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了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全文約6500字。信中進一步批評了黨內普遍存在的主張流動遊擊,忽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城市中心思想,闡明瞭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強調了它對奪取全國政權的意義。
(一)批評了在形勢估量上的悲觀情緒,闡明瞭辯證的形勢觀。
正確分析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是正確決策的基礎。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出現的以城市為中心、要求各地武裝起義攻打大城市的“左”傾盲動錯誤,紅四軍黨內出現的不願意在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只願意流動遊擊,等待全國革命高潮到來時,一舉攻克大城市的右傾悲觀情緒,都與對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的估量密切相關。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分析了“左”傾盲動主義和右傾悲觀主義兩種錯誤的認識論原因,指出二者都沒有能夠做到知己知彼,正確地認識敵我。毛澤東強調,分析形勢要辯證地看,要透過現象看實質。對革命力量的估量,既要看到大革命失敗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更要看到革命力量雖然小,但在中國農村環境裡不僅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因此中國革命的發展,中國革命重新走向高潮,將會是很快的。對反動力量的估量,既要看到敵人的強大,又要看到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也是相對地弱的。因此不能一遇到打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時,把一時的困難看作是全域性,認為革命前途渺茫得很。
總之,既要承認敵強我弱,從這一基本估計來確定我們的戰略策略;又要從敵人的強中看到弱點,從我方的弱中看到長處。
毛澤東在信中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對國民黨統治下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進行了分析,指出這些矛盾的存在,使中國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混亂狀態之下,這些矛盾的發展,使中國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星星之火距離燎原之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因此,悲觀的形勢估量是錯的,因對形勢的悲觀估量導致的不願意花大力氣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主張流動遊擊的思想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二)明確否定了流動遊擊思想,強調要確立以農村鬥爭的發展促進革命高潮的觀念。
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紅四軍黨內普遍存在的忽視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流動遊擊思想。透過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可以看出他要解決的最主要問題是黨內較普遍存在的對時局的錯誤估量,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在農村建立鞏固根據地缺乏信心問題,以便肅清古田會議後黨內仍存在的流寇主義思想,確立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提高黨內對堅持農村鬥爭,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重要性的認識。
油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分析了流動遊擊思想產生的原因。
毛澤東在信中分析了流動遊擊思想產生的原因,指出是因為沒有把中國的基本國情認識清楚。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
(四)充分肯定了農村鬥爭的重要性及對奪取全國政權的意義。
毛澤東在對中國特殊的國情作了深刻分析的基礎上,批評了黨內那種“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的城市中心觀點,闡述了農村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及對奪取全國政權的意義。
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強調“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作為全信的點睛之筆,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黨內在紅軍行動問題上出現錯誤的原因,即是“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鮮明地提出了要樹立依靠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的深刻思想。
這樣他就把目前還是弱小的、零星的紅軍和農村根據地與中國革命的大局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從戰略高度肯定了農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和在奪取革命勝利中的重大意義,這就是農村中心思想。
上述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對紅軍和農村根據地在奪取中國革命勝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闡述,表明在毛澤東的認識中,農村中心思想已經形成。農村為中心這個核心問題的解決,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開闢出來了。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要篇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