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正一品的官職很少，僅有內閣大學士、掌鑾儀衛事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三職，此外還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個虛銜。不過，清代和明代不同，三公的虛銜一般都是死後追封的，生前能獲得三公的少之又少。

根據昭槤《嘯亭續錄》的記載，“本朝宰輔罕有真加三公者，惟馬文穆、年大將軍、鄂文端、張文和、傅文忠五人及身加太保銜，至真為太傅者，惟董文恭一人而已。”

按照昭槤的說法，從清開國到嘉慶朝時，生前加太保的僅有馬齊、年羹堯、鄂爾泰、張廷玉、傅恆五人，而太傅者僅董誥一人。事實上這個記載還是略有出入的。康熙時期就有兩人生前加太師銜，分別是遏必隆與鰲拜，只不過他們都因罪被革。另外，鄂爾泰也不是太保銜，他於乾隆元年加太傅銜。

禮親王昭槤是乾、嘉時期人，所以他所記載的情況也僅限於嘉慶朝以前。嘉慶朝以後，還是有不少人生前加三公銜的，比如長齡曹振鏞加太傅銜；宣統時期世續、徐世昌加太保銜。

御史沒有具體統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有清一代生前加三公銜的確實不多，大致不會超過二十人。按說三公不過是個虛銜，不是正式的官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加給一些有功大臣也在情理之中。那麼清代皇帝為何會對三公的賜予如此吝嗇呢？

其一是加銜要按部就班

明清時期的加銜主要是公孤官，包括：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明代自宣宗以後，加公孤官的情況成為常態。

這是因為明代的內閣大學士級別僅有正五品，但實權卻很大。這樣就會出現品級與權力的不匹配問題，各部尚書、侍郎由於品級高往往就不買大學士的賬。所以宣宗為了提高內閣的地位，將公孤銜加於大學士，這樣也就名實相副了。

清代的情況就不同了，自雍正八年以後，定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至此大學士就成了文官最高品級，也就不存在品級與權力不匹配的問題。所以清代的大學士也不一定都有公孤銜，但是尚書、大學士死後追封公孤銜又是常態。

對於加銜，清代是有一套成熟的制度的。地方官、京官都享有死後贈銜的榮譽，比如總督例加太子少保銜，巡撫例加右都御史銜，布政使例加內閣學士銜，按察使例加太常寺銜。

至於京官則沒有明確的標準，但也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做法，即根據大臣生前所得加銜及皇帝認為其為國效力的程度給與追贈。既可以是三公，也可以是三孤、三少等。

還有一點是需要說明的，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加銜都要按部就班。大學士因功或是在京察中位列上等，生前第一次加銜，必是太子少保，然而晉太子少傅、少師。如果要是在重大戰事中立有籌劃之功，則可以越級加銜。

比如道光八年，朝廷平定張格爾叛亂，道光帝論功行賞，晉原太子太師、大學士曹振鏞為太傅，這就屬於越級提拔。

實際上，清代的大學士、軍機大臣，生前很少有人獲得三公的加銜，基本上都是太子太師以下的頭銜，連少師、少傅、少保都很難獲得。

三公地位尊貴可視為皇帝老師

清代的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但在宋代以前，三公卻不是虛銜，而是手握實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不同朝代的叫法不同，還有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等稱謂）。儘管三公到後來虛銜居多，但由於歷史傳統的影響，三公的地位仍然十分尊貴，在皇權高度集中的清代，皇帝自然不會輕易授給大臣。

此外，三公在人們的印象中，又是皇帝的老師。古代社會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就好比是父子，有著天地君親師的說法，儘管皇帝是天下之主，但他同樣也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必須尊師重道。

本來皇帝在當皇子時就有教授學業的師傅，即位後他們對師傅都十分尊敬，像雍正的老師顧八代死後追贈太師，咸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死後也追贈太師，但這種尊敬是建立在傳道授業的基礎上。

因此，大臣如果不是皇帝真正的老師，生前想要獲得三公的封號是很難的。除非立有重大功勳或是在人品、官聲上得到皇帝高度認可的大臣，才會有此殊榮。像鄂爾泰、張廷玉、傅恆都屬此類。

至於大臣死後則有另當別論，純屬是照例加恩，這一類人往往都是有大功於國家的，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死後追贈太傅，皆屬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