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中的下層百姓，尤其是地處偏遠山區的農民，處事大多嚴謹，不肯輕信傳言，一般堅持眼見為實的態度。在作出遷川重大抉擇前，往往還要親自入蜀作一番考察。因此，摸底問路、蒐集相關資訊，就成為遷川準備工作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事實上，省移民大規模的遷川活動，從元末明初就已經開始，並且一直沒有間斷過。隨著區域之間的經濟開發與人口流動，四川地區早就成為外來人口的聚居地。一些來自湖廣、長江中游以及嶺南地區的人民，出於經商、仕宦、從軍或逃荒等性質，先後都有過在川居住或遊覽的經歷。因此，到了清初，當人們為尋求到外省去開拓生存和發展空間時，先輩們在川的經歷既為他們的#1-遷活動積累了經驗，更為他們提供了可靠的資訊來源和抉擇依據。
例如，民國成都《周氏族譜》在追憶先世人蜀過程時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廣東長樂，由於其12世祖遵公曾經在明萬曆年間在四川大竹縣做過知縣，所以對於四川"土沃財豐"的情況瞭如指掌。卸任回到家鄉後，他大事宣傳四川的肥美，"面傳佳話於梓里"。受這一資訊的影響，本族人無不"聞而羨慕之"。這樣，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居粵的周氏家族28派成員，先後徙蜀，分別定居四川27個府州縣。
另一位廣東長樂人張端賢，年方少壯，吃糧當兵，清初曾隨大帥丁葆禎到過四川，看見那裡"山川秀麗，田地豐美，有意上川"。40歲辭糧歸鄉，成家立業。後來，到老的時候，仍"不忘上川"，因而囑告後人說："三代遭劫，脈留一線。蜀地甚好，胡不往歸!"於是，他的兒子們便根據這一資訊，秉承父命，由粵上川，至新都馬家場落業。
但是，無論是來自先輩的訓示啟發，或者是來自別的渠道的輿論鼓動，都只不過是間接的資訊傳播，還不是親身的感受。因此，當某些家庭在作出遷川抉擇之後，為謹慎起見，往往還會派人進一步前往四川考察，以便減少移民過程中的盲目性，為隨後的遷行動鋪平道路。
福建龍巖州龍門人廖可群，早就聽說四川"山水清秀"，兵燹之後"土廣人稀"，最適合"繁育其子孫"。為了驗證這一說法，他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專程到四川遊歷考察。"既歸，遂謀遷徙。"後於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十五日率同六房兄弟叔侄遷，落業於漢安(今四川內江)。這個例子記錄了一個移民家庭，在遷川前親自派人赴川考察的前因後果，具有相當的說服力。遺憾的是，它只提到了移民赴川考察其事，但是卻沒有把考察的情況和心理感受記錄下來。不過，另一個福建人的經歷則把這一遺憾填補起來了。
福建人魏成美，"年方髫齡"，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就在康熙年間攜弱弟由閩來川。他遍遊了西平原上富饒的溫江、新繁、什邡諸邑，看見那裡"田肥美、民殷富"，而"心志不覺大悅"。接著他又來到內江縣的治地漢安(今內江市西)，參觀了當地的各種手工作坊300多個，使他的"心志尤覺怦怦有動"。於是，"遂不憚艱險，仍與弟回閩，攜家來川，居(內江)叢林、高壩等處"。
這個例項不僅記載了魏成美弟兄赴川西平原實地考察的經過，而且還把他的"心志"由"大悅"到"怦怦有動"的過程細緻人微地勾畫出來。這也代表了當時許多移民家庭先期派員赴考察的感受。許多移民家族後來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攜家奔赴四川，正與他們前期的考察經歷和先人為主的良好感受是分不開的。
在"湖廣填四川"移民潮流中，許多家庭大多采取分階段遷徙的方式，先期派一部分家庭成員人川創業，然後，再根據具體情況，決定留居原鄉的其餘人員是否繼續跟進四川。這樣，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員所提供的的資訊，就為留鄉成員摸底問路、瞭解四川提供了重要依據。
原籍廣東長樂人朱大進，"孤身人，至簡州營業，積有資財"。因見四川"土地肥美，可以興家立業"，乃返回原籍攜妻與子同來四川定居。福建汀州府武平縣人邱奇玉乾隆初"獨身來"。乾隆十七年(1752年)，其弟奇才"來川尋兄。歸稟其母"。其母聽後，"遂興樂土之想"。次年(1753年)"挈家人"。顯然，這些繼續跟進入川的家庭，正是借鑑了先行者的經驗，並且沿著他們的足跡進四川的。透過書信的方式，與在川的親人取得聯絡，以聽取他們的見聞感受，獲取可靠的資訊，再考慮是否進川，這也不失為一種穩妥的抉擇方式。這裡又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先行人川的家庭成員，主動與原籍親人聯絡，催促其儘快遷移。
例如，廣東興寧縣人廖進谷，於雍正二年(1724年)作為先導，來到四川，稍有結餘，然後從四川寫信給其父廖體用，"備述蜀中豐樂"，催促他儘快抉擇："不如棄舊鄉而遷樂土。"兩年後，廖體用終於如願來到四川。
二是身處原籍的家庭成員，主動與在川的親人聯絡，催促其儘快將家人接進，實現全家團聚。例如，湖廣永州府零陵縣龔選祖，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次子龔鎧"一人往川，踩踏四地"，繼後舉家前往，居於營山縣文家溝。1年後，龔選祖想到湖廣老家還有一兄三弟，"口體尚難保養"，加之父母年邁，"其不忍"。於是，寫信到楚，"召兄弟陪父母一路來川"。孰料父母雙亡，猶未安葬。在家的兄弟得信後，才將祖業出售，以葬父母，同時"將業價以作到川盤費"。後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初七日起身，經過半年多的時間，始到營山縣文家溝，"弟兄得以團圓"。
與龔選祖的經歷相類似，李氏同樣是哥哥先人蜀，然後召弟弟來川相聚。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哥哥在收到弟弟從家鄉的來信後，才立馬返回湖廣，將弟弟接進四川的。弟弟寫來的這封家書不是普通的信函，而是一首打油詩。
原籍湖廣的李永祚兄弟四人，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奉旨人川"，安插於四川新寧縣(今開江縣)永安鄉(今沙壩場)福壽豐年裡蒙子橋。3年後，以"小布換買汪家灣"而家焉。又5年，仍在原籍的堂弟等得不耐煩了，於是便寫了一封家書寄來。這封家書共28個字，乃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順口溜式的打油詩：弟在湖廣兄在川，提筆未寫淚漣漣，若要兄弟同相會，花再重開月再圓。李永祚讀罷來信，明白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諾言，於是賡即折回湖廣，將兩個堂弟接來四川，從此兄弟團聚。
三是原鄉親屬給先期人的家庭成員寫信，詢問四川真實情況，以便決定是否應該隨後搬家入川。據溫濤《筠連縣客家掃描》一文介紹，乾隆十六年(1741年)，原居於廣東嘉應州長樂縣琴江都玉磨裡的溫元揚三兄弟，同其母張氏及子輩7人上川，後定居於川南一帶。15年後，溫元揚的叔叔紫彩從廣東託人帶來了一封"廣東長樂溫氏致四川宜賓張氏大嫂"的書信。其原文如下：
大嫂張老夫人尊前：
嫂自辛酉年(乾隆六年，1741年)母子四人在家起身往川，倥匆一十五載矣。嫂居西蜀，弟在梓里，暌違兩地，天各一方。奈雲山縹渺，關山難越，音問難、通。又不得同堂面晤，無時不致念也。自初年間，幸接音信一紙，始知所寓有方，雖未獲親臨致詢，殊可以稍慰也。
再侄長成，自甲子(乾隆九年，1744年)年起身進川，至今一十餘載矣，怠後來有音信。雖未知嫂閤家老幼，指日增榮。京在中，福祉亨嘉不卜可知。叔侄朝夕倦會，無日不置於懷也。
再者侄今在川，若果是仁裡之邦，俗厚風淳；肥沃之地，衣食豐足，千祈修音回來，待叔侄兄弟商議裁疊，一同搬家進川，得以聚首同堂，笑言相接，克成樂事也。如川中不過暫時安身，非久計之所，亦望侄順寄一音回來，庶免在原鄉者，思川之念也。
若問叔在家中之事，人口託天，眷顧均叨，安寧之慶，家業如常，無煩侄遠慮也。再者家鄉連年饑饉，谷價騰高，人人困苦，度活難周。老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勝數矣。現今目下谷價每石價錢八百餘。
今因標奇舅爺(按：指溫姓表親鄒標奇)進川，特修一音順寄，見字如面晤也。筆不盡宣。再長兄並嫂墳墓歷祭祀，無煩掛慮。
肅此上大嫂張老夫人尊前暨列侄均覽
夫弟 溫紫彩字侄 溫初順溫初升同稟乾隆二十一年
在這封信裡，遠在廣東的溫紫彩一家，希望先期人蜀的大嫂及其家人，一定要在回信中明確告知：四川是否"仁裡之邦，俗厚風淳；肥沃之地，衣食豐足"，宜於定居之地?如果訊息確鑿，以便家鄉親人"商議裁疊"後，"一同搬家進川"；如果不是傳言中所說的那樣，"川中不過暫時安身，非久計之所"，也務必請"順寄一音回來，庶免在原鄉者，思之念"，以便斷絕來的念頭和打算。
原鄉親屬打探資訊還有一條重要途徑，就是透過向回鄉探親的人當面瞭解情況。廣東巡撫楊永斌說："因惠州地方先年多有人川置產安業之人，時有資訊往來"。由於經常有人從四川回原籍探親或接取親屬赴川完聚，這些人大多親身經歷過遷歷程，並且在川置產安業，因此，當面向他們詢問四川的情況，顯得更為便利簡捷。
光緒簡陽《鍾氏族譜》裡，收錄有一篇重要的民間文獻--《宏予公人履歷》，其中有一段文字，生動記錄了原籍廣東的客家人鍾宏予，在遷居四川簡州四五年後，再返家鄉，與母親團聚，合族俱來問候的熱鬧場面：(鍾宏予)抵門拜謁父母，母見公心廣體胖，公見母身體強壯，不勝歡喜。三弟及合族俱來問候。母曰："兒似富厚還鄉，快說來我聽，以寬母心。"公一一說明，共積錢六百餘串。母曰："才四五年，如何便有此數?"公將癸卯冬入川，一切行止，細說一遍。母極快。敘畢，伯叔兄弟告退，母子同席談論不休。
像鍾宏予這樣，一人返鄉，引來合族以及鄰里俱來關問，其影響範圍是相當廣泛的。從他那"心廣體胖"的外貌、"似富厚還鄉"的舉止以及"積錢六百餘串"的資訊中，原鄉的親戚鄰友自然可以獲取許多有益的資訊!正如劉正剛指出："每年從四川回廣東原籍探親訪友和搬眷之人對四川易富的大肆渲染，無形中又當了宣傳隊，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視窗，向家鄉的父老預示著：四川有一個精彩的世界!"
移民們對在原鄉所獲得的資訊，最感興趣的，除了有關四川"地廣人稀"，較易獲得土地，有利於長遠發展之外，還聽說那裡百物俱賤，便於覓食，生活實惠，容易解決現實的生計問題。例如，有一位以教書為業的"範先生"，在粵東的荒歉面前急於遷川，就曾經"爨火之不舉者七日"。對於這位一連7天揭不開鍋的教書先生及其家庭說來，一個物價便宜的四川，自然是其理想的去處。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帝在一封上諭中說："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這些省份並非歉收，何以"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眾"?廣州將軍署理巡撫石禮哈奏稱："細推其故，只緣省浮於地，粵省浮於人。川省米肉、多賤於粵。"據他查訪，在廣東，有人到處散佈資訊說，"川省米肉平賤，一去落業立可富饒"；也有人稱"川米三錢一石，肉七錢一斤"。另據雍正年間地方官向朝廷的報告稱，湖南境內有眾多廣東入川人民，在回答何以遷川的緣由時說，惠州府因遭災，米價漲至"三錢一斗"，"貧民難以資生，是以前往四川覓食傭工種地"。前引長樂人溫紫彩寫給其嫂張氏的信中也證實，在乾隆年間，廣東當地"連年饑饉，谷價騰高，人人困苦，度活難周"，"現今目下谷價每石價錢八百餘"。
雖然官方極力解釋，四川物價低廉，在於地廣人稀，消費者少，如果消費人數增加，物價自然會上漲，但是，他們所講的這套大道理，老百姓是不愛聽的，同時也不是這樣想的。因為，老百姓算的是另一本賬：四川米價每石3錢，較之於雍正年間惠州"三錢一斗"，二者價差是100倍；較之於乾隆年間長樂每石800餘錢，二者價差將近300倍。在這樣巨大的反差面前，外省移民從切身利益出發，很少有人不為之動心。既然原鄉地狹人多，土瘠民貧，而四川人少地多，物產豐饒，"每畝種一石可收百餘石"；既然原鄉谷價騰高，而四川百物俱賤，米價僅及廣東的百分之一至三百分之一；人們自然是會被這個四川所吸引的。
總之，透過民間傳播的移民資訊，具有感性化、生活化，實用性強，易於為人所接受的特點。正如有的論者所勾畫的，其內容可能是遷移路線的詳細介紹，遷移途中會遇到的各種困難和有趣的事情，定居地的自然、人文環境，自己如何適應異鄉的氣候、習俗、語言、生活條件，創業獲得了怎樣的成效，遷入地的發展前景等。這些資訊從信中或移民本人口中聊天式地娓娓道來，是那樣生動、具體、豐富多彩，對那些急切希望透過遷移改變生活境遇的資訊接受者來講，更加具有誘惑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歷史條件下的外省移民遷川活動中，活躍著一種專門以遊說移民入川為職業的人--"包攬棍徒"。這種"包攬棍徒"透過如簧之舌，極力鼓吹"省易於度，一去人籍，便可富饒"。他們就是看準了身處偏遠山區的農民，不諳外部世界情況，急於外遷求富的。理，不惜採取散播蠱惑性資訊，進行訛言煽動。一當這些農民在他們的遊說下，決意辭家遠徙，他們又充當中轉站的業務，包攬引路，送其人川，以達到撈取"包銀"的目的。正是由於有這種職業遊說人無孔不入的介入，才使得那些誘導移民遷川的資訊，傳遍了原鄉的每一個角落。
摘自《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作者：陳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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