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犧牲後,女兒李星華回憶那天得知訊息的場景:
我看到報上用頭號字登著“李大釗等昨已執行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團雲霧,昏倒在床上了。母親傷心過度,昏過去三次,每次都是剛剛叫醒又昏過去了。
過了好半天,母親醒過來了,她低聲問我∶“昨天是幾號?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從地上撿起那張報紙,咬緊牙,又勉強看了一遍。
我低聲對母親說∶“媽,昨天是4月28日。”母親微微點了一下頭。
同時,這段故事,入選語文課本,冠題目《十六年前的回憶》。
前段時間,網上一直瘋傳著李大釗在行刑前做演講的事情。
“你們好像熱鍋裡的游魚一樣,還想昏頭暈腦地來演醜戲,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中國、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
關於這件事情,其實《李大釗傳》 的執筆者之一朱喬森以前也說過,刑前演講屬於推測編寫,主要是為了豐富人物形象,以及展現李大釗先生的崇高革命氣節。
事實上,包括李大釗在內二十位同志走上刑場的當天,當時的北京政府迫於李大釗的巨大影響力,引發群眾鬧事,造成現場動亂,還特意封鎖了訊息。
行刑在場人員,也大多是當時參與李大釗審判案件,以及看守所的一些人,並沒有任何群眾能夠看到現場的真實情況。
迄今為止,真正具有參照意義的仍舊是當時從京師高等審判庭留下的一批資料,已經參與審判事件的當事人留下的相關資料。
京師高等審判庭相關人員何雋,曾經寫下了關於李大釗行刑現場的細節。
“李大釗等二十人在京師看守所內刑場絞決。被絞之前夕,餘即至看守所接洽參觀。見新式行刑之絞機矗立刑場之中央。晨九時,指揮行刑官蒞場查閱判決書,命提李大釗及另一受刑人到場,旋由行刑人蜂擁至前。李大釗意氣軒昂,胸襟爽朗,不知其為鐵窗人也。
指揮行刑官告之:
‘此案經特刑庭判決,你等均處死 刑,當己收到判決書?’
答:‘收 到,已準備上訴。’
(指揮行刑官) 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式處理,並無上訴辦法。現奉上官命令,今日執行。你等對於家屬如何處分事 件,可繕函代為轉交。’
李大釗雲:‘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兮也,何函為?’
旋經行刑人擁登絞臺左絞繩下鐵蓋上, 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 纏縛全身並折繩結環,神色自若不變。最後,李大釗高呼‘為主義而犧牲’,毅然延頸就環。”
這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份可靠史料。
1889年,李大釗出生在河北樂亭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中。
不幸的是,在他尚未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因為肺病去世。
在他出生僅僅一年多後,李大釗的母親又撒手而還,失去雙親的李大釗全靠年邁的祖父撫養生活。
老祖父李如珍早年同樣讀過書,但是並沒能透過讀書考取功名,而是在當地一邊開著雜貨鋪,一邊耕種著一百多畝的土地,日子過得還算過得去。
年少的時光裡,李大釗常常記得祖父對他的嚴厲,那些煩躁無用的《三字經》、《百家姓》等書,在他還沒有走進私塾的時候他就已經背的滾瓜爛熟。
因為這件事情,他的童年私塾時光僅有三年的時間。
1907年,全國已經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教育革新運動,每個地方都開展了新式教育,李大釗順利考入了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開啟了人生以來第一次思想啟蒙教育。
他也不會想到,學習社會思潮這種學科,在那個落寞的戰亂時代裡,無形中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
這樣的專業,即便在今天看來,都沒有很多人會選擇。
1913年,六年學習生涯結束之後,華夏疆土仍舊一片動盪。
民眾無望,舉國板蕩。
反觀東岸的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國力迅速增強,成為遠東第一強國,李大釗覺得在日本能夠探尋救國良策,更能改變到侷限自己思維意外的認知。
臨行前,他給自己的朋友留下明志詩句:
班生此去意何雲,破碎神州日已燻。
去國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說岳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連天烽火獨思君。
李大釗來到日本後不久,順利進入了早稻田大學,第二年便組建留學學生組建神州學會,很快聚集了一批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的成長,和當時國內發生的局勢有著顯著的關係。
據身邊很多人的回憶,在生活中的李大釗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
但是每逢家國大事,他卻總能凱凱而談。
我想,當時在他的心中,能夠與他比肩思想的人實在太少,更不用說能夠找一位能夠碰撞思想火花的人。
他並非性格內向,而是苦無知己。
1916年,李大釗因為國內復辟帝制的事情,還未畢業就斷然回國,準備在國內推行革命思潮。
兩年後,他受邀成為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並且進入《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成為了絕對的時代標杆。
這兩年,也是馬列主義革命思潮開始在中國傳播的黃金時代。
新一代的年輕人,真正的見到了身處亂世,卻渾身爆發“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的磅礴力量的李大釗。
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李大釗開始深入工廠、農村考察中國社會現狀。
整整十年後,毛澤東也同樣走上了他的老路,成為探索中國社會現狀的第二人。
除卻這兩人外,那時候的中國,再沒出現過能夠真正願意身體力行,踐行革命實踐,深入基層調研社會真相的時代先驅。
1924年,革命浪潮洶湧而來,李大釗也成為了北方地區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年,也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人生髮展的黃金時期。
上世紀的二十年代,是軍閥混戰的黃金期。
一直以來,專門有一群學者研究軍閥戰爭的積極意義,但從我個人的觀點而言,所有為搶奪地盤而戰的軍閥,大抵骨子裡面都是為了所謂的個人私慾。
他們擅權擁兵鬥惡的混戰行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演變成為國為民的高尚行為。
這一點,我一直都希望很多人能夠明白。
沒有他們這些人的相互攻伐,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百姓,絕對要過得更加的幸福。
所以,軍閥戰爭的意義,從古至今都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即便從最辯證的角度而言,這樣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軍事互毆,最終只會演化為更加漫長的鬥爭。
唯一一股來自民間,成長於民間的真正軍事力量,可以改變這一切的困境。
在革命浪潮洶湧而來的三年後,張作霖一躍成為北洋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成為北方地區實力最為強悍的軍閥。
他將在北方地區一直苦心宣傳革命思潮的李大釗視為眼中釘,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1927年,進入北京城執政的張作霖就陸陸續續派出一批偵查人員,他們偽裝成車伕和小商販,整天盯著李大釗所在的地方。
突然有一天,張作霖控制的京師警察廳收到了訊息,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命令偵緝二隊隊長王景有和四隊隊長楊恩華前往看守所,審訊一名叫做李渤海地下工作者。
李渤海沒能經受住嚴刑拷打,一番折磨之後,關於李大釗在北京活動的訊息全部說出,而且
還給這些人列出了一張包含李大釗在內的名單。
警察廳總監陳興亞對此十分高興,馬上上傳訊息,張作霖當天就下了密令,馬上召集人開會,制定抓捕李大釗的方案。
1927年4月5日,深夜。
陳興亞和自己的偵緝處長吳鬱文在一間房間裡秘密開會,正式決定了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
整個方案共有504名警察,隨同憲兵、便衣,共分成了十二個小組,按著分派的名單直接抓人。
第二天,天還微亮,吳鬱文、雷恆成就率領五百多人衝入了東交民巷。
李大釗當時已經起床,正趴在辦公桌上閱讀報刊,妻子趙紉蘭則陪伴著大女兒星華、小女兒炎華也早早起床,在院子裡嬉鬧。
小巷裡傳來的槍聲,嚇到了李大釗的兩個孩子, 吳鬱文衝到李大釗所有的房間,直接下令逮住李大釗一家人。
其餘的同時被逮捕的還有六十餘人,最終有二十人重要人員被關入看守所。
在牢獄中,李大釗受盡酷刑,電椅、老虎凳等等酷刑,全部加身嘗試,他始終閉口不言,不肯透露任何有關線索。
敵人用牙籤一根根地貫透李大釗的指甲縫中,鮮血不斷流出,最後敵人看著始終閉口不言的李大釗勃然大怒,乾脆一個又一個掀掉了李大釗的指甲蓋。
這種身體上的劇痛,恐怕常人難以忍受。
在監獄中的李大釗,為了挽救另外十九人的性命,李大釗在監獄的自述裡,特意加了一段話:
“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決,則釗自當負其全責。
惟望當局對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
性命有危,終念他人。
在監獄中的李大釗沒有透露關於革命的一點資訊,監獄中的審判人員便以他的女兒星華為切入口,準備從小孩子的身上套話。
沒想到,星華從小就是聰明的女兒。
在審判人員詢問她具體的問題時候,她只回答了他們一句話:
“吾只知讀書!”
審判人員並沒有在當下生氣,而是引導式的告訴星華:
“曷詢若父 。”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問問你的父親啊!
這個年幼的小姑娘,有著超乎李大釗的機敏才智,她淡定從容地又回答審判人員的這番問話:
“父之所為,不能使其女強同。吾課程具在,聽君等考試,吾各科之成績何如 。”
李大釗入獄之後,在外界引起了劇烈的反響。大家都在外面積極周旋,北京鐵路工人甚至準備了最後的底牌,組建了一支“鐵路工人劫獄隊”,以保證實在無法透過正常方式營救李大釗,則透過極端的方式越獄營救李大釗。
李大釗聽到看望他的朋友說起這件事情,他悍然呵斥,叫他們馬上停止這種無意義的救援行動,為了革命他甘願赴死。
後來,敵人為了避免外界群眾鬧事,名義上組織了一場關於審訊李大釗的特別審判法庭,嘗試處決李大釗是師出有名,經過正規的法律途徑審判的結果。
審判前一天,京師審判廳刑庭推事王振南收到張作霖密令。
“務須從重法辦,不可放鬆。”
1927年,4月28日。
這場毫無法律依據的審判大會公佈了最終的審判結果,李大釗等二十位同志被判處死刑。
在京師看守所內刑場,身穿灰色棉袍的李大釗坦然自若,第一個登上了臺階。
刑場中央,擺放著一架新式的絞刑架。在走向刑場的時候,他身上穿著灰色棉袍,慢慢走上了臺階,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當天,黃昏。
趙紉蘭和孩子離開拘留所。第二天,一家人在報紙上看到了李大釗去世的訊息。
李大釗的遺體後來被妻子趙紉蘭暫時安放在妙光閣街的佛寺裡。
1933年,4月22日。
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得知李大釗公祭公葬的訊息後,還特意安排河北革命互濟會成立公葬李大釗籌備小組,具體負責李大釗同志公祭大會的細節安排。
4月23日,早上。
前來參加李大釗公葬活動的群眾已經聚集了七百人之多。
妙光閣街的浙寺旁,不少人送來輓聯。
“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
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橫批:“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從妙光閣街浙寺到萬安公墓的路上,陸陸續續聚集了不少的群眾,有憲兵、軍警甚至開始組織此次公葬大會,現場開始發生動亂。
公葬隊伍一直從清晨到黃昏,李大釗的遺體才緩緩運送到了萬安公墓。
當時,河北革命互濟會用騾運來專門為李大釗同志銘刻的墓碑,上面寫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十三個大字,墓碑頂部刻有五星。
不過,出於安全的考慮,這座墓碑隨著李大釗的棺槨一起深埋地下。
這一年,距離李大釗同志去世已經過去了六年的時間。
大家胸戴白花,臂纏黑紗,手抬李大釗畫像,將李大釗的遺體總算有驚無險的安放在了萬安公墓。
1983年,10月29日。
在李大釗同志誕辰94週年紀念日當天,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舉行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這塊墓碑也重見天日,安置在了李大釗同志的烈士陵園中。
青年灑淚,長者鞠躬。
嚴復遙望舉國民眾,曾悲情痛斥: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
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孫先生曾經對於從清王朝統治下解脫出來的四億國民有著中肯且刻骨的評價:
“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我們難以想象,那時候的民眾到底有多迂腐,又是何等的愚昧無知,而需要一群時代先知吹響了“開啟民智”的時代號角,而這樣的時代號角怎樣足足吹了近二十餘年的時間。
李大釗等一批革命先烈,他們替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民眾,改變了思維認知,重塑了他們的家國概念,四萬萬百姓開始念家而更報國。
我們得以在一個被列強侵凌百年之久的戰爭漩渦中掙脫出來,重塑民族之魂,重塑華夏脊樑。
這是不朽的思想啟蒙運動,也是不朽的革命功績。
為此,他們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49年,2月。
解放軍進入北平之後,時任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帶著警員前去接管功德林監獄。
他們也不會想到,接管這所監獄竟然發現了關於李大釗被害一事的諸多線索。
這所監獄裡面擺放著一架龐大的絞刑架,其中一名原屬國-軍的警察說到,它好像絞死過李大釗,那以後好像再沒用過,一直安放在這裡,沒人敢動。
局長朱文剛憑藉多年的辦案經驗,當場震驚,馬上讓警員看好這架絞刑架,同時立馬將相關的情況彙報上級。
這架曾經見證歷史的重要絞刑架最後被安置在了當時的北平歷史博物館,它也是如今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
作為當時所接收的第一件重要文物,絞殺李大釗的這架絞刑架被編號為“0001號”。
同時,也正是因為這件絞刑架的發現,組織開始偵查當年殘忍迫害李大釗同志的那批劊子手。
後來,參與殺害李大釗的三個重要兇手也相繼落網。
1951年6月20日。
曾任“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鬱文落網,組織鑑於吳鬱文身患重病,暫不執行死刑,還幫他苦心治療疾病,最終在1953年病死獄中。
1951年,12月17日。
曾任“京師警察廳”副處長兼偵緝隊隊長雷恆成,在被舉報後落後,並執行槍決。
1955年12月。
曾任京師審判廳刑庭推事王振南被依法逮捕,並被執行槍決。
在軍閥主政的時代裡,性命似乎變成了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
以前看各個朝代的亂世政局,比起那些宦官、權臣亂政,我最記恨的仍舊是武人亂政。
因為擁有強悍的軍事力量,隨時可以將其個人私慾演變成為一柄隨意殺戮的利器。
幸運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秩序井然,而又充滿溫情道義的時代裡。
這樣的時代,我們除卻感知生活的少許壓力,我們幾乎感受不到大時代對於小人物生命、尊嚴的踐踏。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軍閥混戰,三十、四十年代的日寇侵凌,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的邊疆強敵,那時的百姓,並沒有一個相對和諧且幸福的環境。
新中國的一路走來,也並沒有那麼的順利。
曾經的那代先輩,曾經的那代英烈。
從未有人告訴他們必須悍不畏死,從未有人告訴他們必須一往無前,可他們做了,也做得漂亮。
所以,我們才有今天,才有今天如此濃烈的國家認同感,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