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劍出鞘嘯長空,華夏兒女銘心中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時期在國內戰場上有一支特殊的空軍力量,就是美國志願航空隊,俗稱“飛虎隊”,其建立者和指揮官陳納德將軍在國內更是家喻戶曉。其實早在“飛虎隊”來華以前,還有一支國外的空軍力量在華參戰,他們同樣為中華民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支鮮為人知的部隊就是蘇聯援華航空隊。
援華背景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加快了侵華步伐,企圖“三個月滅亡中國”。戰爭初期因為中日雙方在兵員素質、武器裝備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所以即便不少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奮勇抵抗,卻依舊無法扭轉節節敗退的局面,同時,由於當時的德國正在拉攏日本,意欲組成軍事同盟,因此取消了對中國的貸款、物資以及軍事援助。國民政府面對嚴峻的戰爭形勢,不得不加緊尋求其他國家的援助;
二戰前的英、法兩國對於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國家的對外擴張,始終採取“綏靖政策”,美國則是與一戰初期一樣,依舊保持“觀望”的態度,因此全都拒絕了中國提出的援助要求。美國更是利用“中立國”的身份向日本出售戰略物資,大發“戰爭橫財”,在此背景下,國民政府將目光投向了蘇聯;
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大時曾提出過“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北伐時期就有不少蘇聯軍事顧問在軍隊中協助作戰,因此,國民政府與蘇聯之間有過一段“蜜月期”。同時,為了能夠牽制日本,保障西伯利亞地區的安全,避免未來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在正確分析了當時國際戰略格局的情況下,斯大林最終決定給予對華援助;
1937年8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並達成了對華提供經濟貸款與軍事援助的協定,此後,蘇聯的援助物資開始陸續運往國內。
入華作戰
1937年8月淞滬會戰期間,本就處於絕對劣勢的國民黨空軍部隊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戰機數量僅剩不足50駕,在國民政府的要求下,蘇聯決定秘密派遣軍事專家以及航空隊入華,並將此次援華作戰計劃命名為“Z計劃”,國內則稱之為“正義之劍”。當年10月透過層層政治審查,從現役空軍部隊中抽調出來的254名空、地勤人員,作為第一批援華航空隊飛抵蘭州,分別組成了以基達林斯基為首的轟炸機大隊和以庫爾丘莫夫為首的戰鬥機大隊,隨後飛行員們分為了三部分,一部分人駕駛戰機,與中國飛行員一起飛赴戰場直接參戰,還有一部分人立即返回了蘇聯,以便駕駛更多的戰機過來,剩餘的一部分人留在蘭州,幫助訓練中國空軍的飛行員和相關技術人員;
蘇聯援華航空隊首次參加對日作戰是在當年底的南京保衛戰,美國“飛虎隊”的指揮官陳納德將軍後來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在南京時親眼目睹的一場空戰:“9架日本雙翼戰鬥機飛臨南京上空,5架俄國飛機和1架中國飛機攔截了它們…日本飛機一開火,俄國飛機就垂直俯衝脫離,日本飛機在後面緊緊追趕著,俄國飛機突然一個垂直翻滾再次成功脫離,猛然掉頭後反過來朝著日本飛機開火,這兩架一直纏鬥著的飛機,最後都因為耗盡彈藥而雙雙離開。”
蘇聯飛行員駕駛伊-16戰鬥機參與了南京保衛戰期間一系列的空中戰鬥,前後擊落日軍轟炸機十餘架,有六名蘇聯飛行員壯烈犧牲,其中涅日丹諾夫是第一位在華犧牲的蘇聯飛行員。隨著南京城的淪陷,援華航空隊也轉移部署至武漢和南昌兩地。
奇襲臺北松山機場
日本自從竊據臺灣島後,一直將其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重要前哨基地之一,因此在臺北、臺南等地修建了多座機場,臺北松山機場就是其中一座極為重要的空軍基地,日軍不僅派駐了龐大的航空兵團,還附設有大型航空油料庫、彈藥庫以及維修工廠等,當時襲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日軍航空隊多數是由此處出發的;
1938年初根據情報顯示,日本向義大利採購的一批菲亞特BR-20遠端轟炸機運抵臺北,並且已經在松山機場完成組裝,正準備飛往上海參戰。1938年2月蘇聯援華航空隊決定轟炸松山機場,當時援華的轟炸機最大作戰半徑為980公里,而從漢口到臺北的直線距離將近1000公里,已經達到了作戰極限,這就意味著戰機不僅要採用高空飛行的方式以節省燃料(當時的戰機沒有供氧裝置,飛行員要面臨高空缺氧的狀況),而且在完成投彈後就要立即返航,飛往福建沿海地區進行補給,期間任何差錯與延誤都有可能導致作戰失敗,同時由於作戰距離過遠,戰鬥機也無法為轟炸機編隊提供護航支援;
2月23日清晨,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蘇聯飛行員在波雷寧的率領下,駕駛28架“圖波列夫”SB-2轟炸機從漢口機場相繼起飛昇空,與此同時,由中蘇飛行員協同駕駛的另外12架轟炸機也從南昌機場秘密升空,數小時後,漢口編隊飛抵臺灣島附近的原定會合空域,但是南昌編隊卻由於領航員計算錯誤,在雲層中迷失了航向,不得已降落於福州機場,於是波雷寧只能帶領漢口編隊獨自實施攻擊計劃。當時狂妄的日軍認為,以中國空軍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飛越臺灣海峽來轟炸此處,因此機場的防禦十分鬆弛,日軍不僅沒有給停在機坪上的戰機進行偽裝,也沒有派出巡邏飛機進行警戒,28架SB-2轟炸機在十多分鐘的時間內,投下了280多顆航空炸彈,機場瞬間陷入一片火海,日軍也是亂作一團,四下亂竄,隨後波雷寧又下令將剩餘的炸彈全部投向了停泊在港口的日軍運輸船,並用機槍掃射地面目標,一陣完虐後,轟炸機編隊在毫髮無損的情況下,平安返航;
此役,蘇聯援華航空隊共炸燬日機40餘架,摧毀營房10座、機庫3座,破壞來不及組裝的戰機不計其數,擊沉擊傷艦船多艘並斃傷大量日軍,致使日軍儲備於基地內、可保障3年戰爭所需的汽油燃燒殆盡,松山機場癱瘓達數月之久,基地指揮官也在被撤職後,被迫自殺謝罪;
2月23日恰好是蘇聯紅軍節,次日晚,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為蘇聯飛行員們舉行了隆重的慶功宴,在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寫有“向工農紅軍志願飛行員致敬”的碩大蛋糕被推了上來,將整場晚宴的氣氛推向了最高潮。
武漢會戰
1937年底在日軍佔領南京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翌年初日軍開始向華中地區大舉進犯,並重點對武漢地區展開轟炸,當時部署於武漢和南昌的中國空軍航空兵大隊以及蘇聯援華航空隊奮勇抵抗,從1938年2月至8月間雙方進行了多次空戰,其中較大規模的有三次;
二·一八空戰
2月18日,日軍出動12架轟炸機和26架戰鬥機直撲武漢,中國空軍第4大隊在蘇聯援華航空隊的配合下,與日機激戰10多分鐘,擊落敵機12架;
四·二九空戰
4月29日,日本海軍航空部隊為了向日本天皇壽辰獻禮,出動了大量戰機空襲武漢,蘇聯援華航空隊與中國空軍聯手作戰,雙方近百架戰機在武漢上空展開激戰,“四·二九空戰”是武漢空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歷時30分鐘,最終中蘇聯軍以損失9架戰機為代價,擊落日軍戰鬥機13架,轟炸機8架;
五·三一空戰
5月31日,日軍18架轟炸機在36架戰鬥機的護航下從南京起飛,又一次向武漢襲來,飛過安徽省境內時被發現,在得知敵情後,中國空軍與蘇聯援華航空隊隨即派出戰機凌空待擊,日軍戰機在進入武漢警戒範圍內後,就被中蘇聯軍合圍,日軍轟炸機編隊見我方已有防備,便準備在戰鬥機的掩護下掉頭返航,中蘇聯軍立即出擊,向日軍發起了猛烈進攻,最終擊落敵機14架,取得了繼“二·一八空戰”和“四·二九空戰”之後的第三次大捷;
武漢會戰期間(包括武漢空戰與南昌空戰)蘇聯援華航空隊與中國空軍共擊落敵機77架,自身損失戰機74架,100多名蘇聯飛行員犧牲,1938年8月蘇聯援華航空隊從武漢和南昌撤出,轉移至重慶與成都,10月武漢淪陷。
轟炸武漢機場
1939年6月,蘇聯空軍又派來4個航空隊來華支援抗戰,其中由庫裡申科和科茲洛夫率領的2個轟炸機大隊入駐成都,由蘇普倫和柯基那基帶領的2個戰鬥機大隊入駐重慶,大大增強了中國空軍的力量,至當年10月,蘇聯空軍在華的航空人員達到了400多人;
1939年10月3日,蘇聯援華航空隊9架轟炸機飛臨漢口機場,在數分鐘內投下了近百顆炸彈,日本海軍鹿屋航空隊副隊長小川以及木更津航空隊副隊長石河等4名佐官被當場炸死,包括鹿屋航空隊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和日本海軍第1聯合航空隊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將在內的25人身負重傷,炸燬日機34架;
十一天後,蘇聯援華航空隊再次出動20架轟炸機,在轟炸機大隊隊長庫裡申科的率領下襲擊了漢口機場,一舉炸燬敵機60餘架,斃傷日軍300多人。在完成作戰任務返航途中,蘇聯空軍遭到了日軍戰鬥機的攔截,雙方展開激戰,戰鬥中庫裡申科駕駛的飛機左發動機被擊中,但是他憑藉著高超的駕駛技術突出重圍,以單個發動機堅持飛行,返航至四川萬縣上空時,飛機失去平衡,已經不能再繼續飛行,由於擔心跳傘後戰機摔落居民區而傷及百姓,庫裡申科強行駕駛飛機,最終迫降在萬縣附近的聚魚沱水面上,除庫裡申科本人因體力耗盡而未能逃生外,其餘機組人員均逃出機艙,跳入河中,並被當地民眾所救。二十天後在下游貓兒沱打撈出了庫裡申科所駕駛的轟炸機,發現了他的遺體,隨後萬縣人民為庫裡申科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將其安葬於今重慶市萬州區的西山公園內,2009年庫裡申科被中組部、中宣部等11個部門聯合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結束援華 返回蘇聯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由於蘇聯國內戰事吃緊,援華航空隊陸續被調回參與衛國戰爭;
從1937年至1941年蘇聯政府累計對華提供軍事貸款2.5億美元,先後派遣了3600多人來華參與或協助對日作戰,包括飛行員2000多人,地勤人員、建築工程師、機械師、軍事顧問等1000多人,援助戰鬥機、轟炸機、教練機等各類機型1000多架,蘇聯援華航空隊參加了幾乎所有正面戰場的作戰,共炸燬、擊落日機500多架,擊沉日軍各類艦船70餘艘,有200多名蘇聯飛行員在戰鬥中犧牲,長眠於中華大地之上,在重慶、南京、南昌、武漢等地都建有蘇聯烈士墓,他們為抗日戰爭取得最終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人民從來不會忘記那些欺負過我們的敵人,更不會忘記那些幫助過我們的朋友,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而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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