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4日上午,黃山東麓譚家橋。紅軍抗日先遣隊與國民黨軍補充第一旅在此激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優秀將領尋淮洲犧牲。之後的一個多月,先遣隊遭包括補充一旅在內的敵軍二十個團的圍追堵截,在懷玉山失敗,主要領導人方誌敏、劉疇西同志被俘犧牲,突圍出來的僅有紅十軍團參謀長粟裕等數百人。
兩年後,指揮這一軍事行動的皖浙贛“剿匪”指揮官俞濟時在組建74軍時,把原補充一旅旅長、時任51師師長王耀武和部隊招至麾下。
當時恐怕誰也想不到,負有血海深仇的雙方,為了救亡圖存,成為抗日戰場上的友軍;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抗戰勝利後,在全國一致要求和平的呼聲中,老蔣挑起內戰,又把雙方送上了內戰的戰場。
彷彿是命運的安排,在解放戰場上,74軍從被殲到屢建屢滅,與粟裕所在的華東野戰軍結下了不解之緣。
抗日勁旅
第74軍組建於淞滬會戰爆發後的1937年8月,由王耀武的51師和俞濟時的58師合編而成。與國軍其它幾支主力部隊相比,74軍沒有老蔣起家部隊第1軍的顯赫身世,沒有新1軍、新6軍的美系標籤加持,不像18軍背後有土木系龐大勢力站臺。它被稱為五大主力之首,憑的是過硬的戰績。
從出身來看,51師是由補充一旅和滇軍範石生51師合編而來;58師由國民政府警備旅改編,貌似高大上,再追溯則是浙江省地方保安部隊;後來加入的57師是原皖系陳調元的部隊。
出身很普通,打仗卻不含糊。74軍一成立便投入淞滬會戰的羅店戰場,當時在羅店的還有歸張治中指揮的11師。11師打得雖然不錯,但傷亡了一個多營,師長彭善、軍長羅卓英就不幹了,揹著張治中一番運作,就把11師劃歸陳誠的第15集團軍,還在老蔣那裡陰了張治中一把。
74軍這支新軍可沒那麼嬌氣,上陣後不是打呆仗,而是積極主動,守中帶攻,打得比11師毫不遜色。
之後,74軍又參加了南京保衛戰、蘭封會戰等,儘管戰役失利,但74軍卻打得不錯,沒掉過鏈子。
1938年的9、10月間的萬家嶺大捷,殲滅日寇106師團主力,74軍位居首功。此役被葉挺將軍稱讚為“與平型關、臺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永垂不朽”。
從淞滬會戰到1945年5、6月間的湘西會戰,八年中74軍一直頂在前線作戰,是國軍在正面戰場參加會戰最多、戰果最大的部隊,被日軍稱為“虎部隊”。
期間74軍打出瞭如上高會戰、常德保衛戰、湘西會戰等經典戰役,也遭受過春華山這樣的失敗。據統計,74軍在八年抗戰中共傷亡7萬餘人,按編制兵力可以重建兩遍。74軍強悍的戰鬥作風,就是在戰爭中淬鍊出來的。
血染的常德,奇葩的校長
在74軍抗戰時期打過的諸多會戰中,以筆者個人觀點,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常德保衛戰。
不多說,先上乾貨。
上表反映出兩個資訊:一是持續時間長,共計16天,說明戰鬥力不俗;二是傷亡慘重,8500餘人戰鬥倖存者共計321人,反映出作風強悍。
常德保衛戰是常德會戰取勝的關鍵。然而,此戰的指揮官餘程萬,卻在戰後被送上了審判臺。
其實只要認真回顧一下常德會戰,就不難發現這次會戰反映出老蔣在軍事上的痼疾:作戰方針上打呆仗,指揮關係不清。這些痼疾一直延續到他轉進寶島,絕非甩鍋餘程萬那麼簡單。
我們先看一下作戰方針。日軍自11月3日起,集結了6個師團主力及其它部隊約10萬人發動攻勢,中方參戰兵力約20萬。如按我軍打法,肯定是透過運動防禦遲滯、削弱和分散敵軍,然後集中主力殲其一部,粉碎敵人攻勢。
根據《第六戰區常德會戰戰鬥要報》等資料,在11月6日日軍突破中方第一道防線後,老蔣先是於7日令“著十集團軍即刻集中主力,擊破暖水街方向突進之敵”;又於14日晚下令,“以一部確守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區與敵決戰”;15日,老蔣再次下令:惟石門關係全盤戰局之得失,望轉告所部,務須堅守。
結果就是各個要點處處死守,處處決戰,而處處被突破。
到11月29日,餘程萬在常德危在旦夕時,電告第六戰區代司令長官孫連仲:“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指揮官、師副、政治部主任、參謀主任等,固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12月1日,老蔣電令:此次守衛常德,與史太林格勒之保衛戰價值相等,實為國家、民族之光榮,務必苦撐到底。
直到12月10日,餘程萬率百餘殘部引導一個團的援軍,收復日軍主力已撤守的常德時,也沒見到中方援軍主力的影子。
常德會戰,說白了就是老蔣一貫的打呆仗戰法。
至於指揮關係混亂的痼疾,在解放戰爭時期仍然可見。
解放軍是毛主席和軍委負責戰略、作戰方針及要點的把握,具體的戰役指揮則放手交給前線指揮員。毛主席在電報中反覆提到“我們不遙制”、“不必事事請示”、“由你們臨機處置”等,體現了方針上的統一與具體指揮的機動靈活。
對於淮海、平津戰役這種事關兩大戰區的協同作戰,則以總前委協調指揮關係。
老蔣則完全不同。遼瀋戰役時,六十多萬國軍分屬東北“剿總”衛立煌、錦州指揮所範漢傑、東進兵團侯鏡如指揮,統一由老蔣運籌。這種僵化的指揮關係不適應形勢複雜、瞬息萬變的大會戰要求,但卻體現了老蔣把持軍權死死不放的軍閥作派。
常德會戰涉及第六、第九戰區,更要命的是,在會戰進行到關鍵時刻,老蔣已於11月20日抵達開羅,參加開羅會議。於是,居中協調的任務落到了軍令部次長劉斐的肩上,最後結果是老蔣在日記中吐槽甩鍋劉次長。
其實餘程萬打得相當不錯了,面對日軍第116、第68師團主力及第3師團一部,苦守孤城半個多月。而且此戰日軍“使用毒氣次數之多,為抗戰以來所僅見”,僅26日就施毒氣13次。當餘程萬於12月3日晨率部突圍時,除斷後的169團團長柴意新及少數人員外,身邊只有240人,至9日子夜反攻至常德附近時,僅存83人。
餘程萬及57師官兵並不缺少中國軍人的血性,他們已經盡力了。
老蔣歸罪餘程萬的理由,在他12月7日到陸軍大學題為“我軍常德戰役之教訓與最後決勝之道”的講話中可見端倪。也是這一天,他給薛嶽下令押解餘程萬回重慶受審。
“此次常德守城部隊,與敵人苦戰兼旬,已經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肉,博得了全國民眾的欽敬,和舉世人士的讚佩,而且大家都已認定勝利已屬於我,我守城部隊只要能堅忍撐持過這最後五分鐘,就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因守城的師長(五十七師師長餘程萬)決心不徹底,精神不堅定,以致功虧一簣,名城淪陷,這是我們以後反攻作戰,應該銘記在心,時刻不忘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檢討常德會戰,最該檢討的是全盤的會戰方針和指揮問題,而不是為了照顧老蔣在世人面前達成斯大林格勒會戰那樣的面子,讓苦戰倖存的300多名官兵做毫無意義的犧牲。
老蔣作戰的習慣是:你拿走一點他不給,拿走大的都不要。而對其內部官兵,還應該加上這麼一條:打得爛的他不嫌,打得好的他要挑。
王耀武與張靈甫
談到74軍,最著名的兩個人物就是王耀武和張靈甫。前者打造了74軍,後者則全軍覆滅於孟良崮。
後人對王耀武的評價非常一致:不但能打,而且情商很高。王耀武的情商不只是會送金筆這種小手段,他善於處理各種上下級與友軍關係,而這正是張靈甫的短板。
在上高會戰中,74軍與原東北軍49軍並肩作戰。自“西安事變”後,東北軍系不復存在,每逢與中央軍嫡系配合作戰時,都處處受氣當炮灰。王耀武考慮他們裝備差,就派51師前往助戰,將日軍第20混成旅團截成數段。這讓49軍軍長劉多荃心悅誠服。
張靈甫則性情偏激,這從他的殺妻案就可見一斑。別說與其它友軍,就是與老長官李天霞的關係都搞不好,孟良崮被圍時只有黃百韜拼了老命。
說起張靈甫,往往有兩種極端的評價。贊之者稱其為抗日名將,筆者就曾見過某次網路票選,張靈甫高居榜首,而王耀武陪坐末席。貶之者則稱其為基層軍官水平。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是不客觀的。
張靈甫於1937年10月實任153旅305團團長,旅長是李天霞,周志道時任151旅旅長,在會戰撤退時指揮張靈甫團。
王耀武於1939年6月即升任軍長,到1945年3月已經是陸軍總司令部所屬第4方面軍總司令,下轄第18、73、74、100軍,是四個方面軍中戰鬥力最強的一個。
張靈甫於1941年底廖齡奇被冤殺後接任58師師長,1945年6月湘西會戰後升任副軍長,當時抗戰即將勝利,最後一次會戰已經打完,而指揮74軍打這場仗的是軍長施中誠。張靈甫接任整編74師師長,已是解放戰爭即將開始前的1946年5月。
所以,論及抗日名將,就是在74軍系統內,張靈甫不但與王耀武相差甚遠,馮聖法、施中誠、李天霞也要排在他前面。如果不是老蔣給餘程萬安了一個臨陣脫逃的罪名,守常德時已是副軍長兼師長的餘程萬也要排在張靈甫之前。
獎章就不說了,等級都不高。顏值即正義,流量即明星,再加上北大肄業生的光環,這是大帥哥張靈甫成為網紅的真相。
從另一方面說,過於貶低張靈甫的軍事才能也有失偏頗。他能在名將王耀武手上,從實授團長不到一年即升任旅長,之後在74軍系統內部升至整編師長,打仗沒兩把刷子是不可能的。
從戰史看,張靈甫作戰善用奇兵,在萬家嶺戰役中採用了背後偷襲,解放戰爭中淮陰之戰採用小股滲透,第二次漣水之戰採用了迂迴戰術。
總之,張靈甫抗日有功,且具有一定的軍事水平,這是應該肯定的。但若以他為標尺定義抗日名將的門檻,不知名將又有幾何?
內戰先鋒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74軍改編為整編74師,師改為旅,張靈甫升任師長。全師整編後,兵力從4.5萬人減至3.2萬人,但是裁汰老弱後,還加強了一定的美械,所以戰鬥力並沒有降低。說到底,戰鬥力畢竟不是比人頭。
華東解放區包括蘇皖和山東,與國民黨統治中心京、滬、杭隔江相望。老蔣挑起內戰之初,投入華東戰場兵力為58個旅約46萬人,佔進攻解放區總兵力的1/3。
此時,74軍已經淪為老蔣打內戰、反人民的先鋒,他們將在華東戰場遇到十二年前的老對手粟裕將軍。
在解放戰爭剛開始的頭幾個月,74師很是出了些風頭:9月,佔領淮陰;10月,第一次漣水之戰被擊退;12月,佔領漣水。
淮陰當時是華中解放區首府,也是黨中央在抗戰勝利後擬定的辦公所在地。74師佔領淮陰後,老蔣特授予張靈甫三等雲麾勳章。李延年說:“有十個74師,就可以統一全國。”張靈甫則對老蔣誇口:“委座,把新四軍交給我張靈甫吧,有我們74師,就無新四軍葬身之地。”
淮陰失守,讓我軍領導人對戰爭形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當時山東、華中兩支野戰軍總兵力只有13萬人,卻分散到蘇中、兩淮、山東三個方向,與兵力、裝備佔絕對優勢的蔣軍作戰,就必須放棄一些地方,把力量集中起來使用。
10月1日,毛主席在《三個月總結》中向全軍指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時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
山東、華中兩支野戰軍從此走向統一,華東形勢產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1946年10月15日,毛主席電報: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
以少勝多,與“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並不矛盾。前者指的是全域性的總兵力對比,而不是用少數兵力去消滅多數敵軍;後者指的是在全域性處於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在區域性形成絕對優勢消滅敵人。而形成這樣的局面,就需要透過運動來迷惑、分散敵軍,製造戰機,捕捉戰機。
孟良崮戰役就是這樣的典型範例。
覆滅於孟良崮
對於孟良崮戰役,陳毅司令員有兩個形象的比喻:一個是“舞龍燈”,指的是蔣軍懼怕被殲而密集開進時,我軍大範圍機動,創造戰機;再一個就是“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後一個比喻很有畫面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
這個比喻,勾勒出孟良崮戰役之前的戰場形勢以及戰役特點。我軍在全域性劣勢的情況下,採用大範圍機動,創造出戰機,然後出其不意,速戰速決。
我們先看一下孟良崮戰役的戰報。
戰役共斃傷俘敵32000餘名,包括蔣軍第25、65、83、7、48、11等師及第5軍被殲兵力共6000餘名。所以,說孟良崮戰役是“五打一”顯然是不正確的。
這一資料恰恰印證了陳毅司令員的比喻。如果我軍不能出其不意、速戰速決,勢必陷入“百萬軍中”而被反包圍。
粟司令智深勇沉,在解放戰爭第一年,就給了老蔣迎頭一棒!
由戰報資料,再減去配合74師的整83師羅文浪57團,74師實際被殲兵力只有2.4萬多人,與滿編兵力差了8000多人。加上已補充部分兵力,實際上該師在之前的系列戰鬥中已經傷亡逾萬人。
74師在攻淮陰、兩戰漣水損失慘重,其傷亡人員多為一線戰鬥兵,戰鬥力已經嚴重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不進行整補而是繼續打頭陣,第一說明陳誠使74師太狠,不像自己的媽寶11師那樣心疼;第二說明張靈甫要麼不知己,要麼與上層關係出現了嚴重問題。
張靈甫還有一個綽號“張馬謖”,這多半與老蔣的一次講話有關。
1947年5月19日,也就是74師覆滅於孟良崮的第三天,老蔣在國民黨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發表講話。
“該師不守山口,只守山頭,而山頭又是石山,又沒有飲水”,說的不就是馬謖嗎?
孟良崮戰役後,陳毅司令員在與74師被俘高階將校時事座談會上說:“蔣介石自北伐中期叛變人民,走上法西斯獨裁專政的道路,蔣介石這一條反人民的錯誤的政治路線,必然產生錯誤的戰略路線。在蔣介石獨裁媚外的政策與戰略的雙重錯誤下,國民黨軍隊之遭受失敗是必然的。例如貴軍在抗戰中的戰功表現很好,戰鬥力亦堪為國民黨軍隊之冠,可是一到內戰戰場,仍然逃不脫被殲滅的命運。”
屢建屢滅
1、首次重建
整編74師被全殲後,國民黨軍決定重建該部隊。它的骨幹是未參加孟良崮戰役的三個新兵團和一個榴彈炮營,另外還有一些傷愈歸隊的老兵。與老74師相比,新74師的戰鬥力差距很大。
由於在孟良崮戰役中,師長張靈甫、副師長蔡仁杰、師參謀長魏振鉞等一眾師旅級軍官被擊斃或生俘,僅原51旅旅長邱維達因病滯留南京未在軍中,便由他繼任師長。
邱維達是黃埔軍校四期生,淞滬會戰時,任51師306團團長,在羅店戰鬥中表現出色,《申報》曾經報導過。
第51旅旅長王夢庚
第58旅 旅長王奎昌
第57旅 旅長李鎮
其中,第57旅由膠東保安部隊編成的王耀武第二綏靖區的獨立旅改編,編成後未歸建,在濟南戰役中,與58旅172團空運到濟南七個連一起被全殲。之後,在淮海戰役前再次重建。
淮海戰役之前,整74師又改為軍,於戰役第三階段被我軍全殲。
中將軍長邱維達被俘後,經過教育,進入華東軍政大學、南京軍事學院任教,1958年後轉入地方工作。
2、再次重建
淮海戰役之後,國民黨軍再次重建74軍。但這支部隊已經沒有原74軍的老底子,第六任軍長選用了曾經在抗戰時期任過58師174旅旅長的勞冠英。
其實,這個74軍與老74軍在血脈上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該軍除下轄第51、第57、第58師外,還增加了暫編第2師番號。
在渡江戰役中,該軍被配置在浙贛線附近擔任第二線防禦任務。長江防線被我軍突破後,該軍逃到福建,隸屬第6兵團李延年指揮,擔任福州外圍的防禦任務,參加了福州戰役。作戰失敗後逃到平潭島,在平潭島戰鬥中被三野再次全殲,勞冠英等少數人員逃臺。
1948年9月24日,濟南戰役結束。親手打造了74軍、時任山東省主席等職的王耀武,於逃亡途中被俘。
1959年,王耀武第一批被特赦,任全國政協委員,1968年病逝。1980年,骨灰安置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