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家學形成於東漢，到晚清近代才衰落下去。從唐宋時期入手考察，是考慮到家學傳承方式到這個時期已經比較成熟，適逢南北文化的整合和科舉制度的興起，家學的特點和作用凸顯出來，可以看到“世族→士族→士大夫”是一個演進過程，“家學—科舉—士族”是一種互動關係；用社會階層流動理論考察這個過程和關係，可以避免概念化理解問題的偏差，準確認識唐宋時期家學傳承的具體情況和士庶融合的真實過程。
方式和地域、學科特徵
在我國古代，普通家庭留給子孫田宅財物，藉此傳延血緣和門戶。官僚貴族還要把自己的權力地位透過制度的和非制度的途徑，儘量地讓子孫沿襲下去。到了上層士族家庭，在傳承田宅、權位的同時，還要考慮祖傳學問的傳延，也就是家學的傳承。漢代已經流行“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的說法。科舉制度使“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得到了制度化的落實。唐宋時期的墓誌中有很多“家學淵源”和“家傳學術”之類的讚語。世人崇尚家學，有家學的則更重視傳承。學問可以帶來官職、財富和地位，所以家學也是家產，傳授的時候儘量把弟子與生徒合一，在家庭家族內部傳承。家學的傳承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父兄教子弟，這是最為常見的方式，無須多說。二是良母教子，古代賢妻良母的標準是相夫教子，特別是教子，士族家庭中的良母不只是生兒育女，還有教子女讀書（儘管多是童子功課）的職責，門當戶對的婚姻選擇就有這方面的考慮，歐母畫荻、陳母教子以及岳母刺字的典故出現在宋代並非偶然。三是以藏書為載體的家學傳承方式，把藏書與做學問、積累學問合為一體，把家藏書籍留給子孫的同時，也把家傳的學問傳承下去。
家學傳承的具體情況，可以從地域和學科兩個方面來考察。立足唐宋時期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時發生的南北文化整合的時代背景，梳理南北方學問家族的家學傳承情況，可以初步歸納出家學傳承的地域特徵：北方的“學術家族”或“學問家族”數量少、規模大，即使在隋朝到唐前期進士文學走紅的時候也一直以治經學為主；南方的“文化家族”或“文化世家”數量多、規模小，經學文學史學兼之，文學家族最多（川蜀地區專治經學和史學的學問家族比較多）。北方的學問家族歷史悠久，主要是漢魏以來的門閥世族中的舊士族，家學早已形成並且一直在有序地傳承；南方主要是唐宋時期發展起來的科舉入仕計程車大夫家族（詳下），為了防止因“不第”而衰落，都很重視子弟的培養，在家學形成的同時就開始重視傳承的問題。
立足唐宋時期科舉制度興起的時代背景，考察各門學科（學問）的家傳過程可以看到，經學是士族階層的“正經”學問，讀書做官主要是讀“經”做官，經學家多有家傳，也適合家傳；文學是“才子”的個性化創作，大都沒有家傳，也難以傳後；史學是附屬於經學的專門學問，父子兄弟合作著述邊幹邊學的比較常見；技藝（醫學、算學、律學、農學、書法和繪畫）儘管也傾向家傳，因為需要特殊的才智，加之在科舉制度下一直屬於邊緣學科，時而後繼乏人。除了隋朝到唐朝前期科舉考試重文學，後來一直以經學為主，經學的家傳最多最順暢。除了科舉考試內容的影響，各門學科（學問）的傳承還受素質遺傳的制約，這也應該是考察家學傳承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
家學傳承在士庶融合中的作用
考察士庶融合問題最具啟示意義的是社會學中的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社會學所講的社會階層指在財富、文化、權力和聲望等各個方面處於相近地位的人自然形成的“地位群體”，士族和庶族就屬於這樣的階層，他們有財富、權力和婚配方面的差別，更主要的是精神層面的文化（家學）和聲望（門風）的不同。嚴格意義上計程車族只是“世族”中的一部分，他們不只是財富和特權貴族，也是文化和精神貴族。這些從漢魏時期走過來的舊士族，大都有著相同的由富到貴再到聰慧的三段式進化路徑：通常是先人艱苦創業起家，成為有政治經濟特權的世族；繼而培養家學門風，轉變為士族，子弟也傳承了家學文化，優化了遺傳素質；科舉制度興起以後，又憑藉這些優勢透過科舉考試躋身官場，繼續保持甚至爭取到更高的社會地位。
雖然有不少真實的例子反映平民乃至貧民子弟透過科舉考試一舉成名，家庭家族也因之改變了處境，但這都是因為稀少而被記載下來的極端事例。基於同樣的“常事不書”的獵奇習慣，古人常講的富貴子弟敗家的例子也是真實的，但也是少數，只是為了起警示作用而被泛指了，並不具備普遍意義。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下計程車庶融合是複雜的歷史過程，不能簡化為幾個勵志或警示的趣聞故事。科舉考試所需要的學問在當時屬於精英階層的“小眾”文化，不是普及性的大眾文化。參加科考尤其是考中的主要是文化素質最高的一小部分人，這就決定了科舉考試仍然是上層社會的事情，有著傳統家學優勢和優秀遺傳素質計程車族子弟則一直是考場上的主力。
就制度設計的初衷來看，科舉制度給各個階層都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既不刻意壓抑士族，也不特意照顧庶族，而是要廣泛吸納各個階層的人才，使“天下英雄”都進入皇家的“彀中”，一起為朝廷效力。換句話說，是用文化考試的方式對原有的精英階層進行吐故納新式的篩選，把已經落後了的分子淘汰出局，把新湧現出來的精英吸納進來，共同組成一個新的精英階層。唐宋時期的歷史執行過程是：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新崛起的“才子”文學，仍然是有經學家傳計程車族子弟；門閥世族階層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有的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遺傳素質，透過科舉制度繼續走著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計程車大夫階層。
這種吐故納新式的篩選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科舉功名不能世襲，在科舉考試中形成的新計程車大夫階層不論出身士族或庶族，他們的子弟隨時都有可能因“不第”而被淘汰。所以，培養更多的子弟科考成功成了保持門第不墜的唯一途徑，他們也因此更加重視家學的傳承。
傳統家學對價值觀念和職業取向的影響
傳統家學及其傳承方式只存在於我國古代，把家學作為家產、沿著血緣關係傳承屬於“小生產”方式，是小農經濟的產物。晚清近代西學東漸之風日趨強勁，“學問”的內容迅速擴充套件並重新排列組合，不唯理工學科不適宜一家一族研習傳授，經學史學的研治也漸趨科學化，由各級各類學校集中研究講授；加之人們生產生活的全方位社會化，傳統的家學已經無能為力，家學的傳承方式也過時了。
家學傳承方式消失以後，家學不如以前興盛了，但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傳統的學問家族仍然存在，尤其是家學崇尚的觀念一直廣泛存在，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職業取向。民國初年劉禺生在《世載堂雜憶》中把晚清以來的讀書人分為三類，“曰書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學，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學亦異。……世家所教，兒童入學，識字由《說文》入手，長而讀書為文，不拘泥於八股試帖，所習者多經史百家之學，童而習之，長而博通，所謂不在高頭講章中求生活。崛起則學無淵源，俗學則鑽研時藝”。他最看重書香世家，看不起沒有家學根基的新“崛起”的文人，也看不起實用技術類的“俗學”，主張家學淵源的人應該從事經學史學等傳統學問，不要隨波逐流學習實用性的理工科目。劉禺生的這些主張代表著那個時代的正統觀念，是傳統的家學崇尚觀念的延續。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唐宋時期家學傳承研究”負責人、河北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邢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