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南生（1922年8月—2018年4月10日）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縣委書記，延安中央黨校二部學員，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南局副秘書長，廣東省委書記。1979年初，負責籌辦廣東省三個經濟特區，兼任省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同時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深圳市市長。1985年後，曾任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主席。
一九五五年，陶鑄把我從海南區黨委調省，任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我剛到廣州，就聽說林美南同志逝世。我沒有到省委報到，立即趕去林美南同志家，看望他的家人。
從林美南同志家出來，到省委一見到陶鑄同志，陶鑄同志便問，“林美南同志去世了，知道不？”我說，“知道了，我一回到廣州就先去他家了。”陶鑄說，“美南同志是我們黨的老同志。堅持那麼多年的地下鬥爭真是不容易的事。他是我們廣東解放後第一個逝世的老同志。他逝世的事省委要管。你來了，別的先放下，第一件事去給他找一塊墳地。這地將來要建成一個革命公墓。”
林美南同志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潮梅特委書記，南委事變後，中央指示撤退，潮梅地區的主要領導幹部大部分都去了延安，而他作為最主要領導人留了下來。在中央同意了重新恢復活動之後，他重建了組織，拉起了武裝隊伍，建立了革命根據地，是廣東地區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解放後他是第一任的汕頭市委書記和第一任的潮汕地委書記。
五一年，主席點了廣東幾個主要領導人有“一坨坨”的問題，指示要換人。廣東開始反地方主義。當時的華南分局第四書記的方方同志是抗戰時期的南委的書記，廣東這邊的幹部大都是他的手下，按黨的傳統，組織部門安排地方幹部工作時會先徵求他的意見，主席批評後，方方給出的意見時顧慮便多了，他不再單純考慮一個同志的資歷和能力，而是儘可能往低處提議安排。林美南先調任粵東區任副專員，後調省裡任林業廳副廳長。去世的時候，是在林業廳副廳長任上。
抗戰時期我在潮汕地區工作，林美南同志是我的直接領導。那些年頭，潮梅地區領導地下工作的就那麼些人，生生死死，什麼都經歷過，在我心裡，他不但是自己的領導，更是自己的兄長，是自己的親人。
陶鑄同志早先不在廣東工作，因此和林美南同志沒有交集。陶鑄同志主政廣東後，美南同志是他的手下，且是副職，我猜測，陶鑄說不定不認識美南同志。在美南同志去世的時候，他看重美南同志的貢獻，看重美南同志的出生入死，我頗感動。
我搞地下工作的時候，為掩飾身份，當過走街串巷的郎中，當過掐指算命的算命先生，也當過持羅盤看風水的風水先生。這一來，當年接觸過的周易之學有了用場。我找了好些天，找到一塊地方，請陶鑄同志去看，他看過，也覺得好。於是徵地，建成了後來的銀河公墓，林美南同志是第一個安葬在這裡的前輩。
陶鑄同志
後來我負責處理林美南同志的遺物，這才大吃一驚。其實陶鑄同志知道林美南同志已經很久了。美南同志的遺物裡有一封信。信是他寫給華南分局的。不知道因為什麼，美南同志認為王延春同志是叛徒。寫信的當時，王延春任粵東區黨委第三書記，林美南任粵東區副專員。林美南同志在信裡，除了講王延春是叛徒外，便是大罵陶鑄，說他結黨營私，信用叛徒，還有一些很不好聽的話。信是組織退回給林美南同志的。王延春早經審查，林美南同志的懷疑是不對的。當時雖有華南分局，但陶鑄是廣東的最高領導，整個廣東的工作是在陶鑄同志主持下展開的。事涉陶鑄，按程式，陶鑄肯定看過這封信。在當時那種大反地方主義的形勢下，陶鑄同志沒有順水推舟送出一頂地方主義的帽子頗能說明一個人的人品氣度。我想，如果陶鑄生氣了，這是人之常情。如果陶鑄透過組織瞭解，大罵我者，何許人也，這也是人之常情。但瞭解之後，心生敬意。在這個未曾見面就無端辱罵過自己的部下離去的時候，以老戰友的身份送他一程。這不是什麼人都能做得到的。更難得的是他這樣做完全出自心底，他從未就此事解釋過一言半句。
陶鑄同志大度無私，每當想起這件事，當年對陶鑄同志的這種感覺就會在心頭沉浮。“你來了，別的先放下，第一件事去給他找一塊墳地。這地將來要建成一個革命公墓。”陶鑄同志對我說。
（吳曉南注：本文出自父親口述，經我整理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