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談到啟蒙運動，人們馬上就會想到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以及如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和盧梭等一批思想巨人。
殊不知，在相同時期的蘇格蘭，也發生著一場啟蒙運動，湧現出了一批思想家，如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約翰·密爾等。歷史學家將此稱為“蘇格蘭啟蒙運動”，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所說，當代世界是由科學技術、資本主義和現代民主構成，如果把這三個要素看成現代世界的特質的話，那麼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都對此進行了思考，為人類貢獻出了自己獨特的智慧。
大衛·休謨的哲學，是經驗主義思想的高峰。他挑戰了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因果關係理論，認為所謂因果只是一種經驗習慣和心理聯想。休謨哲學的重大意義：因果關係若不具普遍必然性，而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話，人類知識的根基就會發生搖。
休謨啟發了德國哲學家康德，使其知道理性並非無所不能。康德也批判了休謨，寫出《純粹理性批判》，重建知識的普遍必然性根據，為西方近現代科學和思想的前進開闢了道路。
另一位蘇格蘭人亞當·斯密是經濟學鼻祖，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在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中，斯密主張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為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找到了辦法。“看不見的手”一語，就來自亞當·斯密。
休謨去世83年、斯密去世69年後，1859年，蘇格蘭人約翰·密爾完成《論自由》一書。密爾認為，只要不涉及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個人就有權自由行動，他人對個人行為不得干涉；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或法律懲罰，社會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
如果從18世紀這一時代出發來思考的話，蘇格蘭啟蒙運動既屬於整個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譜系中的有機組成，又帶有其自身獨特的特點。
那麼什麼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呢？
首先我們得先回到著名思想家康德對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所下的定義。康德在《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一文中這樣表達道：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一句話）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
他還說：“這一運動除了自由以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被稱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在康德這裡，啟蒙運動的核心就是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這也成了他對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界定。
有鑑於此，在回答什麼是蘇格蘭啟蒙運動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學者大都採用了“康德正規化”，並且與法國啟蒙運動展開比較進行解答。因為正是在對兩者的比較中，我們才能夠挖掘出蘇格蘭啟蒙運動有別於法國啟蒙運動的內在特徵，以及它對現代世界的意義與貢獻何在。
在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那裡，他們前所未有地強調人的理性，在理性的高揚之中勇敢地批判當時的君主專制，批判以貴族特權為基礎的等級社會，批判教會的迫害和宗教的狂熱，在將光明灑向現實黑暗的同時也建構起了未來社會的圖景。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這樣三個層面：自由、平等和寬容，後來演變成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正是法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地方，也是法蘭西民族對現代世界的偉大貢獻。
而對於蘇格蘭啟蒙運動來說，他們不同意法國啟蒙思想家一味強調的對理性的建構，認為在此之外還應該尊重社會既有的習俗和習慣。因此，“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法國啟蒙運動”的基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更能深刻地認識到“理性”本身在驅動或實現社會變化方面的侷限性。
同樣，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未來社會的理解和設計也與法國思想家們完全不同，他們從社會發展的階段論出發，認為人類社會相繼經歷了捕獵階段、畜牧階段、農耕階段，最後到達了商業社會。因此亞當·斯密創造出了“商業社會”，亞當·弗格森提出了“公民社會”這些基本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