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鐵打的江山流水的皇帝，中國的封建歷史長達兩千多年，但從秦始皇開始，沒有一個朝代不希望統治能千秋萬代，可總是事與願違。因為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朝代也是如此。不管這個王朝如何強大，總是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歷史上的歷代王朝裡，有亡於外戚亂政的（西漢），有亡於農民起義的（秦、明），有亡于軍閥蜂起的（東漢），有亡於藩鎮割據的（大唐），也有亡於異族入侵的。
唯獨作為一個封建王朝的清朝有點另類，他的滅亡堪稱歷代王朝中最體面的，是主動遜位讓權。而且退位之後溥儀還住在皇宮裡十幾年，這種結局實在是中國亙古以來所未有。
而且清朝的滅亡的時候，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全面戰爭，也沒有敵人兵臨城下，作為千錘百煉的大清朝，居然就在短短的幾個月裡迅速崩潰了。
其實，清朝之所以滅亡的如此迅速，是因為這個偌大的王朝的統治根基已經被盡數摧毀了。
辛亥革命時，清朝的民族關係、央地關係、士紳支援和軍隊忠誠都已經惡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如同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一陣風就能要了他的命。
作為一個封建政權，清朝是有先天不足之處的，那就是以少數民族統治漢族，統治合法性沒有辦法解決。而且清朝規定，滿漢絕不通婚，始終沒有解決民族融合問題。因此洪秀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時候，號召力非常大，能引起漢人共鳴，響應者很多。這種尷尬的處境，讓滿清統治者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一直提心吊膽，沒有絲毫安全感。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民族關係出現問題，火山就會噴發，大清帝國就會土崩瓦解。
曾經有人這樣總結說：“滿漢兩族並棲於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餘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腦蒂，其排滿性之伏於其中者，遂不期而自發。”意思非常明瞭，滿族以少數民族統治漢族，自然要加倍提防；漢族被統治，心有不甘，時刻想反抗。
兩個民族就這樣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一種平衡，一旦平衡失去，滅亡的肯定是大清政權。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滿清引以為榮的八旗軍已經徹底衰落，湘軍、淮軍相繼發展壯大，曾國藩、左宗棠們再也無法忽視。滿清對此卻無可奈何，不敢再像當年對付吳三桂、年羹堯和嶽鍾琪那樣痛下殺手，只能委曲求全。
庚子事變中，由於朝廷對待義和團的時候出爾反爾、昏招疊出；對待洋人的時候色厲內荏、前倨後恭；沒有人再把大清領導人當回事，慈禧就像漢獻帝一樣失去了最後的權威。面對慈禧的調令，李鴻章軟磨硬抗，東南八省封疆大吏團結一致推出了“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是晚清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他標誌著清朝對地方掌控力的完全崩塌。因為形勢所迫，慈禧不得不強壓怒火，不但沒有懲治，還給予褒獎。東南互保的各督撫們不降反升，證明了清朝對地方封疆大吏已經失去了控制力，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但清朝的錯誤在於，它雖然意識到地方的漢人勢力已經不可抑制，卻還沒有想從中央層面退位讓權。比如在組閣的時候讓滿洲親貴佔據了主導地位，絕大多數名額被自己人佔據，“滿漢均衡”的舊例被打破。
不僅如此，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尚書岑春煊、雲南布政使林紹年等一大批高官被擠出權力中心。1906年，大清更是向漢人精英的帶頭大哥袁世凱下手，讓他交出兵權，明升暗降。
與此同時，載洵、載濤、鐵良、良弼、蔭昌等滿清少壯派粉墨登場，被安排到關鍵崗位。清廷此舉徹底惹怒了漢人官僚集團，滿漢終於將臉撕破。特別是在1911年，預備立憲的時候，13名內閣成員中，漢人只有4人，滿人9名，佔了百分之七十。
按照國際慣例，君主立憲就是君主成為局外人。可是清廷的立憲，皇帝卻是主導，立憲反而鞏固了自己統治。這分明是掛羊頭賣狗肉，拿漢人不當幹部。皇族內閣的出臺，讓漢人們徹底死心，大徹大悟：不滅了大清，自己永遠是打工仔，隨時會被人家炒魷魚。而慈禧死後，掌權的載灃居然毫無自知之明，不僅在中央層面不向漢人妥協，甚至想要在地方奪了漢人的權力。
載灃掌權後，制定了基本國策，向地方督撫們奪權，將他們手裡財權、軍權，收歸中央——“督撫大權，無過兵、財兩政，將事裁抑，此為最先”。近畿各省新軍指揮權更要收歸中央，軍隊必須服從陸軍部指揮，軍諮府負責軍事行政，海軍部統帥海軍，負責人八成是滿人。
對於地方財權，清廷同樣寸步不讓。清廷出臺了《清理財政章程》，在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榨乾他們的油水，不讓他們有一點財政自主權。經地方鹽政、礦務、鐵路等大權也一個不留，全部收歸中央。
晚清的載灃不是漢武帝，清朝的地方勢力已經經營多年，樹大根深，哪裡是一紙命令能夠奪取的？清政府爭奪地方權力的結果，就是讓央地關係更加離心離德，地方隨時準備反叛中央，只等一個機會。
現在說到清朝滅亡，我們都會歸功於辛亥革命。這個說法沒有錯，但是大清滅亡的第一槍，實際上是由四川保路運動打響的。
保路運動發生在宣統二年(1910年)，即清朝倒臺一年前。當時清政府財政拮据，想向列強借款，可是列強對大清已經不看好，怕他們當老賴。清政府迫不得已，想出一個昏招——將鐵路（主要是川漢和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好抵押貸款。當時這兩段鐵路是私人投資的，所有權歸個人所有。確切地說，它的股東不是紳士、商人，就是各基層農民。清廷這樣做，簡直就是明火執仗地打劫，是斷了大家的生路，真是無恥至極。
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省諮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要職的立憲派紳商感到非常憤怒，立即行動起來。
他們不僅向全國發出通電，還頻繁開會商討對策，併到處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諮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但是大清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怎麼會聽得進下面的呼聲。
大清統治者的詞典裡沒有“妥協”這個詞，他們只知道鎮壓。
1911年9月7日上午，四川總督趙爾豐甘當清廷鷹犬，將四川保路同志會，四川省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騙到督署抓了起來。趙爾豐的用意非常明顯，那就是透過此舉造成群龍無首耳朵局面，以此撲滅四川人民保路鬥爭的烈火。在此情況下，四川人民忍無可忍，長期積壓在心頭的怒火終於噴發，保路運動如火如荼開展起來。
對於四川人民的維權行動，清政府採取了高壓政策，無情鎮壓。
面對手無寸鐵的請願群眾，趙爾豐下達了"擁擠上院，格殺勿論"的指令。
他一面指使警務公所提調路廣鍾在督署附近聯升巷放火燒房子，賊喊捉賊妄圖誣陷群眾暴動;一面命令軍隊向抗議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32人，受傷者不計其數。趙爾豐又派巡防軍分站各街口，開槍亂擊行人及學生、兒童，釀成了震驚世界的“成都血案”。
從此開始，保路運動演變成武裝起義，成為辛亥革命的催化劑。因為保路運動的發源地和中心是四川、湖南，為了鎮壓那裡的起義，清政府不得不將湖北新軍調去。這就造成湖北武昌城防務空虛，成為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的天賜良機。
清政府萬萬沒想到，此時的清廷內外已經離心離德。清政府在全國各地培養的新軍，思想上早已偏向革命。各地計程車紳官員，也早就厭倦了腐朽的大清王朝。這一次看似普通的武裝起義，摧枯拉朽般的摧毀了清朝二百六十年的封建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