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
昔日“不差錢的美好時光”
滿清入關後，採取重農抑商政策，農民賦稅相對較輕。
康熙曾言“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施行攤丁入畝，廢除了單獨徵收的人頭稅。
經過社會的穩定發展，全國人口迅速突破了1億，至道光時期已達4億。
勞動力大量增加，隨之新增了大量農業墾荒，從而使得清政府每年的賦稅收入從17世紀末的3200萬兩增加到18世紀中期的4300多萬兩。
賦稅收入的增加帶來國庫的充實，1765年，即乾隆30年，往後國庫每年的白銀儲備都在6000萬兩以上，乾隆42年甚至達到8000多萬兩。
可以說，這是清政府“不差錢的美好時光”。
▲乾隆南巡圖
然而，在農業國家，人口增加就意味著土地負擔增加。
為了維護農業主體地位，政府不能任意增加賦稅，與人口的增速相比，賦稅的增速卻趨於平緩。
土地是有限的，人口卻在不斷增加，官僚系統等統治階級也因此變得越來越臃腫，人地矛盾不斷激化。
到了道光時期，曾經的美好景象已漸漸模糊，諾大帝國的深層次危機開始凸顯。
屋漏偏逢連夜：饑荒、叛亂和水災
▲坦博拉火山口
19世紀初，極端氣候頻發，這對“靠天吃飯”的農業國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1815年4月，印度尼西亞的坦博拉火山爆發，這是人類歷史上爆發的最大規模的火山之一。
受此影響，1816年成為“無夏之年”，北半球農作物歉收，出現了19世紀最為嚴重的饑荒：美洲大面積的農作物被凍死，剛結束拿破崙戰爭的歐洲多地農作物歉收，中國清朝出現了“嘉慶大災荒”。
▲平定叛亂的道光帝
1820年-1827年，清軍為了平定張格爾叛亂，僅軍餉一項就花去了1100多萬兩白銀。
1823年，發生“癸未大水”，全國九個省（直隸、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百多個縣受災慘重，這些都是中國重要的產糧區。
有學者曾估計，“癸未大水”帶來的損失可能高達2400萬兩白銀，比當年清廷歲入的一半還多。
乏善可陳的開源節流
國勢的衰退直接反映在財政上。
1765年，乾隆讓位時，清政府庫銀還有6900多萬兩。但到了1821年-1834年，道光元年至道光14年，平均每年庫銀僅有2716萬兩左右。
2700多萬的庫銀卻要用來應付越來越頻繁的叛亂和天災，這足以讓道光帝睡不了安穩覺。
要解決如此嚴峻的財政困局，需要開源節流。
但同他父親嘉慶一樣，道光固守“祖宗之法”，缺乏大刀闊斧改革的氣魄和膽識，無論在開源還是節流上都乏善可陳。
▲光緒年間的正實收，買官的收據
開源方面，清政府採取“開捐例”的政策，也就是所謂的賣官鬻爵，地方知州知縣“明碼實價”，這種行為短期有效，卻會讓本已腐敗的官場更加腐敗。
節流方面，道光帝身體力行，自己只用普通的毛筆、硯臺；每餐不過四樣菜餚；除龍袍外，衣服破了就打上補丁再穿；即使是皇后壽宴，宴會上招待大臣們的也只有一碗打滷麵……
但皇帝個人的節儉挽救不了國家財政的窘迫。
▲影視劇中身著補丁的官員
以“直諫”著稱的黃爵滋發出了這樣的靈魂拷問：為什麼乾隆朝揮金如土而府庫充盈，如今日日節儉卻民生罕裕，“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吝耶”？
雪上加霜的中英“白銀之爭”
19世紀30、40年代，不同於封閉保守的中國，經過幾十年工業革命的英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大量的工業品需要尋找銷路，賺取白銀，他們將目光瞄向了擁有4億人口的中國清朝。
▲19世紀英國的工廠
可是龐大保守的農業大國只開放了廣州，英國人的工業品無法暢銷中國，但中國的茶葉卻是英國人的重要進口商品。
為了扭轉貿易逆差，賺取中國的白銀，英國人轉而將目光投向了罪惡的鴉片。
▲19世紀廣州城及珠江全景圖
隨著完整的鴉片走私體系的建立，輸入中國的鴉片成倍增加：1827年前平均每年7000多箱，1830年-1834年平均每年2萬多箱，到了鴉片戰爭前幾年每年高達約2.5萬箱。
大量的鴉片輸入中國，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
僅1830年，清朝與英國的貿易逆差高達805萬銀圓，其中僅輸入的鴉片就達到了1222萬銀圓。
銀元作為清政府的主要貨幣，其流失直接影響了清政府的財政運轉和社會經濟發展。
如何停止白銀外流，已成為道光不得不著手解決的重大問題。
經過朝堂“馳禁派”和“嚴禁派”的幾番爭論，“嚴禁派”透過禁菸阻止白銀外流的主張打動了道光，於是派遣林則徐赴廣州禁菸。
▲林則徐在廣州禁菸
毫無疑問，禁菸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正義行為，“虎門銷煙”也大大提升了中國人計程車氣。
但這個“貧窮”的帝國不僅缺乏對世界的認識，對戰爭爆發估計不足，而且沒有足夠的財政盈餘去支援戰爭。
可以說，鴉片戰爭的失敗早在爆發前就已埋下伏筆。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更是將清政府的財政困境推向深淵。
參考文獻：郭曄旻：囊中羞澀，“吝嗇”皇帝的難言之隱。
作者：雨道
編輯：索尼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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