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朵雲書院內,家長帶孩子前來閱讀選書。本報記者 張雲攝/光明圖片
這是“雙減”政策下的第一個暑假,從校外培訓負擔中解放出來的孩子們有了更多時間進行課外閱讀。然而,當家長們在眼花繚亂的童書市場上為孩子,尤其是為幼兒選書時,就會發現這不是件容易事。
事實上,“童書熱”已持續多年。2020年,即使受疫情影響,新書品種也有2萬種,而動銷品種數則達到30萬種。作家肖復興寫過文章感嘆:“站在書店童書櫃臺前,真有些‘雪暗梨千樹,煙迷柳一川’的感覺,選書,還真有點兒難度。”在這樣的望“書”興嘆下,許多家長開始藉助各種書單、榜單選書,或關注網紅閱讀推廣人。“誰來指導少兒閱讀”“如何指導少兒閱讀”成為亟待解答的問題。
1.“童書熱”背後,問題重重
場景連結:7月底,中國童書博覽會展示展銷了3萬餘種童書,吸引了許多家長帶著孩子來選書。“平時有給孩子買書的習慣嗎?”“你知道分級閱讀嗎?”記者帶著兩個問題,隨機採訪了3位家長。
“偶爾會給孩子買書。”一位來自內蒙古的家長回答道,“沒聽說過分級閱讀。”
“經常給孩子買書,她偏愛歷史類童書。”一位北京媽媽帶著5歲的孩子正在選書。她表示“不太瞭解分級閱讀”。
“兩個孩子每年閱讀量挺大的,我經常帶他們到繪本館讀書,繪本館裡會有分級閱讀指導。”北京的徐女士說,因為自己曾從事智慧財產權工作,在選書方面比較有經驗。
如今,幾乎沒有家長會否定少兒閱讀的價值,人們用“買書”的實際行動為“閱讀教育”投票。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每年釋出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過去10年裡,0~8週歲兒童人均圖書閱讀量幾乎翻了一番:從2011年的5.40本提高到了2020年的10.02本。
全民閱讀的氛圍加上巨大的育兒需求,催生了近年來的“童書熱”。而與此同時,少兒閱讀也出現了一系列“成長的煩惱”:
重複出版多,優劣難以甄別。在豆瓣讀書上檢索“猴子撈月”這一主題的童書,顯示結果有86個。童書成了出版社的“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某些工業出版社、人口出版社也都在出版童書。面對這種情況,首都師範大學兒童文學教育研究基地主任王蕾感嘆:“我對如今焦慮的家長抱有極大的理解,因為選書真的太難了。”
讀書好,讀到劣質書就不好了。近年來,經常有家長在網上曬出一些“毀三觀”的童書,例如一個名為《傑克和魔豆》的故事,講的竟是貧窮的小男孩傑克透過偷走巨人的金銀財寶而過上了富足的生活。面對童書作品的良莠不齊現象,很多家長開始關注一些公眾號和教育大V,碰到推薦和團購就趕忙下手,卻無意間陷入了推銷的套路。
“怎樣讀”也成了一個新問題。知乎上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很多從小在繪本里泡大的孩子,上學後卻不會閱讀?”不少家長反映,如今刷繪本也成了一種“雞娃”方式,有些家長攀比孩子閱讀繪本的數量,一年讓孩子閱讀幾百上千本繪本。
細看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我們還能從對比資料中發現這一線索:2011年家長平均每天花費24.15分鐘陪孩子讀書,到2020年,這個數字是25.81分鐘,十年間,增長未超過兩分鐘。也就是說,在兒童閱讀量大幅提高的同時,家長的親子閱讀行為卻在“原地踏步”。
2.更科學的閱讀,幫孩子遇到合適的書
場景連結:北京市朝陽區實驗小學,孩子們給閱讀班起了不同的名字:紅豆班、綠豆班、黃豆班,分別對應不同的圖書難度。學校每週佔用一節語文課給一年級上學期的學生上一節繪本課,到了一年級下學期,繪本變為介於圖畫書和純文字書之間的橋樑書。該校語文學科負責人王新宇說,學生們可以根據自身興趣和老師指導來選擇不同難度的閱讀班。
——這是一場分級閱讀實驗,北京市朝陽區實驗小學從2016年開始引入分級閱讀理念,而在全國範圍內,“分級閱讀”“橋樑書”對於大多數家長和一線基礎教育者來說,仍是陌生概念。
當家長們困頓於“選書難”“指導難”,他們“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教育界和學術界,得到的回應是:少兒閱讀也需要科學的指導。
“閱讀教育有三大難點:讀什麼?怎麼讀?讀了怎麼評價?”王蕾多年從事兒童教育研究,她向記者介紹,分級閱讀是按少兒不同的閱讀能力,提供相匹配的讀物與指導的教育正規化,這已成為一種世界性閱讀教育趨勢。科學的分級閱讀,被許多專家學者看作是幫孩子“跳起來摘桃子”。但在我國基礎教育界,分級閱讀的實踐仍處於起步階段。
“如果把閱讀能力和知識的習得比喻成一個登山的過程,分級就是在這座山上建起一個一個臺階,讓孩子能更輕鬆地拾級而上。”首都圖書館館長、兒童閱讀推廣人王志庚認為,這就如孩子出生後在生理上先學會滾、坐、爬、站,進而學會走、跑、跳,是一個進階的過程,閱讀也是如此。所以要在合適的階段給孩子提供合適的書。
世界上第一套分級閱讀標準由威廉·麥加菲於1836年開發,後來成為著名的“麥加菲讀本”。據瞭解,兒童分級閱讀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在國外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並已形成藍思分級閱讀測評體、英國國家課程教育閱讀級別等多種較為成熟的分級閱讀體系和標準。其中,藍思分級體系主要透過語義難度和句法難度兩個維度來測評圖書難度。
進入21世紀後,分級閱讀的概念開始進入中國。但目前大眾還沒充分認識到分級閱讀的科學性。
分級閱讀標準作為一種閱讀指導工具,大多基於語言學、認知科學、心理學、教育學的研究成果。如心理學家讓·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透過研究兒童智力、心理及思維方式,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0~2歲為感知運動階段,2~7歲為前運算階段,7~12歲為具體運算階段,12~15歲為形式運算階段。根據這樣的理論,只有當行為模式與認知階段相匹配,才能激發和促進兒童認知的發展。
理論落入現實場景中是怎樣的?王蕾介紹,比如,孩子在1歲左右時愛咬東西,家長可以選擇一些布書,咬著它們培養圖書親近感,兩三歲時接觸繪本,3至6歲階段可逐漸擴充套件繪本閱讀的內容,快進入小學時,可加入橋樑書。三年級階段,可進行名著的啟蒙,閱讀短小的章回故事和漫畫,如《木偶奇遇記》《洋蔥頭歷險記》等。
近年來,分級閱讀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重視。2016年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的《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提到,要“借鑑國外閱讀能力測試、分級閱讀等科學方法,探索建立中國兒童階梯閱讀體系”。
二十年來,學術機構、出版機構、商業化的輔導機構陸續進入中文分級閱讀領域。
2001年,親近母語總課題組釋出了中國第一份小學生分級閱讀書目。2009年5月,接力出版社成立了接力兒童分級閱讀研究中心,相繼推出《中國兒童分級閱讀倡議書》《兒童心智發展與分級閱讀建議》和《中國兒童分級閱讀參考書目》。2019年北京國際兒童閱讀大會上,王蕾釋出了國內中文分級閱讀首個學術標準“鎏閱”標準,朝陽區實驗小學的閱讀課程就依託這一標準搭建。此外,學而思、凱叔講故事、新東方等商業培訓機構也在分級閱讀上下過功夫,嘗試在這個新興領域“分一杯羹”。
分級閱讀標準多點開花,卻一直難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權威標準。今年4月,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媒體就以《中文分級閱讀推進為什麼很難》分析了其中的難點,包括社會認知程度不足,中文語義較英文更復雜、更難形成量化標準,以及獲取大規模樣本資料難等多種原因。探索正在進行中,市面上貼著分級閱讀標籤的圖書陸續出現,但其優劣卻有待檢驗。目前來看,中文分級閱讀標準仍是一個需要社會各方面協力共建的工程。
3.真正指導孩子閱讀的,是“孩子身邊的人”
場景連結:8月初,張女士第一次帶著3歲的女兒來到國家圖書館少年兒童館。她沒想到,這裡跟成人圖書館的氛圍不同,是一個可以讓小朋友跑跑跳跳選讀童書的地方,牆邊的海報上還展示著館內開展的公益性閱讀活動,女兒很快便選到了兩本書。張女士說,以前不瞭解少兒館有這樣的閱讀服務,感覺比培訓機構要權威可信,今後還會帶孩子來看書。
“少兒館架上的每一本圖書,我們的圖書館員都讀過。”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胡宏哲告訴記者,館員們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小讀者們的精神食糧“把關”“排雷”,少兒館邀請權威的兒童文學作家、閱讀推廣人、出版社編輯來為小讀者做公益講座,這些都體現了圖書館的公共服務屬性。
一般認為,孩子學習閱讀有三個場景:家庭閱讀、集體閱讀和個人閱讀。幼兒園、小學、圖書館、繪本館等就是集體閱讀。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大多數家長並不瞭解,公共圖書館是提供少兒閱讀的重要場所。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釋出的《公共圖書館宣言》中,公共圖書館的使命第一條,就是“養成並強化兒童早期的閱讀習慣”。胡宏哲介紹,國圖少兒館成立於2010年5月,一層為親子閱讀區,適合0~6歲學齡前兒童,以低齡幼兒讀物、圖畫書、橋樑書為主,家長可以與孩子進行有聲共讀。二層為青少年閱讀區,適合7歲以上讀者,館藏文獻配備以各型別文字讀物為主,主要以自主閱讀為主。
記者檢索了首都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江蘇圖書館、貴州省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的微信公眾平臺,發現這些省級圖書館幾乎都會開展線上線下的少兒閱讀服務,而一些地級市圖書館則相對較少。胡宏哲到一些偏遠地區的縣級圖書館做調研時發現,部分縣級圖書館目前還面臨著遴選童書等基本問題。
“我們身邊的社群圖書館應該更加重視少兒閱讀服務。”王蕾說,在目前“雙減”的背景下很多家長問,孩子不去補課班去哪裡?公共圖書館正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王蕾認為,在一個擁有良好閱讀氛圍的圖書館、愛閱讀的班級、愛閱讀的家庭,少兒閱讀一定不成問題。其實分級閱讀的學術標準也不是一種教條,真正指導少兒閱讀的還是“孩子身邊的人”。
閱讀不只是孩子的事。胡宏哲說,在少兒館,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家長與孩子在認真的共讀,也可以看到一些家長把孩子放在閱覽室,自己卻在旁邊看手機,追劇、聊天。
胡宏哲注意到,現在許多家長功利性過強,偏重讓孩子刷閱讀量、識字等,她認為,“功利性過強的閱讀反而會扼殺孩子的閱讀興趣,少兒閱讀的目的是培養閱讀興趣、養成閱讀習慣,讓孩子成為終身閱讀者。兒童閱讀最核心的是兒童。對於這個世界,他們想了解什麼、好奇什麼、喜歡什麼、煩惱什麼,家長要根據孩子的需求為其找書”。
回到“誰來指導少兒閱讀”的問題,正如王蕾所說,所有答案都指向孩子身邊的成年人。無論是家長、教師,還是圖書館員、出版社編輯,只有他們不斷提高閱讀素養,成為真正的閱讀者,才能更好地指導少兒進行閱讀。
(本報記者 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