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簡單，戰國時秦法保證了戰爭賞罰的公平。只要建功就能獲爵，能提升社會地位。而統一後，六國的社會層級被剷平了，一律變成亡國之民，接受秦人官員的管控。
這造成秦人與關東的嚴重的對立。普通百姓無法體會到秦法的公平，大姓豪族的權益得不到承認，卻和百姓一併要承受距離更遠，九死一生的徭役兵役。秦政由此成為暴政、急政的代名詞。黔首走投無路之下，只能反抗求生。暴政所激發的反抗，並不僅僅來自農民，而來自關東各個階層。
具體來說：
一、商鞅的變法，使秦人百姓脫離了家族桎梏，直接依附於專制國家。國家使用者籍和什伍連坐控制小民，用普遍的郡縣管理一方，這是組織上的控制。
二、秦國又用耕戰和一賞，逼迫小農只有戰爭這一條路可選。而且只要立功，就能獲得“公平”的利益回報。授爵授田授官授庶子。公平到什麼程度呢？連奴隸立功都會和自由民一樣授一級爵位（而關東傳統是先恢復自由）。農民沒有其他選擇，又能得到公平的回報，所以人人求戰，家家爭功。這是獎懲制度的保證。
荀子概括說：秦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確實，和關東相比，秦民困窘，戰爭是改變命運的有效方式。而對關東作戰，兼併人口土地都可以消化，足以以戰養戰。秦人和國家在戰爭目的上達成了一致。正如《孫子》說的：“使上與下同欲，可使之死，可使之生，而不畏危。”如果是齊人，經商就可以過得很好，斬首賜金的獎賞就要掂量一下值不值得。
秦昭王后期，乾脆從韓魏兩國招攬農民種地，讓秦人專門打仗。秦人透過戰爭獲利且擁有特權的身份更為鞏固了。我們將這樣的階層，稱為軍功地主。
這一切，在統一之後發生巨大的變化。各地郡縣官員都來自秦國軍功地主，他們都是戰爭的既得利益者。而當地的精英豪傑多數只能做小吏，就好像蕭何、曹參、劉邦、韓廣、陳嬰這樣，其上升空間壓著厚厚的天花板。至於普通百姓也都是亡國之民。秦朝雖然稱天下百姓統一為黔首，但是秦朝社會已經不同於秦國，而是出現了深刻的分化。來到關東的秦國人佔據了更高的社會地位。而關東百姓卻很難體會到秦法的公平，更多的是人為造成的刻板殘暴的管理。秦法不再能發揮公平對待全體臣民的作用，戰爭年代刺激全民作戰的制度神器褪色了……
一個社會，你可以不平等（不均等），但不能不公平。公平取決於在階層之間，有沒有合理的流通渠道。統一戰爭結束後，顯然秦人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新的渠道，一個面向關東精英的渠道，來取代“一賞”於戰功的戰時模式。
內戰既然結束，秦人只要做官佔田就可以有更大的回報，戰爭的動力已經不足。反而在盤剝關東百姓方面無比貪婪。秦始皇外事四夷，南北用兵，需要長期戍守，秦人同樣揹負巨大的負擔。此時的耕戰一賞，就沒有那麼大的作用了。
更重要的是，戍卒主要來自於關東，加巨了六國遺民的反抗。所謂農民起義，主要是來自六國百姓，且以楚為最強烈，趙國齊國次之。秦國百姓有投降的，沒有自己揭竿而起的，已經很給秦皇帝面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