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轉戰陝北，結束了長征。
從後來的角度來看，長征是播種機，是宣傳隊，也是宣言書。但是在當時來說，長征前後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來說，都是自“四一二”以來的絕對低谷。
毛主席說：“並不是我們願意長征，我們是被迫的。那是
犯了錯誤的結果。紅軍長征了，一走走了二萬五千裡，人家在後面也歡送了二萬五千裡，並且在前面還有歡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禮的。”
長征給黨和軍隊帶來了重大的損失，但是也教育了黨和紅軍。總結長征前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鬥爭經驗教訓，總結出了一條重要的經驗，那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建立了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根據地。
當時，秋收起義的總指揮盧德銘戰死，毛主席作為中共中央的特派員成為了這隻軍隊的實際領導者，但是他面臨著的，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
“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
但是嚴峻的鬥爭形勢是不會管教員會不會打仗的，在全國反共的大高潮下，湖南、江西等各地的國民黨軍隊輪番前來進剿，井岡山的革命火種風雨飄搖。
毛主席被迫趕鴨子上架，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總結戰爭，在戰爭中掌握戰爭，從而形成適應中國革命的軍事鬥爭理論。
在這樣的環境下，毛主席找到了革命者儲存力量發展壯大最終戰勝強敵的方法，那就是避實擊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運動中發動群眾，在運動中壯大自己，在運動中戰勝敵人。
但是，現實總是證實“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句話的正確性，“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理論要想成為人民軍隊的指導思想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1930年初，“立三”路線主導中央，主張在一省或者幾省組織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取得革命的首先勝利。
1930年6月15日，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要求放棄隱蔽的游擊戰爭，積極向南昌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並針對性地強調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
後因為偵查得知攻打南昌根本不可能，毛主席當機立斷改變目標，避免了損失並擴大了紅軍。
從“敵人既弱且地勢群眾都好”處取“絕對勝利的把握”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戰略，絕對不是一味地逃避鬥爭，講究的是每一戰必須有絕對勝利的把握。
如果有把握，就堅決地打；如果沒有把握，就適時而走，找尋敵人的薄弱地點薄弱環節發起致命一擊，並發動群眾解放群眾壯大自身。
我們經常所說的毛主席粉碎國民黨三次反圍剿的鬥爭，都是這個軍事理論的勝利。
三次反圍剿鬥爭，都是從敵人的薄弱環節發力，出其不意打破圍剿，然後乘勝擴大革命根據地，壯大紅軍的力量，鞏固勝利果實。
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了後來紅軍數十萬精銳之眾，成為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心腹之患，逼得蔣介石調集全部的力量組織圍剿。
我們的特點、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軍事理念，其核心精髓在於在運動中發揮我們的長處和優點，攻擊敵人的弱點，同時在運動中克服我們的缺點和弱項，放大敵人的薄弱點，持續不斷的縮小敵我差距，最終取得戰略上的優勢。
但是，當時的黨中央並沒有意識到這個軍事理論的偉大之處。
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標誌著“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主導中央，但是當時中央遠在上海，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在鬥爭中能夠保留相當的靈活性。
1933年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來到蘇區，他和他的顧問李德取得了中央紅軍的領導權，“左”傾冒進主義在中央蘇區全面推開。
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思路就是不顧中央紅軍和蘇聯紅軍面臨的客觀現實上的巨大差距，照搬蘇聯紅軍正規戰的做法，打硬仗呆仗陣地仗，最終導致了紅軍不得不進行艱苦卓絕的長征。
長征勝利之後，在遵義會議取得中央領導權的毛主席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深刻的點出了中國革命實際面臨的四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國；革命的敵人十分強大；當時的紅軍力量相對弱小；革命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這樣一個敵人十分強大和革命的力量相對弱小的客觀實際，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採取“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游擊戰、運動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