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一位身穿工人服裝的男子來到了安徽省安慶市統戰部機關部長的辦公室門口,他正在猶豫著要不要敲門進去。
這個男人是誰?一個看似平凡的工人,來這種地方幹什麼?這些問題不由地湧上了人們的心頭。
終於,在一陣抉擇之後,他鼓足勇氣,輕輕敲了一下辦公室的大門,隨後,門開了,裡面出來一個幹部模樣的男子,還沒等他開口問好,幹部就說:你是陳松年同志吧?他連忙回應道:是的,我是陳松年。幹部說:我是安慶市委統戰部長。前幾天主席視察路過我們家這裡,他聽說你們家生活困難,讓我們給你們家發一些生活補助。陳松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了一句:“您說什麼,毛主席安排政府給我們家發放生活補助,部長說:“對對,是毛主席安排的。”“毛主席,毛主席”他激動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等這一刻等得太久了。
這個工人模樣的男人到底是誰?他為何會得到毛主席的特殊照顧呢?他看似普通的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故事呢?
原來,男人名叫陳松年,或許大家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但是說起他的家人,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
1910年,陳松年出生後在一個革命家庭,而他的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就是那個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他的大哥二哥,就是在前不久熱播的覺醒年代中的陳延年和陳喬年。出生在這樣家庭裡的陳松年,按理說也應該投身革命當中,但是為何會淪落到如此地步呢?這就要從他的父親開始說起了。
陳獨秀,曾經是全中國年輕人所崇拜的革命人物,他所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被載入史冊,毛主席也曾稱呼他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陳獨秀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早年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黨的主要領導人,但是後來又因為犯錯誤被開除出黨。陳獨秀早在青年時期就有反傾思想。1915年,他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並以此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
1917年,蔡元培邀請陳獨秀擔任北大的文科學長。於是,陳獨秀把新青年編輯部也搬到了北京。陳獨秀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止於他對黨的貢獻,可以說他對中國的文化事業也作出了卓越貢獻。
1920年,陳獨秀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他離開北京來到了上海。
剛到上海,他就到工廠碼頭,深入工人群眾中間去演講,宣傳革命思想,不僅如此,他還深入解工人罷工的情況,帶領進步學生到工人群眾中去進行調查和研究。
很快,陳獨秀就受到了工人群眾的擁戴。在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二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並取名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也標誌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由陳獨秀歷任黨的中央局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和黨的總書記。
但是歷史的程序並不是由一個意氣風發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在大革命中,陳獨秀的認知出現了錯誤,而他自己又不肯改變錯誤,對黨和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1927年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1929年陳獨秀因為發表錯誤言論被開除出黨。之後,陳獨秀在江津定居,生活一度陷入貧困之中。
而他的兩個兒子,因為受到父親的感染,也相繼投身到革命的隊伍中。
因為父親常年為革命奔走,延年喬年兩兄弟的日子並不好過,但是他們不僅毫無怨言,而且將其當作是自己的磨練。在投身革命之後,兩兄弟也成了我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陳延年曾和周恩來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國少年共產黨。
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決不跪下!
1927年,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的軍警包圍了恆豐裡104號,陳延年不幸被捕,由於受到吳稚暉的陷害,陳延年於1927年7月4日被劊子手在龍華刑場上亂刀砍死,至死,陳延年也沒有向敵人下跪!
1928年,正在上海和江蘇開展工作的陳喬年突然被捕,儘管黨組織想方設法地想要將其營救出來,可始終沒有成功。在大牢中,敵人對他嚴刑逼供,可他卻絲毫沒有鬆口,甚至在犧牲之前,他還對身邊的同志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換來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被國民黨槍殺,地點還是在龍華刑場。兩兄弟相繼被殺害,而這兩次前來處理後事的,都是陳松年和姐姐陳玉瑩。
據陳松年晚年回憶,當時得到噩耗,全家猶如五雷轟頂,母親痛不欲生,所以只能讓他們兩個前去處理後事。之後姐姐因為兩位哥哥的去世,受到了嚴重的刺激,沒多久就因血崩症去世了。
大哥、二哥和姐姐相繼慘死,父親還不在身邊,他們一家人處境相當危險。此後的日子裡,陳松年一家只能韜光養晦,低排程日。而陳松年也因此養成了謙恭本分的性格。
儘管陳松年與哥哥陳延年陳喬年都是一母所生,他的一生與兩位哥哥卻截然不同,他自出生時就沒見過父親。當時的陳獨秀已經與自己的母親高大眾離婚,並和自己的姨媽高君曼同居。長期和高君曼生活在一起的陳獨秀,儼然忘記在安慶生活的陳松年母子四人,後來更是娶了高君曼給陳松年當繼母,由於陳獨秀從來沒有看過母子四人,所以陳松年並沒有見過父親。
直到陳獨秀被關進監獄的時候,父子二人才第一次見面。
儘管父子二人沒見過面,但是陳獨秀還是十分疼愛他的,可能是為了彌補自己的過錯,也可能是喪子之痛讓他格外的珍惜眼前的這個兒子。
1937年8月,陳獨秀被提前釋放了。
因為家產被日本人洗劫一空,陳松年夫婦帶著祖母和一歲大的孩子流亡武漢。在這裡,他們見到了剛剛獲釋的陳獨秀,以及和自己年齡差不多大的繼母潘蘭珍。儘管日子並不好過,但是一家人在一塊倒也有著不少的樂趣。
在陳獨秀的晚年生活中,陳松年是唯一一個在他身邊的兒子。1942年,陳獨秀因病離世,終年63歲,可由於家裡生活拮据,陳松年只得把陳獨秀安葬在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直到抗戰勝利之後,他才將父親的靈柩正式葬到老家安慶。
陳松年還專門在陳獨秀的棺槨上寫下了“陳乾生”這個名字,為的就是避免父親的墳墓被國民黨破壞。也正是這份謹慎,陳獨秀的墓穴才得以完整儲存。
解放後,由於陳獨秀的特殊身份和時代的特殊性,他們一家人的處境一直沒有什麼變化,甚至連正常生活都難以維持。
為了延續家業,陳松年做過會計,當過老師,也在磚廠當過苦力,為的就是能讓自己的孩子都接受教育。
但是他總共有四個孩子,隨著學業水平的上升,教育的開支也越來越大。家裡逐漸承擔不起四個孩子的學費了。見此情景,大女兒和二女兒在讀完高中後就表示要退學做工,分擔家裡的責任,卻遭到了兩口子的堅決反對。
直到1953年,毛主席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地區的時候,陳松年一家情況才開始好轉。
1953年2月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迎接主席下地。談話間,毛主席問到:“陳獨秀家中還有誰?”書記說:“還有個兒子,在窯廠做工,家裡生活比較困難。”在得知陳松年為了維持生計,吃過這麼多苦,毛主席當即說道:“陳獨秀後人生活有困難,可以給予照顧嘛!”
根據主席的指示,地方立刻確認了陳氏兄弟的烈士身份,並頒發了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也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30塊錢作為生活補助金,這一發就發到了1990年陳松年過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松年因為見多識廣,資歷較深,被安排做了市文史館員,1979,正值撥亂反正之時,陳松年為了能修繕父親的墳墓,他斗膽向政府提出了修繕的要求。而政府也很快給了他明確的答覆。
這一次陳松年毫無顧慮地為父親立下了一座墓碑,上面刻著: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喬年、松年、鶴年泣立。”
作為陪伴陳獨秀時間最長的兒子,陳松年沒有父親那般出名,也沒有兩位兄長那般偉大的志向,可他一生勤勉謙卑,無愧於自己,更無愧於父母長輩,雖然平凡卻不平庸。
陳松年一直到去世,都念念不忘毛主席和政府對陳家的恩情。而毛主席給陳家經濟幫助的事,在安慶也被傳為佳話。如今這件事可能早被人遺忘,毛主席一貫實事求是的做事態度,至今仍放射著偉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