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獅子 】
如果說燃爆這個夏天的一部好劇，不是什麼鮮肉演的甜寵偶像劇，也不是所謂拯救天下蒼生的白衣仙俠劇。
而是《覺醒年代》這部根正苗紅的歷史主旋律電視劇，相信沒人會反對吧？
豆瓣評分從最初開播的8.3到如今的9.3，近26萬人評論，超7成網友給到5星好評，足以看出好的歷史主旋律劇照樣可以強勢出圈。
然而，這部劇可以說是男人的主場。
從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到魯迅、蔡元培、辜鴻銘、章士釗、胡適等眾多歷史人物，無一不是那些年我們的中學課本上的熟字眼。
有令人記憶深刻的女性麼？
有，高君曼，在劇中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喊她姨媽。
她就是職業革命家陳獨秀的第二任妻子，一位站在丈夫背後默默付出的不平凡的女性。
一、初見
高君曼，又名高小眾，姐姐叫高曉嵐，又名高大眾，陳獨秀的髮妻。
高氏姐妹出生於安慶名門之家，父親名叫高登科，曾任安慶最高統領，兩人是同父異母的關係，相差了12歲，高君曼是高登科的續絃亓（qi）氏所生。
高登科中年得女，自然十分開心，本著一顆疼愛的心，不僅沒有讓她纏足，還將她送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這對於當時的封建家庭來說，自然是十分開明的。
等到17歲時，她已經長成了一個亭亭玉立、天真爛漫的少女，受過新式教育的她，思想極其的活躍。
網圖
1903年，陳獨秀從日本歸國，在老家見到了已經17歲的高君曼，他比高君曼大7歲。
陳獨秀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有著一定的知名度，又寫得一手好文章屢見於報端，她早就有所早有耳聞。
因為是親戚關係，兩人自然也早就認識，作為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高君曼與墨守成規的舊式女性姐姐高曉嵐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
對於心繫革命事業，滿腦子新思想的陳獨秀的，她充滿了欽佩和崇拜。
兩人在書房一敘後，越聊越多，彷彿又說不完的話題，從詩詞歌賦聊到行遊見聞，從社會責任說到男女婚戀，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聊得多了，風言風語也就越來越多，但思想前衛、舉止灑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
嚴詞抨擊封建觀念的陳獨秀，更是樂得與打破束縛的新女性交往， 誰也不願顧及他人之言而隱身自退。
高君曼
陳獨秀的繼父知道後，氣的怒火直升，直接以“退繼”相逼，讓他斷了與高君曼的交往，但是灑脫自如的陳先生根本無意繼承遺產，封建家庭的任何干預都無濟於事。
面對陳、高兩家人的反對和眾人的非議，離經叛道的兩人憑著自由戀愛那股倔強勁，感情反而越發升溫。
1909年底，陳獨秀乾脆帶著高君曼離開了安慶，他們去了杭州。
在那裡他們結為了夫婦。
杭州風景如畫，他們沉浸在了婚姻自主和愛情甜蜜的巨大喜悅中，過了一段難得的“半隱居”日子。
當時陳獨秀在給友人蘇曼殊的信中還寫到：
“我現任陸軍小學堂歷史地理教員的職位，雖然收入不高，但因為有佳人相伴極為快樂，要不你寫首詩來祝賀我？ ”
高君曼也是如此，儘管那時手頭不夠寬裕，但她喜歡這種彼此交心，穩定安寧的夫妻生活。
這也是她一生中最為安寧幸福的時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兩年平靜快樂的日子也隨之結束了。
高君曼開始隨著丈夫走南闖北，屢遇風險。
覺醒年代 陳獨秀 高君曼
二、風雨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高君曼同丈夫回到了安慶，陳獨秀擔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那時他們是在外面租屋居住，並沒回家。
大革命失敗後，兩人輾轉來到了上海。
在上海時，因為丈夫沒了穩定的工作，又有了兩個孩子要養育，他們的日子開始過得非常拮据，高君曼因為生產後並沒得到休息，加上營養不良，所以身體非常不好。
這樣的艱難日子過了幾年，直到1917年陳獨秀應邀到北大擔任文學科長一職，一家人到了北京，才開始過起安定的日子。
作為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高君曼美麗大方人又極其熱情，不僅把家裡料理的井井有條，還時常幫助陳獨秀，客氣周到的接待來訪的客人。
高君曼美麗熱情的形象給胡適、李大釗等來訪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適 李大釗 蔡元培等人珍貴合影
然而，自從陳獨秀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每日忙著辦報、演講，成為職業革命家後，他對於家中之事已經無暇過問。
丈夫的個性特點和革命生涯，決定了他一生註定投身革命運動，面臨著隨時被捕的危險，不可能如普通人一般平平安安的過著低調日子。
1914年，他們的日子窘迫到無米下鍋的程度，面對這種情況，陳獨秀不得不去日本章士釗編輯《甲寅》。
丈夫離開後，把四個孩子——與髮妻高曉嵐所生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以及與高君曼所生的一兒一女陳鶴年和陳子美，都交給了高君曼照料。
延年喬年兩兄弟主要靠勤工儉學維生，高君曼和孩子主要靠陳獨秀好友汪孟鄒接濟。
高君曼漸漸感到力不從心，內心五味雜陳，對這種日子產生了厭倦感。
她生前在和母親討論女兒陳子美的婚事時，就曾說過：
“子美將來找男朋友的話，希望能找個普通人家，搞政治的人生太不安定了，實在受不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那時高君曼不幸患上了咯血病，藥費昂貴不說，根本無錢醫治，加上陳延年一直不滿父親陳獨秀與姨娘高君曼的結合，這令高君曼心中一直很不是滋味。
1915年初陳獨秀回國後，一心放在了革命運動上，這令高君曼心中越發難受，她與陳獨秀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夫妻經常吵架。
據他們的友人汪元放回憶：
“仲甫夫婦吵架 , 吵得不可開交時，要叫人把大叔 ( 即汪孟鄒 ，陳獨秀的好友 ) 叫去 , 不止三 番五次 , 實在記不清是多少次 了 ”。
吵得多了，夫妻之間有了一道鴻溝，漸漸的感情也就淡了。
三、病逝
1925年底，徹底心灰意冷的高君曼帶著一兒一女去了南京，沒有工作的她，僅靠陳獨秀每月寄來的50元生活費度日，日子的艱難可想而知。
1930年，高君曼的姐姐高曉嵐在安慶病逝，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回安慶為姐姐奔喪， 然而迎接她的是陳高兩家人的冷眼。
本就虛弱的身體，加上咯血病的加重，又不幸患上了重病，孤立無援的高君曼被徹底擊垮，自此一病不起。
第二年，高君曼在南京病逝。
這個經歷了半生風雨的女人，離世時年僅45歲，後事由陳獨秀的朋友料理，草草葬於南京的清涼山上。
幾十年後，她的後人一直想要找到當年安葬她的地方，但由於城市的變化，墳墓幾乎找不到了，直到1993年，高君曼的孫女在政府的協助下，多方打聽，才找到了當年的墓碑，將其重新安葬。
覺醒年代 陳獨秀與高君曼
高君曼為陳獨秀生了一兒一女，女兒陳子美歷經磨難，最終定居國外，93歲安然離世。
高君曼與陳獨秀的兒子陳鶴年，年少讀書時曾加入過地下黨，在抗戰中又曾積極加入過游擊隊伍中。
解放後他隱居香港並改名陳哲民，在香港報界工作，晚年時謝絕一切採訪，87歲病危之際終遺言就是讓其子女低調處理他的後事。
縱觀高君曼的一生，她幫助陳獨秀編輯出版《新青年》雜誌，接待聯絡革命同志，掩護陳獨秀的活動，營救陳獨秀出獄，甚至與他一起被捕入獄。
她在最美好的年紀與陳獨秀攜手走過了15年。
是陳獨秀創黨時期最好的秘書，同時也激勵著陳獨秀奮發向上，她為我黨的創立付出了青春年華，她的一生是值得被後人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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