，然後再由新鄉坐火車到北京。
電話裡周總理也沒有強調幾人的親屬關係，只是說王蘭芳是在東北打游擊是負過傷，是個老革命。
圖|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密雲水庫合影
還有一次，周榮慶託給周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何部長，買了一輛二手的舊紅旗車，因為這件事，周總理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
自此以後，周榮慶始終遵循七伯、七媽的教育，沒再做過類似的事情。
“你們都很忙，來回都要花錢，還是不來的好”
1975年12月19日，王蘭芳因病去世，周榮慶給在北京的七伯、七媽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周總理自己也病重，躺在病床上，鄧穎超接了電話後囑咐周榮慶。
“喪禮一切從簡，聽從焦作市民政局的安排。”
周榮慶夫婦只能含著悲痛，將母親葬在了焦作市烈士陵園。
但對周榮慶夫婦來說，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
就在王蘭芳去世後一個月，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也因病逝世了。
當天中午，周榮慶一家正在吃飯，接到了七媽從北京發來的電報：
“總理逝世，在京的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是總理的安排。”
晉菊清聽聞噩耗，哭著收拾包袱就要去北京，被丈夫周榮慶把住門死死地攔住。
周榮慶留著眼淚對妻子說：
“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們就得聽他們的話。”
圖|周恩來與鄧穎超
周榮慶到了河南以後，去北京看望七伯、七媽的次數屈指可數，這次周總理去世，也成為了周榮慶心裡的一個遺憾。
周總理去世以後，鄧穎超給在河南的周榮慶寄去了幾件遺物作為紀念，包括周總理生前常常在胸前佩戴的“為人民服務”的胸章，一些衣服以及一個枕頭套，還專門囑咐他們夫妻兩人
“伯伯不在了，你們睹物思人，化悲痛為力量，不要做對不起伯伯的事情。”
夫妻兩人收到後，都把這些東西當做傳家寶一樣收藏。
1988年春，晉菊清聽聞七媽病重，和丈夫商量著一起到北京看望。周榮慶夫婦給七媽寫了封信，表達了想要去看望的願望。
鄧穎超專門回信給周榮慶夫婦：
“你們都很忙，來回都要花錢，還是不來的好。”
周榮慶收到信後，決定還是按照七媽的囑咐，不去到北京去看望，但妻子晉菊清這一次卻沒有聽丈夫的意見，堅持要到北京去看一次。
晉菊清一個人悄悄到了北京，找到了大妹周秉德，在周秉德的安排下，見到了鄧穎超的秘書趙煒。
雖然醫生同意見一面，但卻只給了10分鐘的時間。
圖|鄧穎超晚年
晉菊清悄悄地推門進去，看著病床上躺著地七媽，走過去輕輕問道：“七媽，我來看您了，您還認識我是誰嗎？”
儘管已經過去了20年，鄧穎超始終記掛著這個侄兒媳婦兒，枯瘦的手從被子裡伸出來，緊緊地抓住晉菊清的手，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這不是菊清嗎？”看著七媽日漸消瘦的臉龐，晉菊清又忍不住落下淚來，她強忍著哽咽勸說道：“七媽，您要多注意身體啊。”
鄧穎超看到晉菊清流眼淚也勸說道：“菊清呀，好孩子，不許哭，今後無論我怎樣，你們都要堅強些，榮慶和孩子們還好嗎？”
晉菊清點了點頭。
儘管還有很多的話想要和七媽說，但考慮到七媽的身體，晉菊清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病房。
周榮慶實際上並非不近人情，而是始終記著當年七伯、七媽的囑咐，遵守著周家人的家規，可他始終想著以後日子還長，肯定有機會到北京去看看。
沒想到的是，幾番的等待，最終卻都陰差陽錯的錯過了。
晉菊清從北京返回後沒多久，周榮慶也病倒了，他在也沒能到北京去，看一眼七伯、七媽。
即便是在病重時，周榮慶依舊牽掛著在北京的七媽，自感時日無多的他擔心七媽因為自己而加重病情，於是特意囑咐：“不要驚動病重的七媽，也不要告訴堂兄妹們，葬禮不要大操大辦。”
圖|晉菊清晚年為來客展示鄧穎超當年留下的大衣
1992年1月15日，周榮慶病逝，享年63歲。
臨終前周榮慶拉著妻子的手，十分後悔的說：“我該和你到北京去，一起去看看七媽。”
周榮慶一家一生始終秉持著周家人的傳統，幾個子女也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與周總理的關係。
儘管周榮慶與七伯、七媽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但一家人始終感情深厚，彼此牽掛，這份深情厚誼，讓人不禁心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