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天在北京，就有這樣一則案例。
這裡有一名老人，目前領著低保，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然而他有一段離奇的往事：他在十五歲時，因為參與間諜活動被捕，他協助他的“上級”，洩露了朝鮮戰場上的機密情報，甚至還與建國初“暗殺毛主席”的案件有所聯絡。
那麼，當年我們是怎樣氣勢如虹，接連破獲敵人的間諜行動的？這名協助傳遞賣國情報的“小間諜”，又遭遇了怎樣的後果？
大家好，今天我們就透過這名“小間諜”的故事，來聊一聊臭名昭著的“保密局”間諜行動的最終覆滅。
這名“小間諜”大名叫鈕益惠，家中排行老九，是最小的孩子，所以綽號“小九”。他有個年紀比他大了不少的三哥，名叫鈕益培，曾經為“黨國”工作過。可北平解放之後，他們全家跑到北京郊外的老宅，在三哥的張羅下，開始搞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一天，三哥給十五歲的小九介紹了一名客人，姓孫，家裡人都叫他“孫臺長”。三哥對小九說，孫臺長是我們給你請的“家庭教師”，你以後得多聽孫臺長的話，幫他做事。
而這個孫臺長來的時候，就在他們家的屋子裡，架起了一套美國製造的軍用無線電收發報電臺。小九一看，這“家庭教師”還挺氣派，就開始給這孫臺長幫忙。
孫臺長需要給電臺供電，又不敢買大電瓶，小九就在孫臺長的指揮下，把家裡的紅銅大臉盆剪成碎片，再把手電筒用的小電池，用紅銅片串聯起來，電臺總算是有聲音了。孫臺長需要架天線，小九蹭蹭爬到屋頂上，把天線舉得老高。
這孫臺長到底是要幹啥，小九不清楚，不過家裡大人都在幫孫臺長做事，小九也沒懷疑過什麼。根據他的回憶，當時三個月的時間，他的爸爸和哥哥一直在幫孫臺長整理電報，電報的抬頭是發給一個叫“毛經理”的人看的。
但是小九知道，家裡的事情怕是“見不得人”的。畢竟家裡大人好幾次威脅小九：“你得把電臺的秘密看護好了，咱家的電臺只要被人發現，咱們這些人就誰也別指望活。”
結果沒過三個月，電臺的事情就被人發現了。根據小九的回憶，那一天家裡進了不少人，他一看就慌了，先叫孫臺長跑到村外的玉米地裡頭躲著，後來自己也趁亂跑了過去。夜裡，倆人在玉米地“會師”之後，就準備一起跑路。
路上孫臺長對小九說，“你別怕，我帶你回臺灣省，只要咱們到了山東海邊，就能坐上大船跑路了。”倆人一路跑到了北京朝陽門外，那裡當時有個長途汽車站能買票到濟南。孫臺長說，車上危險，最好分開行動，就先把小九送上了大巴車。
可小九剛上車，就被便衣抓個正著。便衣把小九雙手一扣，直接叫司機把一車人拉到了公安局去。到公安局之後，便衣把整臺車搜了一圈，然後開始審問小九：“小九啊，你把那個孫毓清弄哪兒去了？”
根據小九的回憶，當時，警察問他話的時候語氣還算和藹，主要還是想讓他交代“孫臺長”孫毓清的去向。
“小九啊，你還小不懂事，只要交代孫毓清去哪兒了，我們保證你沒事，你們家人也都沒事，都可以考慮寬大處理……”
可小九還是硬著脖子說：“你們小看我了。叫我出賣孫大哥，你們那叫瞎想。我還等著他有一天替我們全家報仇哪！”這讓審他的公安機關也無奈了，嘆了口氣說：“這小傢伙比誰都反動！”
這位被小九“力保”的孫臺長孫毓清，真實身份是臺灣省“保密局”派來的特務團伙，“天津特別組”的報務員。這支特務團伙的組長是老牌軍統特務秦應麟，核心成員除了孫毓清之外，還有一名通訊員兼譯電員，劉景惠。
這個劉景惠是小九的“三姐夫”，他就透過這層親戚關係，聯絡到了小九的三哥鈕益培，希望能給孫毓清提供一個隱藏發報點。這樣一來，這位“孫臺長”就進了小九家門，在小九一家人的幫助下，搭建起了這座黑電臺。
“天津情報組”的工作模式是這樣的：秦應麟和他的其他線人，透過北京城裡的報刊和流言蜚語來蒐集情報，然後交給他的妻子卞書蘭、妻弟卞樹棠等人，這些人透過家裡開的藥品鋪子作掩護，把情報傳遞給鈕益培一家人，再由他們帶往郊外，透過孫毓清的黑電臺悄悄傳送到臺灣省。
秦應麟覺得，整條線上的聯絡人都是組員或者親戚，發報電臺又隱藏在郊外農村，估計是查不出來的。然而這條地下暗網，還是逃不過我國情報部門的嚴密偵查。
6月底，有關部門監測到一條發給臺灣省“保密局”的密碼電報，發報地點在京津地區某處，經破譯之後，發現內容是“宋時輪部攜蘇式80噸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
這一條情報的洩露，影響非常嚴重。宋時輪率領入朝的部隊是第九兵團，正是電影《長津湖》中被凍成“冰雕連”的那支部隊。這支部隊在作戰過程中，由於棉衣準備不足，衣服單薄的志願軍戰鬥力大打折扣，甚至許多戰士被活活凍死。
而實際上，當時第九兵團本來是準備先在東北休整幾日，等物資調集充足之後再入朝作戰的。可就因為這條情報被洩露給了敵方陣營，為了減少敵人提前部署迎戰造成的更大惡果，宋時輪和第九兵團就只得痛下決定，冒著後勤不足的風險加緊入朝。
根據統計，最後第九兵團共有近三萬人在朝鮮戰場上凍傷減員，而這個由臺灣省特務組成的“天津情報組”和相關人員，就是導致成千上萬中國戰士在朝鮮戰場上受凍捱餓的真兇！所以，罵他們一句“狗漢奸”，不為過。
我們回到故事，在捕獲到這條訊息後，公安部立刻著手組織偵破工作。經過偵測，我方分析，敵臺並不位於北京或天津市區，而是在北京郊外的農村。由於農村面積廣闊，不易搜查，警方繼續對該地區進行持續監測，終於在十多天後接連捕捉到了各種最新訊息。
綜合其他情報後，我方鎖定了這個老牌軍統特務秦應麟作為調查的主要方向。而當時秦應麟為了“安全”起見，選擇的聯絡人全是自己的親戚，可我們警方也正是透過調查秦應麟的“戶口本”，從他的“妻弟”卞樹棠身上尋找到了突破口。
8月27日，警方直接將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卞樹棠抓獲，在重重證據下，很快卞樹棠交代了全部作案事實。警方透過其口供，先是在北京城裡逮捕了秦應麟、卞書蘭夫妻，然後在鄉下的鈕益培祖居，也就是小九家，收網抓捕了其餘間諜人員。
不到一個星期，所有案犯就全部落網，包括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只有十五歲的“小間諜”小九；也包括小九說要“等著他有一天替我們全家報仇”的孫臺長，孫毓清。實際上，小九剛剛上車，孫毓清就在車站裡被另一支便衣隊伍扣下了。
警方後續的調查過程中，在小九的家裡搜查到了收發報機、密碼本、呼號表、電報底稿等作案物證。其中，一部美製的CMS電臺引起了警方的關注。因為在多年地下情報戰爭中，我們非常在意電臺的管控，任何地方一經解放，第一步就是去檢查、收繳電臺，建國後抓到的臺灣省間諜，一般只有自帶的15瓦小型電臺可用。
而這個CMS電臺，是美軍海軍二戰期間的制式裝備，早就在中國“絕跡多年”了。那麼“天津情報組”是怎麼搞到這個裝置的呢？
透過審訊，秦應麟也招供了這部電臺的來歷，原來這是美國人在撤離中國時，委託相關人員“私藏”的五部電臺之一，是他們借來的。秦應麟為了保命，招供了剩餘四部電臺的存放地點，於是這批美製電臺被一網打盡。
這讓他“保密局”的領導，“毛經理”毛人鳳怒不可遏，因為在當時的北京城裡，臺灣省當局留下的電臺已經全部被收繳了，而臺灣省特務每次帶電臺過去，都會被立刻查獲。所以美國人遺留下的這五部電臺，是臺灣省特務唯一的希望。
果然，在這批電臺被收繳之後，北京城裡的間諜活動大大收斂。而這件事情也讓當時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號稱“特工之王”的李克農上將非常開心，因為這裡還有一段有趣的往事。
破獲“天津特別組”間諜案的不到一年前，我國破獲了號稱“新中國反間諜第一案”的計兆祥案，當時毛人鳳對這個計兆祥寄予厚望，甚至期待透過他和他的“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臺”策劃一起暗殺毛主席的事件。
那是1949年12月6日晚上，毛主席坐上專列訪問蘇聯的日子。當毛主席的專列到達天津之前兩小時，公安機關就在天津某座鐵路橋的橋墩上排除了大量的爆炸物，還截獲了一封發往臺灣保密局的電報，電報裡準確地報告了毛主席的行程。
在公安機關跟蹤調查後，居然發現這個潛伏在國內的敵特電臺，居然打算等到毛主席回國的時候，策劃更大規模的刺殺事件。然而，還沒等毛主席的專列進入國門，這個敵特電臺就被公安機關剿滅，甚至連對主犯計兆祥的審訊都結束了。
在毛主席從莫斯科順利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在臺灣苦苦等候訊息的毛人鳳，還真的收到了一封來自“計兆祥”的電報，然而，這封電報是由李克農擬好文案，要求計兆祥專門發給毛人鳳用來羞辱他的。大概意思是：
“毛人鳳，你的萬能潛伏臺被我們偵破了，你來多少，我們就消滅多少，你還有本事嗎？有本事你就親自來嘛！告訴你，給你講話的，是李克農。”
結果，我們還真的應了李克農的豪言壯語：你毛人鳳的臺灣間諜，來多少，就消滅多少，消滅到連美國人辛辛苦苦隱藏的電臺都扒出來，讓間諜徹底無處遁形為止。
我們再說回被抓獲的小九，和整個“天津特別組”的犯罪團伙。當時這一群人，被臨時關在了一個房間裡，他們知道小九年紀小，估計不會被判死刑，就對他開始了“臨行前”的囑咐。
小九的爸爸、“三哥”等親人們，知道是自己害了自己家裡最小的孩子，早就泣不成聲，囑咐他好好照顧母親。而組長秦應麟卻緊緊握住他的手，對他說：“小九，將來你可能會回到臺灣，你如果真的回去了，一定要替我們問一問，是誰害咱們暴露的？是誰害了咱們的命？”
到了1983年，小九在監獄裡熬成了“九爺”，終於等到了他減刑釋放的日子。三十多年過去，當時和他一起被逮捕的親人、“領導”們，早就已經不在人世。
他出獄之後，見過了幾個家裡尚在的親戚，就忙著賺錢。趁著改革開放的浪潮，“九爺”也賺了不少錢，當上了萬元戶，不過他賺錢的原始動機，卻是為了想辦法去一趟臺灣省。
九爺在人物訪談裡說，他賺錢是為了實現幾十年前接受的託付，去海峽對岸一趟，把那些人臨死前的口信帶到，也為七個親人的死要一個說法。而當時沒有正規的路徑讓他前往臺灣省，所以九爺就想了“偷渡”的法子。
一年冬天，九爺從福建省某地，以兩萬塊錢的價格，坐著漁船來到了海峽對岸。到達臺北後，他在火車站高架橋下面和流浪漢一起打地鋪，湊合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就從地上爬起來，直接找到了“軍情局”的大門口。他對“接待”他的人敘述了當年的情況，然後說，我這次來不為別的，就請你們看在死者的份上，給查一查，當年到底是誰害我們暴露的？
結果，對方的反饋卻讓九爺“寒了心”。工作人員對他說：“你來了也沒用，一分錢也別想領走，除非你拿出證明來，證明是由於我們的工作才害你坐牢的。況且你這是偷渡來的，不送你去警察局，就是對你最大的寬容了。”
九爺不甘心，後來又跑了幾趟“軍情局”，可對方更沒有耐心接待他，甚至還嘲諷他說：“如果你要代表他們，你必須拿個大陸開出來的烈士死亡證明才行。”而九爺試圖找臺灣省的警察局“求助”，結果警察卻以偷渡為由，直接把他關進監獄，然後就被遣送了回來。
被遣送回來之後，九爺很快再一次嘗試“偷渡”，這次他吸取了教訓，希望可以聯絡當地媒體報道他的遭遇，可是媒體應下了邀約卻沒有幫他辦事。這導致九爺的這一次行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臺灣省的街頭“乞討”，畢竟心願沒了結，盤纏卻要花光了。
九爺這一次臺灣之旅的結束，是以在警察局“自首”結束的。當時，臺灣省的某官員託了個口信給他，說“軍情局”答應了，只要您去警察局自首，我們馬上給您三千美金的救濟款。
走投無路的九爺只得走進了警察局，可是在關押“偷渡客”的“靖廬”裡，“軍情局”的人告訴他，“偷渡人員”是不能直接領這筆錢的，只能委託臺灣省的合法居民，替你接下這錢再寄到你手裡。九爺一聽，算了，又是來羞辱我的，直接對獄警說：“不用談了，帶我回監房吧。”
後來，臺灣省開放“自由行”之後，九爺又試圖以合法身份前往“軍情局”門口上訪，卻被直接取消了“自由行”的資格。之後九爺逐漸放棄了“上訪”的道路，在家一次次向臺灣省打電話、發傳真，希望可以申請到賠償款，至少是生活補助。然而一連很多年，九爺每個月可以領到的錢，只有來自北京市政府的“低保”補貼。
據說最後，在九爺的不斷“努力”下，他還是領到了一筆“刑牢補助”，也算是給他的“託付”寫下了一個句號。然而他的一生，就因為年少時在家人的影響下，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從此走上了一條曲折的“不歸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道路的選擇非常重要，從事非法間諜工作，跑到人民的“對立面”，是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的。
如今我們國家面臨的局勢，比建國之初要安全多了，但是間諜的威脅仍然存在。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給自己提個醒，遇到身邊有可疑的事情一定要留心，尤其是不能盲從，不要為了蠅頭小利就被情報組織誘惑，做出背叛國家、遺憾終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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