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國時期的“才女”,很多人會想到林徽因、陸小曼、呂碧城、張愛玲等,她們都是敢於衝破封建牢籠,渴望自由的新女性。
在那個才女輩出的年代,還有一個女子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有著濃妝豔抹的一筆,她就是蘇雪林。
與林徽因等人不同,蘇雪林被人們熟知並不是因為她的文章和學術研究,而是因為她痛罵魯迅的“畢生事業”。
雖說才女多有不羈的性格,但回望整個民國時代的才子佳人,卻鮮有蘇雪林這般“兩面三刀”的人。
其實,在1936年魯迅去世之前,蘇雪林並不是這樣。
1897年,蘇雪林出生於浙江一戶書香世家,在那個民智未開的時代,“書香”二字也僅是針對家中男子,對於女子而言只有“無才便是德”。
成長在封建禮教大家庭的蘇雪林,自小便被祖母強迫裹腳,而與大多數默默接受命運的女子不同,隨著年齡的增長,蘇雪林越發“叛逆”。
看到家中兄長都去學堂讀書,蘇雪林的心也蠢蠢欲動起來,年幼的她渴望讀書,渴望瞭解外面的世界。
蘇雪林的想法無疑和封建家庭的觀念相違背,在家中長輩的百般阻撓下,15歲的她開始了艱辛的抗爭歷程。
為了能夠走進學堂,蘇雪林不惜以絕食相抗爭,起初,她的抵抗並未引起家人的注意,面對女兒的“胡鬧”,蘇父採取的態度是置之不理。
在蘇父看來,女兒絕食的鬧劇很快便會因為飢餓難耐而告終,然而未曾想到的是,蘇雪林竟真的將自己關在房間裡,三天水米不進。
看著臉色煞白,幾乎要暈倒的女兒,蘇父只得做出妥協,答應她可以先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裡跟讀。
因為是女學生,老師從未對蘇雪林有任何期望和要求,但蘇雪林卻很爭氣,不僅熟背了《三字經》《千字文》等,每每考試也是名列前茅。
然而好景不長,在私塾跟讀了一年多後,男孩子們都考去了外面的學堂,蘇雪林不得不輟學回到家中,這一年她17歲。
本以為滿足了女兒讀私塾的願望後,她便會回到家中安分度日,但是沒過多久,蘇雪林又故伎重演,鬧著也要考學堂。
清末民初,大多學堂是不允許女子入學的,女子學堂更是鳳毛麟角的存在,面對女兒的老調重彈,蘇父這一次就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了。
蘇父認為,就是因為自己對女兒的縱容,才令她越來越任性,若不嚴加管教,將來恐怕要鬧出笑話,甚至託媒人為她尋找婚配的人家。
聽到父親要將自己嫁出去,蘇雪林急得哭了起來,她知道,一旦嫁人,從此便會過上相夫教子、暗無天日的日子,而這是她最不願看到的。
不得不說蘇雪林是一個十分剛烈的女子,在與父親溝通多次無果後,為了反抗家庭的安排,蘇雪林毅然拿起剪刀橫在脖子上,以死相逼。
眼看女兒的脖頸上已被劃出了一道血痕,生死關頭,蘇父沒有其他選擇,只得答應了蘇雪林報考學堂的要求。
就這樣,蘇雪林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安徽省立初級女子師範學校。
在後來蘇雪林寫給好友的書信中,她曾說到:“我是寧願死,都不願過那種一輩子相夫教子、不諳世事的平庸的生活。”
在女子師範學校學習了一年後,蘇雪林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自此開始了她的文學創作生涯。
五四運動的爆發給初入高校的蘇雪林帶來了新的生機,本就對封建三綱嗤之以鼻的她,找到了精神上的信仰。
在此期間,蘇雪林開始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嘗試白話文寫作,並在進步刊物上發表時事評論,很快便成了校園裡的風雲人物。
除了新文化帶給她的衝擊外,耕耘在北京各高校的名人志士亦對蘇雪林的寫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包括李大釗、胡適、周作人在內的一眾文學大家,都曾是蘇雪林的老師,但對她影響最大,也是她最為推崇的,卻是魯迅。
不能否認,魯迅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一杆大旗,他的《狂人日記》更是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對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
蘇雪林視魯迅為偶像,每每魯迅的課程,她總是提前兩個小時到教室,只是為了可以佔到最前排的座位,與偶像的距離更近一些。
蘇雪林對魯迅的痴迷不僅於此,每次魯迅有新的文章發表,她總會搶先買來刊物拜讀,讀過之後覺得不過癮,還要再抄寫一遍才心滿意足。
蘇雪林每次發表文章之前,亦都會先寄給魯迅一份,魯迅每日收到的讀者來信堆積如山,能回覆的寥寥無幾,而蘇雪林卻仍堅持這樣做。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為魯迅寄出幾十封信件後,蘇雪林終於得到了魯迅的回信,雖然只是寥寥幾句對文章的修改建議,也令她興奮不已。
後來,蘇雪林更是將魯迅的這封信,找裱畫的師傅裱了起來,終日掛上校舍房間的牆上,每日都要看上幾眼。
有時,蘇雪林也會鼓起勇氣,趁下課時跑到魯迅面前,先是深深地鞠躬,隨後便請先生為自己的文章做指教。
面對如此謙卑恭敬的學生,魯迅也常會駐足幫她看上幾眼,每每對她的指點,蘇雪林都會牢記在心。
畢業後,蘇雪林瞞著家裡加入到留法學生運動中,為了防止家人阻撓,直到前往法國的前一天,她才通知家人。
關於蘇雪林出國深造的原因,除了受新文化思潮和救國運動的影響外,更多的是,她有著常人所不及的野心。
一個人崇拜誰,往往就渴望變成那樣的人,在蘇雪林看來,人生在世若能像魯迅、胡適一樣被世人所知,才不枉來這世上走一遭。
而魯迅、胡適這樣的大文豪都曾有過一段留學經歷,包括林徽因、呂碧城在內的才女名媛也都在歐洲有過深造。
在當時蘇雪林的心中,認為出國深造是自己成名前的一次鍍金的機會,她又怎麼會放棄呢?
但與偶像不同的是,蘇雪林來到法國後,由於水土不服,經常生病,這或多或少影響著她的學業,也令她倍感焦慮。
與此同時,一個更加諷刺的訊息,令她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在蘇雪林留法期間,父親在國內為她定下一樁婚事,對於接受新文化思想多年,又身在法國的蘇雪林來說,這莫不是一個巨大的玩笑。
自己拼命與家庭對抗,求學,最終出國深造,難不成就為了歸國後與素未謀面的丈夫過相夫教子的日子?
蘇雪林為此多次給信給父親,要求取消婚約,但都遭到了父親的嚴厲斥責,母親也因此急得病倒了。
在父母看來20出頭還未婚配的女子,將來很難再嫁出去,他們也是為了女兒的幸福著想。
這個世界往往就是這樣,一報還一報。
當初蘇雪林以死相逼換得求學之路,如今母親同樣以死逼婚,出於對母親的孝心,蘇雪林不得不認下了這門親事,好在對方也是一位文人。
蘇雪林雖是一位新女性,但是在她的心靈深處,卻並沒有她自以為是般的新潮,也許只是對於“偶像”般生活的嚮往。
在婚姻和家庭的問題上,多少還是受到了傳統觀念的束縛,這一點恐怕她自己都沒有清晰的察覺。
回國後,蘇雪林與素未謀面丈夫張寶齡在蘇州完婚,但作為條件,蘇雪林要求丈夫必須支援她在校任教。
就這樣,經人介紹,蘇雪林成為東吳大學的一名古典詩詞教員,在此期間,蘇雪林也並未放棄文學創作。
在東吳大學任教期間,蘇雪林偶有幾次遇到前來客座講課的魯迅,雖同為學校教員,但在魯迅面前,蘇雪林依然以“學生”自居。
每每見到自己的偶像,她都會畢恭畢敬的行禮,用現在的話說,蘇雪林就是魯迅的“粉絲”,魯迅對這個曾經的學生,也是尊敬有加。
1928年,蘇雪林第一本散文集《綠天》出版,她第一時間將此書寄與魯迅,並特意在扉頁上寫道:“魯迅先生教正學生蘇雪林謹贈”。
在此後的各種刊物中,蘇雪林亦是魯迅思想的忠實追隨者,每每發表文章必有讚美魯迅之詞。
可以說,回國後的蘇雪林對魯迅的崇拜相較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魯迅是中國文學界的泰斗,足以佔據世界文學史的半壁江山”;“五四運動期間魯迅創作的文章,足以讓他永遠站在中國文壇的頂峰”。
這種充滿著奉承味道的讚譽,充斥在蘇雪林的文章之中,也為她在世人的眼中博得了一個“魯迅門徒”的稱謂。
但是,除了奉承魯迅博得世人的一點點目光外,蘇雪林在文學上的成就始終不溫不火,這和她念念不忘要成為名人的目標大相徑庭。
奈何才華與名譽並不是僅僅透過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不能否認魯迅、胡適等名家的努力和學識,但也絕少不了對文字運籌帷幄的天分。
自感懷才不遇的蘇雪林,只得一邊創作,一邊以“魯迅門徒”的身份,繼續沾著恩師的光。
然而,這一切似乎都在1936年10月19日後發生了改變,這一天魯迅逝世,全國上下一片悲慟。
令世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舉國上下高喊“魯迅精神永存”之時,作為“魯迅門徒”的蘇雪林,卻突然舉起了“反魯”大旗。
自古文人相輕,魯迅在世時,很多文壇名士都曾因觀點不同與魯迅有過口舌之爭。
而魯迅不愧為文壇的常青樹,筆墨之間便將世人的質疑一一駁回,盡顯大家風範。
雖然在魯迅生前反對他的聲音不絕於耳,包括胡適、林語堂、梁實秋、沈從文、郁達夫、陳西瀅等大家在內,都曾與魯迅針鋒相對過。
但這些人亦都是坦蕩蕩的君子,在魯迅死後,並未有人藉機“報仇”,反而紛紛發表悼文,紀念這位文壇巨匠。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蘇雪林“反魯”的聲音,顯得尤為刺耳,一度成為國內文壇關注的焦點。
蘇雪林對魯迅的謾罵,是從她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一封書信開始的,她在信中極力反對蔡元培加入魯迅治喪委員會。
隨後更是洋洋灑灑數千字,將魯迅描述為心胸狹窄、嫉賢妒能、打擊異己,衣冠禽獸的無恥小人。
對於魯迅的文章,蘇雪林也一改往日的推崇追捧,認為魯迅雜文小說一無是處,對國人劣根性的病態描寫影響了中國青年的身心健康。
更是用“禍國殃民”、“睚眥必報”、“指桑罵槐”、“陰險毒辣”等詞彙,對魯迅大肆批判。
蔡元培在收到蘇雪林的信件時,一時摸不著頭腦,自己和蘇雪林平日並無交往,為何在此時會寫這樣一封信件給自己呢?
雖有眾多疑問,但是蔡元培對蘇雪林誹謗魯迅的言語卻十分不滿,在他看來,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民主戰士,理應受到國人的尊敬。
見蔡元培未對自己做出回覆,蘇雪林竟然將這封信原封不動的在報刊上發表了,並取名為《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引發社會一片譁然。
文章發表後,連過去與魯迅有過節的文人們都看不下去了,尤其是胡適,覺得蘇雪林的評價有失公允,而且在人身後提及,缺乏君子風度。
為此,胡適特意寫信給自己曾經的這位學生,對她文中有關魯迅的評述進行了反駁,並建議蘇雪林,應客觀公正的看待魯迅。
面對胡適的勸誡,蘇雪林並未像對蔡元培一般進行回信,而是直接將自己給胡適的回信發表在了報刊上,再次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
這封信,蘇雪林取名為《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但是重點還是隻有一個,那就是罵魯迅。
蘇雪林對魯迅的叫罵並不是一時衝動,在魯迅去世後的一年中,她相繼發表了十幾篇文章,篇篇都是針對魯迅而作。
更令世人瞠目結舌的是,蘇雪林對魯迅的叫罵,居然持續了五十年之久,到底是怎樣的仇恨,令這個曾經的忠實粉絲毅然反水呢?
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後世對蘇雪林“反魯”的原因大致有兩種猜測。
第一種說法是,蘇雪林曾遭到魯迅的怠慢,那時,蘇雪林的《綠天》剛剛出版,在書局一次宴請作家們的宴會上,蘇雪林遇到了恩師魯迅。
原以為有師生這一層關係,魯迅會跟自己更加熟絡,見到魯迅的蘇雪林熱情的邊打招呼邊伸出了手。
但魯迅卻並未同她握手,只是象徵性地點了點頭。
在眾目睽睽之下,蘇雪林只得尷尬的鑽了鑽拳頭,收回了懸在半空中的手,魯迅的態度讓蘇雪林感到一陣侮辱,因此懷恨在心。
關於這種說法,其實是蘇雪林不瞭解魯迅的性格,魯迅為人耿直,個性孤僻,從不奉承,因此常令人覺得冷漠,其實並無不敬之意。
為此而痛罵五十年,未免太過小題大做。
第二種說法,是為胡適報仇,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時,胡適曾經教過蘇雪林,雖然只有一年時間,但蘇雪林對胡適還是敬重有加。
彼時,胡適和魯迅雖然同為新文化陣營的領軍人物,但在學術和政治觀點上,二人存在巨大分歧,為此二人沒少寫文章隔空博弈。
但是,幾乎每次較量,胡適都被駁斥得體無完膚,敗下陣來,出於對胡適的敬重,蘇雪林便打算替胡適“出氣”。
但是連大名鼎鼎的胡適都不是魯迅的對手,蘇雪林自知自己的實力更是以卵擊石,只能在魯迅死後才敢對他橫加指責。
關於這種說法也很奇怪,如果蘇雪林對胡適這般尊崇,又何故做魯迅的“粉絲”那麼多年。
而且除了一年的師生關係外,胡適似乎和蘇雪林也沒有其他的交集,所以這種說法亦是站不住腳。
在筆者看來,蘇雪林的“反魯”行為,完全是一場自編自導的鬧劇,目的就是令自己聲名鵲起。
其實,蘇雪林對魯迅生前的崇拜,未見得是裝腔作勢,在當時,魯迅是文壇鮮明的旗幟,無論是文章還是收入,幾乎觸及了文人的天花板。
因此,作為學生的蘇雪林對這樣的人物產生了崇拜之情,是無可厚非的,她自然也會嚮往可以成為魯迅一般的人物。
雖然自己也有作品問世,但是在那個名家輩出的年代,蘇雪林卻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認可。
因此,蘇雪林借魯迅之死這一時機,為自己博得了世人的關注,包括借蔡元培和胡適之名發表的文章,都是為此。
也許,在蘇雪林做出“反魯”這個決定之前,也曾有過猶豫,但名利的誘惑最終戰勝了道德。
1949年解放前夕,由於對革命英雄魯迅的詆譭,在大陸無法立足的蘇雪林,不得不跟隨國民黨逃到臺灣。
然而逃到臺灣的蘇雪林卻“因禍得福”,因對左翼聯盟領袖魯迅的攻擊,她倍受反動當局的推崇。
因此蘇雪林再次執筆,繼續做起她抨擊魯迅的“事業”。
假事做久了自己也會信以為真,直到1986年,89歲高齡的蘇雪林還會在文章中時不時地罵一罵魯迅,此時距魯迅離世已經過了50年。
半個世紀的謾罵令蘇雪林如願得到了世人的關注,只是不知道靠“罵死人”而成名的她,在死後會得到世人怎樣的評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