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所寫的書信非常多,內容也極為廣泛,有寫給親友的,有寫給文化界人士的,也有寫給普通工作人員的。這些信雖然大多較為簡短,但筆觸樸實、言簡意賅,從中更能看出他公私分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
那麼,面對曾有恩於自己的親人的求助,毛澤東為何婉轉拒絕?他寫給徐悲鴻的兩封信,為何成了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希望?一位普通工作人員的求教,毛澤東為何也毫不猶豫的回應?
在湖南省平江縣向家鎮,有位名叫向壽吾的老先生。他為人正直,學識淵博,一生以教育濟世,享有很高的聲譽。
1913年,向壽吾的女婿楊昌濟從歐洲留學歸來,到湖南第一師範當了一名教書先生。由於仰慕楊昌濟的才華,毛澤東經常到恩師家中探討學問,由此結識了楊開慧,兩人後來結為伉儷。從此,毛澤東便與向家結下了不解之緣。
毛澤東與楊開慧結為夫妻後,常到楊開慧的外婆家。兩人從事革命活動時,向家老少盡全力給予支援。1920年,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缺少經費,楊開慧的大姨向大貞就將自己靠刺繡積攢的100多塊銀圓資助給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念念不忘這筆借款,指示當地要安排好向大貞的生活,並按月寄給她一定的生活費,直到老人去世。
向鈞是楊開慧五舅向理卿的長子,早年就讀於長沙岳雲中學。在校期間,他閱讀了毛澤東的《民眾大聯合》等文章,對毛澤東極為敬仰,執意要拜毛澤東為師。1921年冬的一天,向鈞在叔父嚮明卿的家中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同向鈞進行了親切的交談,向他介紹了宣傳新思潮的書籍,並對時政進行了鞭辟入裡的分析。毛澤東的思想和口才深深吸引了向鈞。他決定效仿毛澤東去改造社會。此後,他常去清水塘毛澤東的住處,探討革命道理,交流讀書心得。
1923年,經毛澤東介紹,向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他逐漸成長為湖南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1927年冬,由於叛徒告密,向鈞在長沙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向鈞始終沒有屈服,1928年1月24日被殺害於長沙教育會坪。
在向家眾人中,還有一位對毛澤東革命事業支援非常大的,他就是楊開慧的六舅嚮明卿。嚮明卿早年畢業於湖南高等實業學堂,曾任湖南工程局技士、湖南省長公署科員、衡粹女校教員、湖南建設廳技士等職。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修業學校從事革命活動。一天,嚮明卿得知有人要抓毛澤東,便趕緊讓外甥黃景曾到修業學校通知毛澤東,毛澤東得以順利脫險。1923年,湖南軍閥趙恆惕曾兩次捉拿毛澤東,毛澤東都因嚮明卿從好友處得到訊息提前告知而脫險。
1927年馬日事變後,毛澤東離開了長沙。楊開慧的保姆陳玉英帶著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個孩子回到了向家鎮。在向家親友的掩護下,孩子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1930年10月,楊開慧在板倉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兒子毛岸英和保姆陳玉英。向家聞訊後,多方奔走營救。嚮明卿的夫人嚴嘉更是不顧個人安危,帶著幼女向自治多次前去探監送物,藉以傳遞訊息。
在強大的壓力下,湖南軍閥何鍵表示,只要楊開慧公開宣告同毛澤東斷絕關係就放了她。然而,這位外表柔弱但內心無比堅強的女子拒絕了這條唯一可以給她帶來生路的選擇。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毅然走向刑場,就義於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年僅29歲。
楊開慧就義後,何鍵迫於壓力釋放了毛岸英。嚮明卿立即將這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不久又將他送回板倉。此後,向家親屬輪流前往板倉照顧楊開慧的幾個孩子,接濟他們的生活,撫慰他們的心靈。為防止何鍵加害,嚮明卿後來又派人將毛岸英兄弟輾轉送到了上海。
中國成立後,生活困難的嚮明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指示湖南省委為向家發放烈士撫卹款。1950年4月19日,毛澤東覆信嚮明卿。信中說:
明卿先生惠鑑:去年十月十二日來信早已收到,因事遲復為歉。令侄向鈞同志是共產黨員,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縣委書記,是個忠實的能幹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被捕,光榮殉難。以上這些,先生可以報告湖南省委。惟撫卹一事,須統一行之,不能只顧少數,如省委未能即辦,先生亦宜予以體諒。
此復,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向鈞光輝的革命一生,但同時也委婉地勸說了嚮明卿不能搞特殊化。1950年5月,毛澤東派毛岸英回湖南為母親楊開慧掃墓,同時看望向家諸親友。毛岸英代表毛澤東對嚮明卿等人反覆致謝,場面十分感人。回京後,毛岸英向毛澤東彙報了向家親友的生活狀況。
1958年,考慮到嚮明卿生活的確困難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將他和妻子嚴嘉接到北京,並介紹他到北京文史研究所搞研究工作。1973年2月16日,嚮明卿病逝於北京。
新中國成立伊始,不少名望不是太高的文化人士因生活窘困,便透過他們熟悉的名人給毛澤東寫信,請求照顧或安排工作。對這類信,毛澤東大多會親自處理,根據情況酌定安排。
1951年12月22日,毛澤東就曾致信章士釗,說有個叫江子愚的人“從成都來信,附所作清平樂一言,頗覺不惡,寄上一觀,請予擲還。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後來,江子愚當上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不只是名氣不高的文化人士生活境況不佳,因為種種原因,一些名氣很大的文化人士也有潦倒之時。著名的寫意花鳥畫家李苦禪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北平藝專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當時,少數人受民族虛無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中國畫是落後的畫種,不能登大雅之堂。於是,中央美術學院乾脆取消了中國畫系,代之以彩墨系。李苦禪被人嗤笑為“吃飽了飯幫助消化的”,被學校安排到陶瓷系畫茶壺、茶碗。後來,還被剝奪了教授職務,調離教學崗位,幹起了與繪畫毫無關係的看大門、為職工買戲票的工作。
沒有了正式崗位,李苦禪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費,寒暑假還分文沒有。由於生活貧困,李苦禪一度以變賣家產為生。情急之下,這位師從徐悲鴻、齊白石的著名畫家用懷素大草寫滿了五張宣紙,然後又粘成一封一丈長的大信給毛澤東,一抒心中苦悶之情。信中不乏“如今我的事蔣介石不管,只好找你……”,“餘乃堂堂教授卻被剝奪講課之權利”,“共產黨理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類的激烈言論。
對李苦禪反映的情況,毛澤東非常重視。1950年8月26日,他給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悲鴻先生:
有李苦禪先生來信,自稱是美術學院教授,生活困難,有求助之意。此人情況如何,應如何處理?請考慮示知為盼。
順頌教祺
毛澤東
八月二十六日
為進一步瞭解李苦禪的情況,毛澤東還派秘書田家英來到李苦禪家中,傳達他的話。田家英說:“目前國家初建,正忙於結束戰爭和恢復生產,對文化事業還有一時顧不到的地方。我來時毛主席說了,您的寫意畫還要堅持畫下去,子孫後代還是會需要的。”
對於自己的這位得意門生,徐悲鴻苦於形勢所迫一直無法幫助他。這次有了毛澤東給的“尚方寶劍”,事情的解決也就順理成章了。很快,李苦禪恢復了教授職務,還被安排到中央美術學院附設的民族藝術研究所當研究員,工資升到62元,全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有感於毛澤東體恤文化人士的拳拳之心,徐悲鴻在1950年10月13日致信毛澤東,向他舉薦了一人,請求予以關照。1951年1月14日,毛澤東覆信徐悲鴻。信中說:
悲鴻先生:
一月十三日給我的信並附石永懋先生所為書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見應對石先生予以照顧。最好在先生所辦的學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則請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員會接洽酌定解決辦法。此復。
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月十四日
信中提到的石永懋,就是徐悲鴻向毛澤東舉薦之人。中國古代以書簡作書,書都是用繩子將一塊塊竹簡連線而成。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竹簡次序顛倒的問題,這樣就混淆了原書的含意。石永懋便把 《論語》 一書中他覺得不甚得體之處重新訂正,在不增減原文的基礎上使之更近乎情理,寫就了 《論語正》 一書。
徐悲鴻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訊息,便購來 《論語正》 閱讀,十分欽佩石永懋的才華,約來相見。幾番往來,二人也就成了好友。新中國成立後,石永懋因曾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參加過青年黨,在政治上“犯了錯誤”,失業在家。徐悲鴻將此事反映給毛澤東,一併呈送了石永懋的 《論語正》 上、下冊。最終,石永懋的問題因為毛澤東的關注也很快得到解決。
毛澤東寫給徐悲鴻的兩封信,都是他關心文化人士生活的生動體現。但他認為,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絕非長久之計,必須建立一個機構,在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人生活問題的同時,又能發揮他們的特長。在他的關心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於1951年7月29日正式掛牌成立。第一批聘請的26位館員中,都是飽學的文化名士。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開館儀式講話中說:“諸先生皆耆年碩學,或為全國知名,或是一方之望。這比之前人,可說毫無遜色。但大都是生活清貧,不願自暇自逸,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精神鼓舞下,大家皆有為人民服務的心意,毛主席體念到這一點,特命政務院邀集諸先生來組織文史研究館。”
1953年9月26日徐悲鴻逝世後,他的夫人廖靜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寄來徐悲鴻生前所繪的一幅 《奔馬圖》。12月13日,毛澤東在回信中說:“十月間的信和徐先生所繪奔馬,早已收到,甚為感念。茲派田家英同志詢問你們的情況,如有困難,請告知為盼!”然後,他又給田家英寫信說:“請你持此信去訪問徐悲鴻先生的夫人廖靜文,看其有無困難,是否需要幫助 (政府是否已有幫助),告我為盼!”對於毛澤東的關心,廖靜文回憶說:“讀著毛主席的信,淚水簌簌地沿著我的面頰流下,我被這個不敢奢望的殷切關懷深深感動。”
1954年,中央批准在徐悲鴻故居處建立徐悲鴻紀念館。1966年北京環線地鐵施工時,徐悲鴻紀念館被拆遷。1972年,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負責落實徐悲鴻紀念館的恢復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項工作直到1982年底才最終完成。
1959年6月30日,毛澤東來到廬山腳下的九江,準備在廬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為了保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與會同志的身體健康,廬山療養院抽調了一批醫務工作者參與到大會的醫務工作中去。鍾學坤就是其中之一。
在廬山期間,毛澤東曾做《七律·登廬山》一首:“一山飛峙大江邊,欲上逶迤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飛雨灑南天。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廬山會議結束前,鍾學坤請求毛澤東手書《登廬山》一份送給自己留做紀念。毛澤東對鍾學坤在會議期間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非常滿意,當即提筆寫了一份送給了她。
毛澤東離開廬山後,鍾學坤時常拿出這首詩誦讀,十分懷念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日子。但她對詩中“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中的“九派”和“三吳”有些不理解,便在當年9月下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問候身體,同時請教這兩個詞的含義。12月29日,毛澤東覆信鍾學坤。信中說:
學坤同志:
信收到了,謝謝你。九派,湘、鄂、贛三省的九條大河。究竟哪九條,其說不一,不必深究。三吳,古稱蘇州為東吳,常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我甚好,謝謝你的關心。你的工作和學習如何?盡心工作,業餘學習,真正鑽進去,學一點真才實學,為人民服務,是為至盼!
毛澤東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九”作為單數中的最大數,一般用來虛指。《十三經注疏》中《尚書·禹貢》“九江”注:“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唐代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有:“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明代李攀龍《懷明卿》雲:“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其中,都是以“九”虛指。毛澤東在寫於1927年春的《菩薩蠻·黃鶴樓》詞中,有“茫茫九派流中國”一句。其中也是以“九派”一詞指代湘、鄂、贛三省的九條大河,均非確數。
“三吳”的說法也是爭論頗多。《水經注》中稱吳郡、吳興郡、會稽郡為“三吳”。《通典》《元和郡縣誌》中則稱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宋代地圖學家稅安禮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以蘇(東吳蘇州)、常(中吳常州)、湖(西吳湖州)三州為三吳。毛澤東這裡顯然是以稅安禮的說法為準。
對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來信詢問詩詞解讀的問題,毛澤東鄭重其事地回信予以答覆,充分說明了他對自己詩詞創作的嚴謹和對鍾學坤的尊重。遵照毛澤東指示,鍾學坤在以後的工作和學習中非常努力,於1960年秋被組織保送江西醫學院學習。1962年寒假,透過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的聯絡,鍾學坤在上海錦江飯店再次見到了毛澤東,並索要了《清平樂·蔣桂戰爭》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