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短史記
圖注：黃帝飛昇圖
文 | 楊津濤
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尚不足一百年。
皇權與龍
在中國早期典籍中，龍通常是作為給神仙、帝王代步的交通工具出現。
如韓非子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在《山海經》裡，有“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又有“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等記述。孔子告訴弟子，黃帝“乘龍扆雲”、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這個時候，龍的地位和馬差別不大，只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①在傳說中，龍是可以被豢養，所謂“古者畜龍,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甚至能被食用。②
秦漢時期，龍的地位得到提升，與帝王身世發生聯絡。
秦始皇有“祖龍”之稱。漢高帝劉邦的出生，則被渲染為“其先劉媼……（被）蛟龍踞其上，已而有孕，遂生高祖”。
但龍與皇權之間的這種聯絡，並不穩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龍並非官祭的物件，而僅充當某種工具。如漢武帝時制定的“郊祀之禮”中，龍乃是車伕和護衛的角色。直到宋朝，宋太宗令“祭九龍”；宋真宗又令“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等諸星在天河內者，凡五十位”，龍才成為地位普通的受官祭者。
再以龍袍為例。元朝以前，龍袍並非只有皇帝能穿。依照禮法，帝王、貴族、高官在衣冠上使用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等12種紋飾，被稱為“十二章紋”。其中日、月、星辰地位最高，歸帝王獨享，至於山、龍等，諸侯、大臣也能使用。梁武帝時有人建議讓王侯用鳳凰代替龍，唐高宗時有人建議用麒麟代替龍，都因阻力過大，最後不了了之。北宋時被迫採用一種折中的辦法，允許正、從一品官員用龍，但只能是“降龍”，把“升龍”留給皇帝。③
龍成為皇家專屬是從元世祖開始的，他下令民間禁止銷售紋龍的布料。元仁宗又下令，官員服飾一律不許飾龍。但元朝規定龍是“五爪二角者”，無論民間，還是大臣都藉機鑽空子，製作或穿著只有四爪的龍紋服飾。遲至明、清，龍紋才被帝王大範圍應用在衣服用品、宮殿裝飾上。一項統計顯示，僅故宮中的太和殿，各種龍紋、龍雕中出現的龍就有13844條。甚至於故宮中的痰盂、燭臺上都繪有龍的圖案。④
龍雖然與皇權的勾連較多，但帝制時代民間百姓對龍的祭祀，卻並沒有以之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俗中，龍往往代表著一種負有具體職務的神祗，甚至以興風作浪的“惡神”的形象出現，而被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所斬殺。
圖注：頤和園中的龍雕
聞一多發明“龍圖騰”
經元、明、清三代帝王強化後，龍成為皇室的象徵。晚清時，出於外交需要設計了黃龍旗，龍進一步成為清朝的標誌。
至於龍變為所有中國人的圖騰，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則是民國之後的“發明”。
1903年，嚴復第一次把“圖騰”這個概念介紹到中國。簡言之，“一大群人，彼此都認為有親屬的關係，但是這個親屬的關係，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認在一個特別的記號範圍內，這個記號，便是圖騰。”⑤
到抗戰前後，圖騰學說盛極一時。知識分子出於救亡目的，急於普及、論證中國的民族概念，以便讓民眾能團結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⑥
起初，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龍僅僅是中國史前眾多圖騰之一。如呂振宇認為，“馬，牛，羊，豬……林，河，山……龍，馮，蛇，風……等”都是中國的“原始圖騰”；在圖騰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的李伯玄，最重視的是鳳圖騰和玄鳥圖騰，龍圖騰僅偶爾提及。姜亮夫較早致力於論證龍是中國的圖騰，其理由是：“夏”字本義“一定是個爬蟲類的東西”，而夏的宗神禹，也是龍蛇一類。但這種觀點，既缺乏說服力，也未造成多少影響力。
聞一多是“龍圖騰”這一概念最重要的發明者。
在《伏羲考》中，聞一多說：龍“是一種圖騰，並且是隻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具體來說，“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做‘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Klan）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
聞一多對龍的定義，雖已成常識，但經不起推敲。如學者施愛東指出的那樣，首先，歷史上的龍紋不斷變化，聞一多描述的龍形象，宋朝才出現。其次，聞一多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隨意拼接、裁剪史料。第三，因材料不足，聞一多甚至常常將假設作為前提，以至《伏羲考》中充滿了“假如”“假定”“也許”“恐怕”……。⑦更為重要的是，聞一多所謂“化合式的圖騰”的發明，沒有人類學理論為支撐。⑧
這些理論漏洞，聞一多本人未必不知道，但他更注重的是現實功效。如其自述，他希望“透過解讀古代神話，讓民眾知道他們有共同的來源，以激發他們的民族意識”，以救亡圖存。至於這種“歷史知識”是否靠譜，則屬次要。
所以，聞一多需要的只是這樣一個結論：
“龍族的諸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的本位文化……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徵。”
不過，即便是“龍圖騰”的發明者聞一多，也對自己的這一發明的現實功效，是否一定良好，缺乏自信。所以，他又非常糾結地寫道：“龍鳳”在帝制時代，已成為“帝德”與“天威”的標記，“一姓的尊榮，便天然的決定了百姓的苦難”，“龍鳳”二字不禁令人“怵目驚心”，所以 ，“要不然，萬一非要給這民族選定一個象徵性的生物不可，那就還是獅子罷，我說還是那能夠怒吼的獅子罷，如果他不再太貪睡的話。”
“龍圖騰”的發明者，對究竟是做“龍的傳人”，還是做“獅子的傳人”，尚在遊移不定。
圖注：商朝的龍紋
一曲走紅
聞一多在獅子與龍之間遊移不定時，美國人從背後幫忙推了一把。
《伏羲考》發表於1942年；同年，賽珍珠的小說《Dragon Seed》（龍種）在美國出版，小說描述了中國普通百姓在日軍南京大屠殺後不屈的生存狀態。米高梅公司以高價買下小說改編權，又斥巨資打造場景、服裝、道具，並組建以凱瑟琳·赫本為首的明星陣容，拍攝出了同名電影《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內容基調，受控於當時美國政府最重要的官方宣傳機構“戰時資訊辦公室”，旨在突出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向世界傳播中國抗戰的努力。《Dragon Seed》（龍種）一詞，助力了“龍的傳人”之說在中國知識界的成型。
《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出現，實際上是對晚清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龍”的醜化的一種撥亂反正（譬如，義和團事件後，紐約《世界》雜誌曾發表一幅漫畫，以一隻張牙舞爪的龍，暗示著中國對世界的威脅）。
不過，這種“撥亂反正”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隨著四九年的天地翻覆與冷戰格局的出現，“龍”再度以不友善的形象成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代稱（如1963年9月13日美國《時代週刊》以一艘載滿中國民眾及領袖的破舊龍舟為封面）。只不過，這種形象，在冷戰時期，已不能像抗戰時的《Dragon Seed》那般，被再度反饋給中國。
1978年，侯德健創作歌曲《龍的傳人》，“龍圖騰”終於如決堤之水，被所有中國人所接受。
這首歌被收入各種歌曲集。如1981年中國廣播電視臺編的《臺灣歌曲選——校園歌曲臺灣民歌》，1982年四川廣播電臺編的《廣播歌曲集》，1982年河北省群眾藝術館編的《田園新歌》等等。1988年，侯德健獲邀在春晚上演唱了《龍的傳人》，更是紅遍大江南北。有學者認為：這首歌迎合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心情”，“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共鳴”。⑨
由於侯德健的身份是出走大陸的臺灣歌手，因此“龍的傳人”這個詞在最初具有一定統戰含義，常被用來指稱兩岸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華僑。如1985年《望長城內外——愛國主義隨筆》一書中，說從臺灣駕機回大陸的黃植誠、李大維等是“龍的傳人紛紛回到了龍的故鄉”。後來這個詞在各個場合，都成為中國人的代稱。
略言之，龍最早只是皇權裝飾物（拉車）的龍，後來進化為皇權的象徵（龍袍），再後來被聞一多重新發明，始逐漸成為一種民族圖騰。
圖注：侯德健回大陸受到接見
註釋
①③施愛東：《龍的政治：從通天坐騎到皇家奴役》，《民族藝術》2011年第2期。本期專題材料、觀點絕大多數來自施愛東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謝；②袁第銳：《“龍的傳人”說質疑》，《社科縱橫》1995年第2期；④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0頁；⑤⑦⑧施愛東：《龍與圖騰的耦合：學術救亡的知識生產》，《民族藝術》2011年第4期。在西方圖騰理論中，圖騰必須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東西，龍顯然不是。圖騰社會中的多數特點也並不適用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尤其是外婚制——同一圖騰的部族間不允許通婚。而在人口眾多的上古中國，顯然是無法實行外婚制的。⑥仲林：《圖騰的發明：民族主義視域下的<伏羲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⑨張伶俐、吉成名：《“龍的傳人”一說的由來》，《文史雜誌》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