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的一篇文章的說法,並非所有人都對當代的氣候混亂負有同等的責任,而將富裕群體和權勢群體當作主要的責任人,是阻止進一步破壞的關鍵。
在為這本左翼雜誌撰寫的文章中,“綠色新政”促進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克里斯·薩爾特馬什認為,對於氣候變化危機的問責,應當由資本主義承擔,而不是全體“人類”。
“綠色新政”即Green New Deal,是指一套旨在解決氣候變化和經濟不平等的改革理念與美國立法的專案,近來,隨著世界各地氣候變化危機及其災難性影響的加劇,人們對它的討論越來越多。
這一想法與美國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的提議非常接近,後者最近出版了《氣候危機和全球綠色新政》一書,並在其中討論了自美國前任總統羅納德·里根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他認為,正是這一政策帶領全世界走進了當前的混亂。
喬姆斯基認為,汙染的影響主要是對窮人和無家可歸者的傷害,他還表示,“當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對工廠汙染的控制時,誰會因此受到傷害?正是那些住在汙染工廠附近的人們,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住到其他任何地方。如果我們結束這場危機,我們就是在幫助他們,因此,在綠色新政的作用下,會自動發生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們可以對它進行調整或修改,從而使之能夠產生更多。”
實現氣候正義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正確應對南方國家的人們,即那些在過去的75年中,並沒有真正加劇這個問題,現在卻比其他人都更為受苦的人們。喬姆斯基表示,“我們生活在人類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狀態,我們有手段摧毀地球上有組織的人類生活,這是過去不存在的情況。”
對氣候狀況報告的批評
作者批評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今年8月9日釋出的最新《全球氣候狀況》報告中使用的語言,並強調,“最近在整個氣候體系上出現的變化規模,是幾個世紀或幾千年來前所未見的。”
作者認為,這份報告所使用的語言支援了統治階級的霸權,並要求全人類對此負責,他強調,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語言,試圖以不科學的方式,避免指責統治階級。
薩爾特馬什補充稱,現在的主要障礙已經不再是對氣候危機的否認,而是資產階級的拖延和無所作為。“從氣候危機中受益的是資本家,而貧窮之人卻只能承受。在世界燃燒之時,正是利潤高於一切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阻止對碳排放的削減。”
化石資本主義
作者認為,我們中的部分人員從“化石資本主義”的成果中獲得了物質上的利益。化石燃料的開採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現代文明的基礎,也為許多人帶來了生活條件的改善,但大多數人卻在這個系統中被剝削、被孤立、被邊緣化。他還補充稱,“我們消費的是碳密集型的資本主義產品,但我們卻對導致我們氣候崩潰的基本生產條件沒有任何發言權。”
他繼續說道,“煉油廠的工人,不應當跟那些剝削他們以從石油生產中獲利的資本家受到一樣的指責……而那些因為煤礦開發而被迫流散的土著居民,也不應當與那些迫使這類專案運作的國家政府一樣受到指責。”
當然,可以說氣候變化並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獨有的,任何發現化石燃料的人類文明肯定都會利用它並因此導致氣候變化,但是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的首要任務是將短期利潤最大化,正是這種思維消除了改造我們能源系統的需要。
他補充稱,“我們對氣候崩潰負有的責任不盡相同。如果沒有針對經濟的轉型計劃,那麼我們的個人行為——即使是採取集體行動,也無法推動快速而公平的碳減排。我們可以選擇沉迷於反人類的氣候政策,讓全人類都陷入困境並掩蓋危機的真正原因,或者我們也可以採用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氣候公平願景,以講述一個關於人類潛力和建設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的故事,並從我們擁有的最佳氣候中受益。”
作者認為,主要任務是透過儘快清除碳來限制全球變暖,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如何適應這種新的氣候。
他還補充稱,“左翼勢力與氣候運動應當要求出臺一項公平的氣候變化適應計劃,並將其納入我們的政治平臺。我們需要看到充滿彈性的基礎設施、防洪設施、疏散計劃、資金充足的緊急服務、由國家保障的賠付損失的保險,以及難民接納和支援政策。”
他總結稱,“我們可以發動一場激進而根本性的群眾運動,以在公平、正義和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經濟。我們知道,無論如何我們都將不得不忍受化石資本主義留下的遺產,但是我們可以確保將它留給歷史。”
氣候變化與種族主義
在2021年6月出版的新書《氣候變化的種族屬性:種族、特權和爭取氣候公平的鬥爭》,作者、環境活動人士傑里米·威廉姆斯在一場短暫而快速的世界旅行中,從肯亞來到印度,又從美國來到澳大利亞,以瞭解白人的特權是如何與氣候變化交織在了一起。
環境活動人士傑里米·威廉姆斯的著作《氣候變化的種族屬性:種族,特權和爭取氣候公平的鬥爭》
作者指出,當我們談論種族主義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人們和機構針對某個特定種族所持有的偏見,但是這本書避免了這些有關種族主義的膚淺概念,並專門討論了社會中固有的結構性種族主義。這本書中指出,氣候變化是那些白種人佔多數的國家中的大多數白種人造成的,而其產生的危害卻由絕大多數的有色人種和黑種人來承擔,這反映了氣候危機,並加劇了種族不公。
這本書認為,環境不平等是結構性暴力的一個例子,它源於深刻的文化觀念,即誰有權獲得清潔的空氣和水,而誰無法享有同等的權力;誰有權享有安全,而誰沒有這樣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