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間諜文化由來已久，早就清朝時候就已經有大量的資料被傳送回日本。而在侵華期間，日本人為了侵略中國東北，一直透過各種形式對東北進行間諜活動。
1931年6月26日，從事間諜活動的日軍參謀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被當地駐防的中國屯墾軍第三團拘獲，於是無法抵賴的鐵證，中村震太郎等人被處決。但是日本方面卻就這個事情大肆宣傳，他們隱瞞中村等人的間諜身份，反而胡亂造謠說中國人亂殺無辜，以此來為將要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提供輿論支援。
這就是有名的“東北中村事件”。
1928年的東北，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接過了他的基業，成為東北 新的領導者。一直到1932年6月5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部員、陸軍上尉中村震太郎藉著“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的身份潛入齊齊哈爾，和退役的關東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一名白俄翻譯、一名嚮導一起從齊齊哈爾南下開始軍事偵察。
他們四人經昂昂溪後西折海拉爾，後經索倫山、王爺廟去洮南的途中被駐紮咋興安屯墾區的屯墾第三團一營士兵發現。當時士兵發現有四個騎著馬的陌生人，引起懷疑的還是當時為首的穿著，當時已經是六月份的天氣了， 但是他還穿著棉褲和棉襖，外面還穿著一件俄式的皮夾克。於是他們處於機警把人給叫來問話，為首的說自己是東京農業學會的專家，是要調查索倫山一代的土壤和農業問題，但是在 前面聽說有山匪出沒，由於害怕就折回來了。
很顯然這樣的說法不能奏效，他們現場翻查了所謂“專家團”的行李，居然找到了一些間諜工具：軍用望遠鏡、手槍、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甚至還找到了詳細記載沿途自然情況、旗縣人口、物產、軍民分佈以及興安區屯墾軍的姓名職務、部隊駐紮地點、營房容量等軍事情報的調查日記。
看到這些東西，當時的屯墾軍不禁脊背發涼，看樣子他們已經偵查了很長一段時間並且騙過了很多人，如果這些資料落到日本人手裡，那麼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當時的團長關玉衡連忙帶人審訊，在得到確鑿的證據後決定把這些間諜秘密處決，而親自動手的就是團長關玉衡。 在面對中村叫囂著：“不放了我，關東軍就饒不了你們”的時候，他絲毫不怕手起刀落，就這樣剩下的三個人井杉延太郎、米羅括夫、劉文茂也被處決。
而沒有得到中村反饋的日軍開始察覺到事情的不對勁，日本關東軍派出調查人員進行秘密調查，十分機緣巧合地查到了中村被處決的事情，一個日本的女特務植松菊子從一個嫖客的口中得知，前段時間兩個日本人、一個俄國人和一個蒙古人被屯墾軍殺了。
這幾個人很明顯就是那些奉命去收集情報的日本間諜！
於是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林久治郎向當時的遼寧省藏式毅、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提出要外交交涉，對於那些殺害“無辜”的日本人的兇手一定要嚴懲。而且他們還利用自己擅長的輿論，發表了一篇《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宣告》，先發制人把鍋甩到中國的頭上，把自己包裝成無辜的受害者，對於中村等人的間諜行為完全不提。
於是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派人去調查事情真相，當時關玉衡等人已經被秘密轉移到瀋陽保護起來，於是調查團的調查自然是落空了。於是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就回復日本公使館：你們的關於中村等人被殺害的事情完全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畢竟日本方面也只是猜測，他們既沒有人證也沒有物證，更找不到中村等人的屍首。
但是這件事中國方面卻不佔優勢，因為日本方面的先發制人，導致輿論的壓力越來越大，於是之後南京政府又讓張學良重新調查，張學良才知道了整件事的具體經過。於是在同年的9月17日，榮臻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會面，拿出中村所攜帶的罪證說明情況。日方要求東北當局道歉，並支付賠償，然後中止了會談，之後日本人趁勢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但是查閱資料可以發現，其實關玉衡等人在第二天就對張學良做了報告，但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當局卻拒不承認，還任憑日本方面造謠生事，把自己處於道德的弱勢一方，使得自己陷入被動的局面實在是不應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