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建杭
夜色難免黑涼，前行必有曙光。
2021年農信系統中的機構分化持續加劇，13家上市農商行貢獻了全國農信機構中五分之一的淨利潤；而對於中小規模的縣級農商行來說，在面對來自全國性商業銀行的業務競爭下，則在力爭存貸款的規模增長穩定。
無論成績如何，農信改革或將在2022年翻開新篇章。北京工商大學區域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楊德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國家大力推動下農信社改制至今，農信系統已走到歷史轉折點。
自2003年啟動農信社新一輪改革開始，省聯社改革五大模式之爭曾一度非常熱鬧，但隨後陷入沉寂。直至2020年銀保監會發布《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實施意見》，再度提及省聯社改革。2021年監管層的重要會議上皆談到省聯社改革，並透露出各省改革方案的上報進展。
箭在弦上
在2021年，監管層對於省聯社改革有多次公開表述。
公開資訊顯示，2021年12月27日2022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指出，“支援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分類推動農村信用社改革”。
而在此前半個月，2021年12月10日，銀保監會黨委書記、主席郭樹清主持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議要求，銀保監會系統要持續推動完善銀行保險機構公司治理，支援各地“一省一策”加快省聯社改革。
此外在2021年10月21日，銀保監會公開表示，“絕大部分省份已經上報深化農信改革的方案。”
記者採訪的多位關注省聯社改革的人士均表示，2022年，省聯社改革將有破冰式進展，或有不止一家省聯社改革方案細節公佈。
有農商行人士告訴記者，因涉及到人員變動等原因，省聯社改革方案細則在未正式公佈之前，除各省相關的工作小組的參與人員之外，外界都無法獲知詳情。目前，其所在省由主管副省長牽頭組成9人的領導班子，班內成員包括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辦）、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省人民銀行等相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省聯社改革具體的細節都需上報後，再根據工作安排確定公佈。
在過去一年中，多個省農信系統出現人員變動。不完全統計可知，2021年河南、貴州、廣州等省聯社領導層出現人事變動，部分省聯社一把手換人。
有關注省聯社改革人士告訴記者，“目前多個省農信系統的高管從此前的系統內調任，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原銀保監高管、大型商業銀行高管來就任農信高管，也透露出農信改革的程序在加速。”
此外，在2021年多省市的“十四五”金融業發展規劃中都提到省聯社改革內容，江西、安徽、陝西更明確表示要爭取將省聯社改革列入全國試點。
事實上，農村金融機構所展現的金融活力已超過其他銀行業金融機構。
根據銀保監會發布的2021年三季度銀行業保險業主要監管指標資料，截至2021年9月末，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下同）總資產已達到45.24萬億元，同比增長10.4%，佔銀行業金融機構的13.3%。
農商行作為我國地方金融的主力軍，在支援地方經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農村金融機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5.98萬億元，高於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普惠型貸款總額。
業內也有觀點認為，金融機構普遍面臨風險控制、支援經濟發展的雙重問題，省聯社改革在關注行業風險控制的同時，如何實現支援經濟發展的目標也是需討論重點。
發展困境倒逼改革程序加速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希淼表示，目前農商行近幾年的發展總體較好，但存在一些細微問題，未來隨著金融改革深化，也對省聯社的服務能力有了更高要求，這也倒逼省聯社改革程序加快。
對於自2020年開始出現的省聯社改革程序加速，業內觀點認為，這與農商行的生存壓力增加，省聯社現有的服務能力無法滿足農商行發展有關，也就是目前農村金融機構所面臨的複雜的市場環境，是推動省聯社改革加速的內因。
楊德勇告訴記者，中國是農業大國，第一產業一直佔經濟發展的較大比例，第一產業的穩定發展涉及到民生、人口、城市化轉移和社會穩定等，農信社系統對此有較大支援作用，農信社系統作為國家第一大涉農金融機構，有力的支援了中國農業經濟發展。
農村金融機構從政策層面界定了農商行支農支小服務“三農”的特點，但也因限制資金省內流動等要求，影響當地中小農商行的發展，在與本地的商業銀行競爭時，面臨限制，如商業銀行牌照齊全，多數市場都可准入，但區域性質的農商行市場準入受限，所有資金不能出省。
作為服務“三農”的主力軍，農商行“以農為本”，立足縣域及以下地區提供金融服務，但從同業競爭上看，農商行於其他型別的商業銀行相比，在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模式、業務模式、產品上，並未體現出縣域金融的獨特性，在低成本負債，為使用者提供綜合化服務時，甚至面臨劣勢。
此外，中小銀行的風險釋出也是推動省聯社提高服務能力的重要原因。
農商行的資產質量在較大程度上受制於當地經濟發展情況，隨著2021年持續的經濟下行對農商行有較大沖擊，產能過剩、地方政府高負債、房地產槓桿高的地區出現農商行不良率普遍增加的情況，直接影響銀行資產質量。
農商行面臨自身信貸業務結構不合理，貸款集中度高，化解不良的能力弱，不良化解能力單一，以及此前對不良貸款的認定寬鬆等因素的影響，生存困境加大。
省聯社改革能否有效解決農商行目前面臨的困境？對此問題，業內觀點認為，此前爭論依舊的省聯社改革模式也是在探討改革後是否真的能起到利好作用，但目前來看，最終改革方案細則落地執行，到效果顯現還需時間考驗。
針對省聯社改革的監管方針已明確，按照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的原則，不搞“一刀切”。但此前針對不同的省聯社改革模式的探討有過多輪討論，目前對於改革的具體模式，集中在四種方案：成立統一法人的農商行；轉型為金融服務公司；改製為銀行控股公司；組建為聯合銀行。
董希淼告訴記者，目前聯合銀行模式呼聲較高。省農商聯合銀行從職能上可承接原省聯社職能，起到服務、指導、協調和行業管理；此外還可增加新的業務功能，如發行金融債券，代理發行、兌付、承銷債券，同業拆借，外匯業務，衍生產品交易，金融產品代銷，股權託管等；最後有利於申請新的資質牌照，理財子公司、科技子公司、保險代理公司、股權託管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
聯合銀行在增加提供服務和管理職能的情況下，可以增加農商行的競爭力。對於省聯社改革效果落地，董希淼認為，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但很難說多長時間有明顯效果，未來仍需檢驗不同省聯社改革模式的效果。
行業分化，頭部聚集效應明顯
不同體量、不同資產規模的農商行，對於省聯社改革的渴求度也不同。業內普遍認為，中小行社更亟須改革來改善生存環境。
董希淼認為，中小行社更加期待省聯社改革，因為小型法人機構更需要藉助大型平臺的力量。省聯社改革無論選擇哪種模式，最終導向都是服務能力增強，管理能力增強，對於小規模的農商行的支撐力度會更大。
隨著國內直接融資比例的提高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化，“金融脫媒”和存貸利差收窄是大勢所趨。銀行業紛紛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提高中間業務收入比例。但以理財業務為例，目前除重慶農商行設立理財子公司外，絕大多數農商行目前無法達到申請理財子公司牌照的門檻，中小行社在被動接受代銷理財產品時，在與其他銀行的競爭力上存在壓力。
此外，小型行社對於科技系統的需求，受制於人力成本、後期維護和運營成本，小型行社也難以獨立負擔一個完整的技術團隊，更不用說在面對流動性風險時的壓力。
董希淼認為，近幾年為了防控風險，成立市級農商行，本質上也是增強縣域農商行的抵禦風險的能力，中西部地區的部分小型農商行面臨生存困境，對於省聯社改革增強服務能的迫切性更高。
在農信系統中的兩極分化及虹吸效應下，基層小行社將面臨更大的生存問題。
根據公開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我國農村商業銀行實現淨利潤1808億元，同比增長8.4%。換言之，13家上市農商行2021年前三季度共實現淨利潤357.63億元，佔比不到1%的上市農商行創造了全國農商行五分之一的淨利潤。
2021年，由1300多農商行、3000多家信用社組成的農村金融機構，在分化效應明顯，頭部聚集效應明顯的局勢下，中小行社的報團聚集效應更加明顯。
2021年7月，哈爾濱聯合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開業，該行吸收了原哈爾濱市呼蘭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哈爾濱市阿城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哈爾濱市雙城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債權債務。
8月，在原涪城農信聯社、遊仙農信聯社、安州農商銀行的基礎上新設合併組建的綿陽農商銀行也正式掛牌成立。
10月，樂山農商銀行正式掛牌成立，該行由地處樂山市四個區轄內的樂山三江農商銀行、五通農信聯社、沙灣農信聯社、金口河農信聯社等四家行社合併組建而成。
此外，楊德勇認為對於目前省聯社改革還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如省聯社改革模式由上而下推動，基層聯社存在的問題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解決？全國上千家農村金融機構，體量規模千差萬別，地域不同面對的情況也不同，無法透過一刀切解決問題，要如何充分照顧到中小農村金融機構的利益？這些問題仍有待充分討論。
