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的前身——淮軍

“淮軍”是晚清在曾國藩指示下由李鴻章招募淮勇編練的一支漢人軍隊，是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國防力量。

因為兵員及將領主要來自安徽江淮一帶，故稱“淮軍”。1861年（咸豐十一年），太平軍向上海進軍，上海守備清軍不能抵抗，外援英軍未到，是時曾國藩為兩江總督，總督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四省軍務，湘軍駐安慶，上海地方官紳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國藩早有用湘軍制度練兩淮勇丁的計劃，他的得力幕僚李鴻章主動請命招募淮勇，於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慶編成一軍，稱“淮勇”，又稱“淮軍”。其後，淮軍乘英國輪船，闖過太平天國轄境，前往上海，與英、美各軍合作對抗太平軍。

淮軍的編制

淮軍營制眾所周知,淮軍發源於湘軍，因此建立之初淮軍也基本上承襲了湘軍的營制。與湘軍一樣，淮軍編制的基本單位是營,其具體編制為: 步隊：每營505人(含營官),設營官一名。分4哨,每哨108人，設哨官一名，哨長一名，每哨分8隊，每隊12-14人。加上營官的親兵，全營共有38隊，劈山炮2隊，抬槍8隊，小槍9隊，刀矛19隊。此外又有長夫180名。馬隊：每營511人（含營官），設營官1名，幫辦1名。分5哨，每哨102人，設正哨官1名，副哨官1名，馬勇50名，散勇5棚，每棚10名。此外又有伙伕長夫共81人。全營有馬276匹。從同治二年（1863）開始，淮軍改裝洋槍，劈山炮隊改為開花炮隊，人數有所增加，步隊每營加長夫大約700-800人不等。營，是淮軍最大的固定編制。營官以上即為統領，每個統領轄軍少則數營，多則十數營以至數十營不等，無定規，全視該統領地位，實力而定。

從淮軍的營制我們可以看出，儘管裝備了近代火器，採取了西式訓練方法，但淮軍的基本組織結構仍然沒有跳出舊式勇營的窠臼。與同時代西方的編制比較一下，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編制在近代戰爭條件下的不利之處。

首先，在基層組織方面，缺乏排一級編制，基層指揮員嚴重不足。淮軍中，營即相當於現代的營，哨相當於連，隊（棚）相當於班。這些都可以在淮軍和現代軍隊之間找到一一對應，但是，我們會驚訝的發現，現代軍隊中最重要的基本戰術單位，也是培養基層指揮員最重要的崗位——排，在淮軍中卻找不到。哨下面直接就是隊了。此外，淮軍中也沒有營部的概念，一個營官竟然沒有任何輔助他的指揮員，連個副營官也沒有！更不要提參謀長什麼的了。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淮軍的基層指揮員嚴重不足。一個700-800人的營，只有9名軍官，不到現代軍隊的一半。這種編制，無疑是冷兵器時代的產物。

冷兵器時代，遠射火力稀疏，主要靠步兵的白刃衝擊，因此只有密集隊形才能保證足夠的突擊力量。而這在當時的火力條件下也是許可的。隨著火器的出現和其威力的逐漸增加，密集的隊形既不利於發揮己方的火力，同時又成了敵人的絕好靶子，慢慢走向衰亡。步兵的隊行一步步趨向分散化。但我們同時也要認識到，與許多人想當然的想法相反，分散雖然是大的趨勢，但並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尤其是在火器效能尚不十分完善的情況下，過於前衛反而會出問題。

18世紀末，歐洲的火器應該說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各主要國家均基本上實現了火器的普及化和制式化。其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中國古代任何一個時期。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俄國蘇沃洛夫大元帥仍然提出了“子彈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漢”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並不是蘇沃洛夫對武器裝備進步的反動，恰恰相反，這正是由於他對當時射程僅有60-70米，裝填手續極其煩瑣（俄軍火槍兵的標準裝填程式據說有十餘步之多），射速極慢的火槍認識極為透徹的緣故。

因此，俄軍並沒有照搬普魯士人的線式戰術，而是採取了隊形相對密集，利於白刃戰的縱隊隊形。實踐證明，蘇沃洛夫的這一論斷是符合實際情況的。18世紀後半葉到19世紀初，俄軍猛烈的白刃突擊一度曾打遍天下無敵手。土耳其被大大削弱，波蘭被瓜分，普魯士更幾乎亡國。到拿破崙戰爭時期，俄軍成為了唯一一支能與法國陸軍一決勝負的軍隊。但是，歷史是在不斷前進中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蘇沃洛夫的論斷開始過時了。但守舊無能的沙俄將領拋棄了蘇沃洛夫“制勝的科學”的活的精神，而只記住了一些教條。他們仍然機械的堅持著密集的縱隊隊形，而絲毫不考慮物質條件的變化。

淮軍佇列訓練

晚清的軍隊西式佇列訓練，是從淮軍開始的。淮軍在上海跟洋人組成的洋槍隊綁在一起作戰。洋槍隊自美國牛仔華爾死後，由英國的正規軍軍官戈登統帶。戈登是個負責的軍人，因此，洋槍隊雖說是洋官土兵，卻有點兒西方軍隊的模樣了。在太平軍的刺激下，淮軍也開始配備洋槍洋炮，由於有洋槍隊的影響，淮軍不得已也洋槍隊化了，跟洋人學練洋操－列隊，立正，稍息，託槍，齊步走。當年的洋槍洋炮都還是前裝式的，不僅填裝速度慢，而且準頭不大，使用的時候必須排成方陣，前列放槍，後列裝藥，不斷地放排槍，才能對敵方構成較大的殺傷。所謂的洋操，就是為排方陣做準備的，不會洋操的軍隊是排不了方陣的。後來，西方軍隊普遍採用後膛槍炮之後，作戰方式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方陣被淘汰了，列隊出操僅僅作為軍隊操練的基本形式保留下來。戰術變化繁多，軍官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開始了軍官職業化的訓練，強調了軍校教育的重要性。由此，逐漸形成了西方“軍官團”這一軍隊社會團體。

面對這樣的變化，晚清的淮軍卻沒有跟著變，變化的只是武器，他們很快就開始使用後膛槍炮，方陣也被棄用了，其他的變化卻沒有跟上。在洋槍隊時代，軍隊的軍官對洋操一竅不通，所以只能由洋教官來發口令。淮軍的行列口令都是英語，士兵們一聽到“Standup”，就知道是立正；一聽到“Forward looking”，就知道是向前看。後來洋教官走了，喊操的換了中國人。一般是從士兵中挑選出個子高、嗓門大的人，多給他們一點兒軍餉，習慣了，稱他們為“教習”，有時也稱作“靠把”。如果嗓門足夠大，可以在操場上給一千人喊操，軍餉能比普通士兵多一倍。李鴻章跟著西方的形勢，校－北洋武備學堂，但畢業生放到軍隊裡，長官只用他們去喊操，當準洋教官用。

喊操的中國教習實際上依舊是士兵，沒品沒銜，當然也不懂軍事（北洋武備生除外），但是因為嗓門大，軍餉高了許多，而且得到長官的青眼，也不用服諸多士兵必須服的勞役，這讓一些有上進心計程車兵很是羨慕。馮玉祥最初當兵的時候，第一個人生目標就是做這樣的教習。因此他每天早起，跑到郊外操場練習喊操，能喊多響就喊多響，即使大年初一也不間斷。當兵的都笑他是神經病，他也不管不顧。就憑著這麼一股子勁兒，堅持了四年，馮玉祥如願當上了喊操的教習，掙了雙份的薪餉。朝廷成立武衛軍之後，他覺得武衛右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薪餉高，就改投武衛右軍。到了武衛右軍，他發現雖然裡面的軍官都會喊操，但還是讓士兵的教習來喊，薪餉同樣比較高。於是，他就成了武衛右軍裡的喊操教習，然後一步步從副目（副班長）、正目（班長）千起，逐漸升到管帶（營長）。進人民國之後，逐漸熬成旅長，然後成為西北軍的首領。事業的起點，不言而喻，就是喊操。

跟馮玉祥同樣命運的，還有一個楊善德，也是從淮軍投奔武衛右軍的。當年武衛右軍裡喊操嗓門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楊善德，一個是馬龍標。兩人後來都混上去了，楊善德還做了浙江督軍，成為地方大員。

沒有軍功，也不是軍校畢也辦了車官學業，單憑喊操也能喊出名堂來，這是當年中國軍隊的一個特色。學西方，在初級階段耽擱的時間太久，行伍裡的人已經習慣了有喊操教習的生活。一度，立正、稍息、齊步走的洋操跟喊操的人一樣，成為當年中國軍人心目中學習西方的全部。一個喊操計程車兵，無形之中有了領袖的身段，能升上去，也不奇怪。

洋操原本不是花架子，但到了中國人手裡，硬是給成了花架子。

淮軍軍制總結

淮軍的軍制其實是沿用了明朝戚家軍的營軍體制。營是湘軍和淮軍的基本編制單位，同時也是最大的編制單位。這種體制在國內面對太平天國，捻軍時沒有問題，甚至是先進的。

而在近現代西方軍事體制中，團是重要的基層編制單位，有參謀和通訊人員輔助指揮。團以下還有營--連--排--班四級體系，有大量的基層軍官組成基層指揮體系。而淮軍這種古老體制下，軍官數量是很少的，營官之下缺乏基層軍官，每營只有營官和幫帶各1名，下有前後左右親兵各五哨，哨官各1，哨長各1輔助（親兵營不設哨官。）更不要提參謀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