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中國遠古人群到中華民族
現在黃色人種，被稱為蒙古利亞種。事實上，所謂蒙古利亞種，實際是指亞洲東部民族，即東方人種。其所以被稱為蒙古利亞種，主要原因是西方開始認識世界時，正是中國北方民族蒙古族崛起並征服世界的時候。透過新舊石器時代的考古證據證明，黃種人群，特別是東亞地區的中國遠古人群的長期群居存在和長期累積，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東方古文化。隨著中國遠古人群的不斷增加，在不斷分散、遷移和選擇適宜棲居之地的過程中，在東亞大陸境內逐步形成了若干中國人群區域。到有準確的歷史記錄時，中國遠古人群在東亞大陸上，已經有若干原始部落和氏族存在了，到遠古國家政治文明正式創始前夜，便有了幾個較大的部族和若干原始部落。這些較大的部族有中原華夏部族、東部東夷部族、北方肅慎部族、西部古羌部族、南方苗蠻部族和百越部族等。由於佔據地理位置的優勢，其中又以處於黃河中下游的華夏部族最為強大。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認為，從“考古學上看，中國古文化是土生土長的，又是在與周邊民族文化交流中發展的。”這裡的周邊民族自然是中國遠古人群中不同氏族或者部族以及其後裔。《商君書•開塞》說：“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儘管從“民眾”至“立君”是一個相當緩慢的漸進過程，但是，依靠舊石器時代的長期積累，剛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遠古祖先有巢氏和燧人氏便首先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燧人氏之後，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伏羲氏又為我們奠定了堅實的文明基礎。到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國遠古人群在東亞創世紀的發展中，以華夏、東夷、古羌、苗蠻等部族為核心、共同創造了具有悠久歷史和獨特特點的東方文化和國家文明，最終形成了今天偉大的中華民族。
簡約地說，一萬至九千年前的時候，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遠古人類文化。此時，木製農具耜出現，原始農業生產得到發展；八千年前的時期，中國彩陶技術和紡織技術已出現，稻穀已被廣泛栽培；七千年前的時候，農業已很發達，以水稻為主，畜漁採集並重；六千年前的時候，中國進入古國文明時期。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具有萬年文明史，上三千餘年是中國文明的政治啟蒙最新階段，是古文化和古國發展和形成階段；下六千餘年，是中國國家政治文明正式形成、發展和成熟階段。在上三千餘年間，中國遠古人群在這個階段得到充分進化，屋居、熟食以及農業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文明進步，群居文明從自然狀態開始向自我控制階段演進。這期間，中國遠古人群開始分散擴充套件，根據所掌握的生活和生產技術，以及所居地理環境，呈繁星點狀在相互影響中不斷拓展。根據《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佈示意圖》可以看出，在我國境內，北起遼河，南到珠江，都存在中國遠古人群的活動遺蹟。大都分佈在大江大河流域及其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帶。
王家範先生說：“歷史有三大要素：時、地、人”。我說，歷史是由歷史主體、主體的活動及其活動空間所構成的。歷史的主體是人，而歷史的空間由歷史地理和歷史時間構成。歷史地理是表徵國家主權範圍的地表，它由面積單位“丈量”；歷史時間是事物過去客觀存在的連綿不斷的系統，它用一定的紀年方法如曆法來表示或者“刻度”。因此，歷史就是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在連續不斷的時間上活動主體活動的發展演變。簡單說，歷史=主體+地理+時間。顯然，中國歷史的主體是由中國遠古人群發展而來的由多個民族組成的整個中華民族，並共同活動在以長江黃河流域(簡稱江河流域)為核心區域的整個東亞自然地理區域範圍內，有約萬年文明史。
雖然，歷史上的中國人(包括中國人個體、部族、氏族，甚至主體民族)主要集中在東亞自然地理範圍，但也隨歷史發展在不斷向外分散和遷移。正如漢學家費正清所說：“蒙古人種並不僅見於東亞地區。有些北上東遷，有些進入北美(如較晚的愛斯基摩人)。……考古發現推測，東亞北部與中部的蒙古人種先民不斷南遷並向外擴充套件入海，像大約700年前泰人從中國西南遷至今天的泰國，就是上述大遷移的一部分。”所以，現今的中國各民族和朝鮮半島、日本、中南半島以及環南海國家民族絕大多數是中國遠古人群的後裔，甚至，越來越多的證據表面，中國遠古人群的擴散區域可以推及整個環太平洋地區。這些地區的先民，在膚色、種植、文化等諸方面，都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處。如“饕餮紋飾亦見於東亞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國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區。這表面存在著一種環太平洋紋飾型別，而商即為其中最古老的代表。”所以，由中國遠古人群在東亞大陸發展演化而來的中華民族，同於一種，源於一脈，就如同古人所說的“民吾同胞”。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指出，我中華民族有三個特別的生理印記，即鏟形門齒、青斑和內眥zì褶zhě。這三個印記，是其它種族所沒有的。幾乎可以肯定，凡帶有這三個生理印記的黃種人均屬我中華民族一員。總之，擁有相同起源、共同語言和文化傳統、內部處於不斷流動交流的共同地理範圍內的人群共同體，就是一個民族。通常，他們在原始部落的不斷交流中形成，最終走向一個政治單位，即民族國家。
中華民族中的主體民族漢族，初名“華夏”，後“因漢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強，與他族接觸之繁，故漢之朝代名遂兼用為種族名，於是華夏之名遂再變。自此以後漢雖滅亡，然漢族之名稱歷代不改沿用至今。”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居住地逐步向外延伸而穩步壯大。除漢族外，在中國歷史上，其他部族或獨立發展或與其他部族(包括華夏部族)相互融合和分化，又出現了出若干旺族，如匈奴、鮮卑、羌、丁零、突厥、高麗、回紇、吐蕃、契丹、党項、蒙古、女真(滿)、維吾爾、回、苗、越等，有的在融合中消失了，有的則在分化中儲存了下來，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支。現在，很多人面對如此眾多的民族稱謂，懷疑她們的同宗事實。事實上，從北方民族的更替和興衰歷史中，我們也能看出其民族種源的一致性。她們的氏族或者部落或者民族名稱，就像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名稱一樣，不論其民族稱謂如何，始終都是中華遠古人群發展演化而來的，萬變不離其“宗”。如“魏晉南北朝時代，胡族建國的國名有采取夏與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認為是黃帝的後裔，宇文氏則自認為是神農氏的後裔。今日的漢族，則大都自認為是‘炎黃子孫’或‘黃帝子孫’，四川北部的羌族，則堅定的認為自己是大禹的後代。”這不是一箇中國各民族的“歷史認同和民族認同”問題，而是一箇中國各民族除極少數白種、棕種加入外的“同宗同祖和起源同一”問題。
中國早在七朝時代就有一個著名的處置犯人的政策：即“流宥”政策。從那時起，在中原政治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犯罪的人，多被流放到邊鄙之地，即中原政權統治地界之邊。這些人，實際成了中國歷史地理的開路先鋒、拓荒者。這些人，大多與那些自由外遷拓荒邊區的民眾一起，開闢天地，共同生活，逐步與中原民眾在生活習慣、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相異，最後發展的結果就是形成不同的群體。這些不同的群體，有的最終迴歸中原，有的則長期居邊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堯帝時，“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獾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商湯滅夏，夏桀子淳維北遁，變為“葷粥”，後演變為匈奴。匈奴如此，朝鮮也然。中華部分邊族就是這樣慢慢演變而來。因此，這些民族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出自主體民族自身政策引導的結果，他們並非出自不同異族。除了一個“流宥”政策，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歲幣”政策也對民族融合和分化產生過較大影響。除此以外，歷史上部分野心家的分裂傾向也是民族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民族的分化是中國人群主動或被動分散外遷的結果，主體民族的膨脹和融合，促使其他民族不斷外遷，最終與其居住地域形成特殊緊密的依存關係。中國人群的民族分化和擴充套件過程存在以下特點：第一、分化出來的民族，居於中原主族的邊緣地區；第二、分化出來的民族，主要成分包括競爭失敗而外遷者、因生活所迫自願拓荒者和因犯罪流放邊疆者；第三、分化出來的民族，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求得更好得生活條件，往往臣服中原而內遷，中原政權進而佔據邊族地區，又一批人又主動或被動分散遷移到更遠的地區。第四、處於邊區的民族，並非永久為一種民族，隨各民族的興衰而有所不同。在東北、漠北、西域、西南等地區尤其明顯。第五、處於邊區的民族，文化總是較低，生活水平也遠不如中原。因此，受中原主流文化的輕視，中原人往往蔑稱邊族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種輕視也是民族矛盾的根源。
在中國民族分化、融合、紛爭和遷徙過程中，中國政治疆土也隨之變化。從最初的江河流域(實際應包含青藏高原地區)逐步發展到東北平原、朝鮮半島、蒙古高原、西域、中南半島以及東南海島。不僅於此，中國人群的發展與外遷，除主居中國傳統自然地理範圍之外，還逐步向大陸深處、邊緣以及半島、邊島和海島遷移，在大陸民族之外，又產生了內陸民族、半島民族、邊島民族和海島民族。例如，在七朝時代帝舜時期，有個叫石戶地方的一個農民，因不滿舜帝恃力逞強而“夫負妻負子以入於海，去之終生不反。”今天的半島民族就是分別居住在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上的朝、韓、越、緬、泰等族，今天的邊島民族就是緊靠中國大陸和半島周圍的島國民族，包括日本、菲律賓、馬來、印尼等民族，今天的海島民族是指遠離中國大陸居於太平洋西部的大洋洲等地土族。在中國大陸發展起來的諸民族，統一於中國旗下就成為“中華民族”。而深入大陸深處的中、西亞華裔民族以及透過水、陸兩路遷移到美洲的華裔印第安民族，則逐步成為當地的土著民族。除此以外，正如民族史家林惠祥所說，也有白種和棕種民族融合於其中。遠的如北方的俄羅斯族、中亞外來異族；近者如香港、澳門遺留下來的非“土著居民”西歐白種民族，包括英格蘭、葡萄牙、印度等地遷移來的真正外族；除此之外，還包括自然地理範圍邊緣地區的棕種人的後裔。中華民族具有“厚德載物”的巨大包容性，對於極少數的外來民族或者不能歸併到已有民族中去，但隨著時間的遷移，他們終將像歷史上一再出現的那樣，逐步消失在中華民族之中，逐步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一部分。
關於中華民族發展變化，近代民族史家林惠祥提出的九條“公例”很有見地，雖不完全如其說，然中國民族發展大勢，也大抵如此。茲列於後。
第一、中國民族之成分甚複雜，黃種中之各族大半有之，白種黑種也有一小部分。
第二、中國之民族雖多，然有日趨混合而成一族之勢。
第三、中國諸民族系以一系為主幹而其他諸系依次加入之，加入後其名稱即消滅而只用主幹系之名。
第四、中國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瀾狀，一起一落。初兩個民族以上相接觸時，戰徵會盟，擾攘一時，終於混合同化而歸於平靜。迨舊民族同化方畢，新民族又來臨，於是又擾攘一時，復歸同化。如此一波一波繼續而已。
第五、中國之主幹系即華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屢次加入異族之成分而逐次擴大其內容。
第六、華夏每擴大一次即改變其原質一次，故後代與前代名同而實異，今日之華夏系非復明代之華夏系，明代之華夏系亦非復唐代之華夏系，唐代之華夏系亦非復漢代之華夏系，漢代之華夏系亦非復太古之華夏系。為求名稱正確至少應用二種名稱，以華夏係指古之華夏系，以漢族指今之華夏系。
第七、今日之漢族所含成分盡有匈奴、肅慎、東胡、突厥等本書所舉諸系，唯各系成分有多有少，如東胡、肅慎多而羌、藏少。故今日之漢族實為各族所共同構成，不能自詡為古華夏系之純種，而排斥其它各系。
第八、其他各族亦皆含有別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華夏系所含之複雜，如蒙古或含有匈奴、東胡、突厥之血統。
第九、中國諸民族除特別情形者外，今後之大勢，似日趨於漢化一途。
林惠祥說，中國諸民族“日趨於漢化一途”，是從漢族融合了很多少數民族和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之緣故，這當然是主流。但是，從民族稱謂和個數上論，今天比之古代民族尤多更是事實。舉西南民族發展為例，今天的西南民族共計有20多個，主要分佈在藏、蜀、渝、貴、滇、桂、粵、瓊等八省、市、區境內。這些民族之來源和發展，自然複雜且曲折。據《史記•西南夷傳》記載，在先秦時期的西南部落“皆氐類也”，即大多數屬於氐羌系統的部落。氐羌本為一個群體。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過著“遷徙往來無常”的遊牧生活。正如前面反覆提到的，黃帝華夏族原來和羌族是同一個族群，後來黃帝族進入中原地區，而同族的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後西南。據《史記•六國年表》：“禹興於西羌。”《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禹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竹書紀年》：“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生顓頊與若水(今雅礱江)，……顓頊之子鯀，生禹於石紐。”說明夏族為黃帝族之後裔不斷繁衍而形成的，且為羌族中的一部分。
黃帝族、夏族、周族的大多數人在中原融合為華夏族系之時，另一些羌族人仍居住在今甘青高原，過著遊牧生活，並向陝、豫移動，在春秋諸侯的排擠中，有的被融合，有的到處流散。其中一部分就向西南流徙。《後漢書•西羌傳》載，寢獻公初立(前384年)，欲復穆公(前659—621年，曾霸西戎)之跡，兵臨渭首，滅狄豲huán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裡，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西(今川西昌)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今甘文縣)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今甘武都)羌是也。西南民族之祖先，還有一來源：即越族。《史記》記載，初居於長江下游地區的越族，是夏朝第四個帝王少康之後，後分化融合為兩支：一支遷江浙為越國，後於戰國時期為楚國所滅；一支遷荊楚之地，是為揚越，後再南遷兩廣地區，是為百越。百越主族被秦始皇的軍隊消滅，據其地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百越邊族，遷今越南北部者為駱越，秦末南海龍川令趙佗曾自稱“南越王”；遷今雲貴桂三省區交界地區者為夜郎；遷今雲南者為滇越。西南民族的第三個來源是蚩尤之後。《尚書•呂刑》記載：“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足見蚩尤為苗之先祖。《史記•五帝本紀》說：帝堯之時，“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史記•吳起傳》記載：“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鄱陽湖)。”可見，揚越之民族必雜苗裔。西南民族的第四個來源是古“濮”族。濮族和百越一起，始居楚之西南，後逐步向南遷移。最後，氐羌、越、苗、濮四大古族，在遷移過程中，逐步融合和分化，演化出若干民族稱謂來。到漢晉時代，出自氐羌系統的有昆明族、叟族、摩沙族等，出自百越系統的有僚、夜郎等，出自百濮系統的有苞滿(布朗)、閩濮、濮等。經過隋唐宋、元明清的遷徙和演化，終至今日，西南逐步形成了苗族、傣族、崩龍族、佤族、土家族、白族、哈尼族、傈傈族、阿昌族、壯族、回族、獨龍族、怒族等20多種民族。
以上西南民族遷徙和分化演變趨勢，似乎與前面講到的中國人基因遷移圖譜大抵一致。
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7頁。
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張沛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30頁。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一版，第27頁。
《魏書•卷一•序紀》以鮮卑族為黃帝少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又云：“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託，謂後為拔，故以為氏。”《周書•文帝紀》稱：“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原注。
王仲孚，“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一文。
《史記•五帝本紀》。
《史記•匈奴列傳》。
《呂氏春秋•離俗覽》。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一版，第39-40頁。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一版，第9頁。所舉諸系包括：華夏系、東夷系、荊吳系、百越系、東胡系、肅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搖系、羅緬系、僰撣系等16大系以及白種和黑種。-引者注。
尤中，《中國西南的古代民族》，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